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母亲的棺木刚下葬不到三个小时，那个二十多年没踏进过我家门槛的舅舅，竟然带着两个壮汉堵在了老宅门口。他那张和我母亲有三分相似的脸上，没有半点悲伤，只有毫不掩饰的贪婪。
他斜着眼，吐掉嘴里的烟蒂，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你妈走了，这房子和地，也该物归原主了。」我当场就愣住了，还没从丧母之痛中缓过神来，就掉进了另一个冰窟窿。
01
母亲的葬礼，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和唢呐声中，终于在下午四点画上了句号。农村丧葬“一条龙”的服务队效率极高，我刚用手机给包席的王老板结了账，他们的人就已经把折叠桌椅“哗啦啦”地收好，装上那辆半旧的蓝色卡车，一阵黑烟过后，就急着赶下一场了。
偌大的院子，瞬间从人声鼎沸变得死寂，只剩下风卷起纸钱灰烬的“沙沙”声。地上像是被洗劫过一样，到处都是皱巴巴的烟头、瓜子壳和小孩吃剩的零食包装袋，宴席上啃剩的骨头被村里的土狗叼得到处都是，一片狼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混杂着香烛、火药和饭菜馊味的古怪气味，闻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大姐李秀英，像往常一样，默默地拿起靠在墙角那把磨秃了的竹扫帚，一声不吭地开始清扫。她的背微微佝偻着，每一下都扫得很用力，仿佛想把这满地的狼藉，连同心里的悲伤，都一并扫出去。我蹲在西边那堵土墙的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雾熏得我眼睛发涩，流出来的不知道是泪还是烟油。
二姐李秀芬和三姐李秀琴在堂屋里收拾母亲的遗物，屋里不时传来翻动箱子和柜子的声音，每一下都像砸在我心上。我知道，她们在找的，不仅仅是母亲留下的几件旧衣服，更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和青春。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忙碌着，谁也没有说话，仿佛一开口，那股强忍着的悲伤就会冲垮我们最后的防线。直到傍晚五点半，夕阳把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长到几乎要触及堂屋的门槛，我们才意识到，是时候离开了。这个我们从小长大的家，从今天起，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大姐家住在离这里三十多公里的汉中市区，她看着我们三个，声音沙哑地提议：「走之前，咱们在院子里合个影吧，就当……就当是跟这老屋做个最后的告别。」
这个提议让我们都愣住了。我们姐弟四个，加上各自的家庭，这么多年来，竟然连一张正儿八经的全家福都没有。二姐从屋里拿出了那个挂在堂屋正中央的巨大镜框，那与其说是全家福，不如说是一个家族照片的“大杂烩”。最中间是父母年轻时的黑白结婚照，照片上的父亲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英气逼人；母亲梳着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笑得比蜜还甜。周围，则是一圈一圈地镶嵌着我们姐弟几个从小到大的照片，从穿着开裆裤的黑白照，到后来我们各自结婚生子的彩色照，再到孙子辈的满月照，一代又一代人，就这么拥挤地“住”在同一个镜框里。
外甥女用她的最新款手机给我们拍了好几张。我们四个并排站在堂屋门口，背后是斑驳的木门和褪色的对联。我们都努力地想挤出一丝笑容，可嘴角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眼神空洞得能跑进一整片荒原。“咔嚓”声响起的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被定格的不是我们的影像，而是我们这个家分崩离析的瞬间。
02
拍完照，大姐一个人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先是走到院子东南角的鸡窝旁，那里已经空了，只剩下几根零落的鸡毛。母亲在世时，这里总是养着十几只芦花鸡，每次我们回来，母亲都会抓一只最肥的炖汤。那鸡汤的香味，似乎还飘荡在傍晚的空气中。
然后她又走到西边的菜园子，里面的番茄架子已经倒了，黄瓜藤也早已枯萎，杂草长得比半人还高。大姐伸手拔了几根最碍眼的草，又颓然地放下了手。她知道，这片生机勃勃的菜园，再也不会有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圈红红地说：「老四，现在政策变了，不让烧七了。等妈的百天，你无论如何都得回来一趟，我提前帮你把东西都准备好。」
我使劲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看着她坐上大姐夫那辆有些年头的本田车，车窗摇下来，她冲我挥了挥手，眼泪终于决了堤。我死死地盯着那辆车，直到它在村口拐了个弯，消失不见，心里那股巨大的悲凉，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
大姐是我们姐弟里最沉稳、最像妈的一个。今年已经五十八岁的她，从小就是个“小大人”，家里家外，什么活儿都抢着干，利落得像一阵风。在那个年代，大姐夫一个城里工厂的正式工，愿意娶她一个农村姑娘，足以证明大姐有多优秀。
可她的命，就像村里老人说的，“有点苦”。结婚没几年，赶上了下岗潮，大姐夫的铁饭碗“哐当”一声就碎了。为了养家，大姐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菜，从天不亮一直站到天黑，一站就是二十多年，硬生生把一双腿站出了严重的静脉曲张。可她从来没跟我们诉过一句苦，每次回娘家，都把最好看的衣服穿上，笑呵呵地给我们讲城里的新鲜事。
