河南
"啪！"一沓皱巴巴的钞票重重砸在斑驳的八仙桌上，几张十块的纸币散落开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旧旧的光。
"读！我供他读！"大姐林秀芳站起来，瘦削的脸上写满倔强，"谁也别劝了。"
那一年我十五岁，刚刚收到中专落榜通知书。那张薄薄的纸片像一把刀，把全家人的希望割得稀碎。父亲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母亲在灶台边抹眼泪，二姐和弟弟低着头不说话。只有大姐，她用一种近乎决绝的语气说出了那句话。
1990年的夏天格外炎热，知了在窗外的梧桐树上叫得撕心裂肺。我们家住在县城边上的旧工厂宿舍区，父亲是下岗工人,母亲在街道工厂做临时工，一家六口挤在不到五十平米的两居室里。那个年代，中专意味着包分配、铁饭碗，是我们这样家庭孩子最现实的出路。
我考砸了，差了十二分。
"算了吧，林浩。"父亲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明年复读再考中专，或者我托人给你找个工厂学徒的活儿。"
母亲哽咽着说："都怪妈没用，要是家里条件好点……"
"不是这个问题。"二姐小声说，"读高中要三年，学费、生活费，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中专只要两年，出来就能工作。咱们等等明年再考，稳妥点。"
弟弟才十岁，似懂非懂地看着我，眼睛里有担忧也有困惑。
我低着头，咬紧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我知道他们说的都对，读高中风险太大。可我不甘心啊。班主任王老师说我考得不错，如果冲高中，三年后考本科有希望。可希望能当饭吃吗？希望能缴学费吗？
就在这死一般的沉默里，大姐突然站了起来。
"我供。"她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我在服装厂上班，每个月能拿一百二十块。我不吃不喝也要供弟弟读高中。"
"秀芳，你胡说什么！"父亲猛地站起来，"你明年就要结婚了，你自己都没攒够钱！"
大姐今年二十三岁，在镇上的服装厂当车工，跟同厂的张师傅谈了两年恋爱，两家已经定下明年春天办喜事。按照当时的规矩，女方要准备嫁妆，最少也得准备个两三千块。大姐这两年省吃俭用，也才攒了一千五。
"婚可以推，书不能停。"大姐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心疼也有期待，"林浩是咱家最聪明的孩子，不能就这么耽误了。"
"可是张家那边……"母亲欲言又止。
"我去跟建国说。他要是不同意，这婚不结也罢。"大姐说得决绝。
那天晚上，大姐真的去找了张建国。 我趴在窗口，远远看见两个人在路灯下站了很久。 张建国是个敦厚的小伙子，在供销社当售货员，人老实本分。 他们说了很久的话，我看见大姐几次抬手擦眼泪，最后张建国伸手拉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张建国提着两斤猪肉来我家。他挠着头，憨憨地笑着说："叔，婶，秀芳说得对。林浩聪明，该给他机会。婚礼往后推推，我不着急。"
父亲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拍了拍张建国的肩膀。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的眼睛红了。
就这样，我背着打了补丁的书包，走进了县一中的校门。
高中的学费是每学期一百二十块，加上书本费、住宿费、生活费，一个月至少要八十块。 大姐每个月给我寄六十块，剩下的父母想办法凑。 为了省钱，大姐把服装厂的午饭停了，每天中午就着开水啃自己带的冷馒头。
我是听同在服装厂打工的邻居李婶说的。李婶说，大姐中午从不去食堂，总是一个人坐在车间角落里，啃两个馒头，喝点白开水，然后趴在缝纫机上眯一会儿。有时候饿得头晕，站起来都打晃。
那天晚上我接到大姐的信，信里只有短短几行字："浩弟，姐这个月给你多寄了十块钱，天冷了，买件厚点的外套。 好好读书，别惦记家里。 "
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十块钱，对大姐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要在车间里多加十几个小时的班，意味着她要在寒冬腊月的夜里踩着缝纫机到深夜，意味着她的嫁妆又要往后推。
我开始疯狂地学习。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书，晚上熄灯后还要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做题。我不能辜负大姐，不能让她的付出白费。
高一的期末考试，我考了年级第十五名。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我的肩膀说："林浩，好好干，你有希望考本科。"
我把成绩单寄回家，大姐回信说："浩弟争气，姐高兴。不过别太拼命，身体要紧。"
可大姐自己呢？她一点也不惜命。
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大姐晕倒在车间里。厂里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是严重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那天父亲接到电话，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从不抽的烟盒里翻出最后一根烟，手抖得连火都划不着。
我听说后立刻从学校跑回来，在医院见到大姐。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吓人，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张建国坐在床边，眼睛通红，紧紧握着大姐的手。
"姐……"我的声音哽咽了。
"傻弟弟，姐没事。"大姐虚弱地笑笑，"医生说了，休息几天就好。你快回学校去，马上要期中考试了。"
"姐，我不读了。"我跪在床边，泪如雨下，"我回来找工作，挣钱给你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