但这一次，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无助。我知道，她哭的不仅仅是母亲的离世，更是哭那个能让她放下所有伪装、回来喘口气的娘家，彻底没了。
03
送走了大姐，二姐也准备动身了。二姐李秀芬是我们姐弟里最要强，也是飞得最高的一个。她是恢复高考后，我们村第一个正儿八经考出去的女大学生，当年那张西安外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被我爸用塑料膜包了好几层，在村里炫耀了整整一个夏天。
后来她留在了西安，嫁了个当地的大学老师，生活在我们看来，算是相当体面了。但光鲜的背后，是数不尽的辛酸。她工作忙，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常年加班；婆婆身体又不好，需要她照顾；加上前些年交通不便，从西安回我们这秦岭深处的家，光路上就得折腾一整天。所以她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都像个匆匆的过客，屁股还没坐热，就又得赶着回去。
她从墙上小心翼翼地取下了那个承载了我们家几十年记忆的“全家福”镜框，用一件母亲的旧毛衣仔仔细细地包好，说要带走。
她抱着那个沉甸甸的镜框，站在院子中央，站了很久很久，像一尊雕塑。「以后要是想家了，就只能看看这个了。」她没有哭，声音却在发抖，那只抱着镜框的手，因为太过用力，指节都捏得发白，死死地抠着镜框的边缘。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小时候，有一年夏天，她放暑假回来，给我带了一本《射雕英雄传》。我看得入了迷，晚上非要缠着她给我讲郭靖黄蓉的故事。她嘴上说着“烦死了”，却还是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在满天繁星下，给我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沉沉睡去。
如今，那个会给我讲故事的姐姐，也要带着我们共同的回忆，奔赴她那个人生地不熟的战场了。我多想跟她说一句：“二姐，要是累了，就回来歇歇。”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她没有退路。
04
三姐李秀琴是嫁得最远的一个。她性子烈，像一匹野马，从小就不安分。初中毕业，死活不肯再念书，揣着几十块钱就跟着村里人跑去南方打工了。在外面漂了几年，认识了现在这个三姐夫。
两人没少折腾，从广东的电子厂，到浙江的服装厂，最后不知道怎么就跑去了新疆的库尔勒，在那里承包了一片果园种香梨。路途遥远，加上果园忙得一年到头都脱不开身，三姐夫这次根本就没回来，只有她带着已经二十出头的儿子，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才赶到家。
母亲下葬那天，三姐在坟前哭得最撕心裂肺。她长跪不起，哭到后来嗓子都哑了，只能发出野兽般的“嗬嗬”声，额头在湿漉漉的泥地上，磕出了一个紫黑色的印子。我和大姐、二姐怎么拉都拉不起来，那一刻，我感觉她像是要把自己活埋在母亲的坟前。
我知道她心里的苦和悔。她这些年过得并不好，“没有选对人”这五个字，母亲生前跟我们念叨过无数次。三姐夫好赌，脾气又暴，这些年三姐没少受委屈。她那个被寄予厚望的儿子，也没念出个名堂，早早辍了学，在社会上瞎混，干的都是些出卖力气的活儿，和我那个老实巴交的三姐夫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母亲重病这两年，三姐好几次在电话里哭着说想回来看看，可新疆到陕西，几千公里的路，来回一趟，路费加上耽误果园的工夫，损失太大。她被生活牢牢地钉在了那片遥远的土地上，连回来尽孝，都成了一种奢侈。
临走前，三姐扶着院子角落里那棵比她年纪还大的枇杷树，站了很久很久。这棵树是她上小学时，从山里挖回来的小树苗，如今已经长得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她的手在粗糙的树皮上反复摩挲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她和外甥要先坐二姐的车回西安，然后再从西安转火车去新疆。车门打开，她迟迟不肯上去，回头拉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老四，你说……妈走了，我们这个家，是不是……是不是就散了？」
我心里一紧，强忍着泪水，用力摇了摇头，拍着她的手背说：「姐，说啥傻话呢！怎么会散呢？有我呢！咱们永远是一家人！」
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们姐弟四个，大姐70年的，二姐73年的，三姐78年，我是80年的。我们就像院子里这棵老枇杷树，在父母的荫蔽下一起长大，可长到一定高度后，就开始分杈，每一根枝丫都朝着不同的方向，拼命地生长，离得越来越远。大姐在汉中，二姐在西安，三姐在新疆，而我，在成都。
05
我是最后一个走的，负责锁门。
三个姐姐都走了，整个院子彻底空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最后一次，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座老房子。
这房子是父母在1988年盖起来的，当时花了足足一万三千块钱。在那个万元户都凤毛麟角的年代，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为了盖这座新房，父母几乎是倾尽所有，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债。但当这座青砖红瓦的大瓦房在村里拔地而起时，它是全村最气派的房子，没有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搬进新房那天晚上，母亲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给我们包了她最拿手的酸菜猪肉馅的饺子。一家人围着那张崭新的八仙桌，父亲喝了半斤自己酿的苞谷酒，满脸红光，激动地拍着桌子说：「看着吧！从今天起，咱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那一年，我刚好八岁。从八岁到十九岁，我在这座房子里度过了我整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后来，我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那里工作、结婚、生子，安了家。
从成都回汉中老家，直线距离不过五百多公里，但因为要翻越秦岭，高速公路上隧道一个接一个，开车至少要六七个小时。为了避开堵车，我每次回家都是深夜出发，第二天清晨就能到家。
每一次，无论我多早到，父亲总是已经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搬个小马扎，坐在村口那个废弃的石灰窑旁边等我。远远地看到我的车灯，他就会站起来，用力地挥手，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而母亲，则会提前一天晚上就用石磨磨好米浆，第二天一大早就焯好豆芽、切好黄瓜丝，灶膛里的柴火烧得旺旺的，保证我到家的第一时间，就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汉中热面皮。
可这一次回来，一切都变了。来的时候，我车子的后座上，放着的是母亲的骨灰盒。那一路，我把车开得极慢，走走停停，心里充满了矛盾。我既想快点回到家，让母亲落叶归根，可又害怕回到那个没有了父母的、空荡荡的家。
原本我计划在成都给父母买一块好点的墓地，再把父亲的骨灰从老家迁过去，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可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坚决不同意。那时候她喉咙里插着管子，已经说不出话了，但她用尽全身力气，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拼命地摇头，眼神里满是祈求。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回老家，想和父亲葬在一起，葬在这片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父亲是2016年8月走的，因为常年干重活，积劳成疾，走的时候才六十八岁。父亲走后，我们都想接母亲去城里生活，可她哪里都不肯去，她说城里的楼房像个鸽子笼，憋得慌，她就想守着这座老房子，守着她和父亲共同的回忆。直到2023年，她的身体彻底垮了，我才不顾她的反对，强行把她接到了成都。
母亲在老家时，把院子打理得像个花园。豆角、茄子、辣椒、西红柿，还有南瓜，藤蔓爬得满墙都是。每次我们从老家回城里，后备箱里总是被塞得满满当当，全是她亲手种的、不打农药的绿色蔬菜。
我走进父母的卧室，床头柜上，母亲那个掉瓷的搪瓷茶缸和她的老花镜都还在原处，上面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我伸出手，想擦掉那层灰，可指尖触碰到镜片的一瞬间，又缩了回来，我怕擦掉的，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一点气息。
06
厨房是母亲生前待得最久的地方。家里至今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砌的土灶，母亲总说，柴火灶烧出来的饭菜，比煤气灶的有灵魂，更香。灶门前，放着一个用麦秆编的草墩子，那是父亲还在世时，闲暇时亲手编的。父亲的手很巧，编出来的草墩子又结实又平整。这么多年过去了，草墩子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泛着温润的光泽。
我蹲下身，用袖子把草墩子上的灰尘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拿出手机，把厨房的每一个角落——那口被烟火熏得乌黑的大铁锅，那个挂在墙上、掉了漆的旧碗柜，那个装着母亲腌的酸菜的陶罐——全都拍了下来。我像一个贪婪的窃贼，想把这里的一切都装进手机，我怕，我真的怕，有一天我会忘记这里的模样。
灶屋旁边，还有一个低矮的偏厦，我们当地叫“厦子”，里面堆放着一些农具和杂物。角落里，静静地停放着一辆废弃了多年的架子车。车轮的橡胶已经老化开裂，车身上布满了蛛网。
这辆架子车，曾经是我们家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的父亲，身强体壮，赤着膀子，浑身晒得黝黑，拉着满满一车粮食或者肥料，从田埂上走回来。他的脊背被纤绳勒出一道道深深的红印，汗水浸透了他的裤子，可他的脚步却异常坚定。每次干完活回到家，他总会先去院子里的水井旁，用冰凉的井水狠狠地搓一把脸，然后再上桌吃饭。
院子一直没有装大门，就是用几根竹竿随意地拦着。我小时候问过母亲，为什么不装个气派的大铁门。母亲笑着摸我的头说：「傻孩子，装了大门，外面的人就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时间久了，就没人愿意上门了。开着门，大家路过，还能进来喝口水，说说话，多热闹。」
母亲的话，我当时不懂，现在却明白了。那扇敞开的门，是父母对这个世界敞开的怀抱，是他们淳朴好客的象征。
我锁好了所有的门窗，准备去房子后面开车离开。刚走到院门口，就碰到了隔壁的肖大伯。他佝偻着背，手里拿着一把锄头，看样子是刚从地里回来。
他拉住我的手，那只布满老茧的手异常粗糙，却很温暖。「娃啊，别太难过了。你爸妈都是村里顶好的人，走得也算安详，没受太多罪。以后有空回来，就到大伯家来，大伯给你下我们家自己做的浆水面吃。」
肖大伯也七十多了，和我父母做了一辈子的邻居。父亲去世那年，就是肖大伯跑前跑后，当的总管，帮我们操持了所有的事情。
我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点了点头，哽咽着说了声：「谢谢您，肖大伯。」眼泪，又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07
就在这时，我准备拉开车门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一辆黑色的、看起来价格不菲的奥迪A6，在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极其扎眼，正缓缓地从村口那边驶了过来，最后稳稳地停在了我家老宅的门口，堵住了我的去路。
车门打开，一个穿着黑色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看起来比我爸还显老的男人从驾驶座上下来了。他嘴里叼着一根中华烟，眯着眼睛打量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
我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我妈唯一的亲弟弟，我的亲舅舅，刘国强。
紧接着，副驾驶和后座也下来两个身高体壮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紧身的黑T恤，手臂上纹着龙虎，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
我彻底傻眼了。我舅舅，这个自从我外婆去世后，因为和我爸因为一点陈年旧事闹翻，二十多年来跟我们家老死不相往来，连我爸去世都没露过面的亲舅舅，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而且还带着这么两个人，这架势，哪像是来奔丧的？
肖大伯也看出了不对劲，他把锄头往地上一顿，皱着眉头问：「国强？你来做啥？你姐的葬礼都结束了。」
我舅舅根本没看肖大伯一眼，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把嘴里的烟吐在地上，用皮鞋尖碾了碾，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开口了，那声音，像是生了锈的铁器在摩擦：「李建军是吧？都长这么大了。你妈走了，这房子和地，也该物归原主了。」
“物归原主？”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血液一下子冲上了头顶，「舅舅，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物归原主？」
「什么意思？」他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已经泛黄的纸，在我面前抖开，「意思就是，这房子，你爸当年盖的时候，就抵给我了！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我死死地盯着那张纸，上面确实是父亲的字迹，写着一张欠条，说因为盖房向刘国强借款一万五千元，如无力偿还，愿以此房抵债。落款时间是1988年。
我感觉天旋地转。这怎么可能？我从来没听父母提起过这件事！一万五千块！在1988年，那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如果真有这笔债，我妈不可能一个字都不跟我提！
我身后的肖大伯也冲了上来，一把抢过那张欠条，凑到眼前看了半天，然后气得浑身发抖：「刘国强，你还要不要脸！你姐尸骨未寒，你就拿着一张不知道哪里来的破纸来讹你外甥？当年你姐夫盖房子，你连一块砖都没搬过，你还有脸说借钱给他？」
「老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舅舅身边一个纹身男立刻上前一步，恶狠狠地推了肖大伯一把。
我赶紧扶住踉跄的肖大伯，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我指着舅舅的鼻子，声音都在颤抖：「你别血口喷人！这欠条是假的！我爸不可能跟你借钱！」
「假的？」舅舅脸上的笑容更得意了，「是不是假的，咱们可以去对质啊。哦，我忘了，你爸妈都死了，死无对证了。反正今天，这房子我要定了！识相的，就乖乖把钥匙交出来，不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个壮汉，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
我的手机在这时候疯狂地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着三个字：大姐。
我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大姐焦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老四，你还没走吧？刚才村里的王婶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带人去咱家了，是不是真的？他想干什么？」
紧接着，二姐、三姐的电话也一个接一个地打了进来。显然，村里已经炸开了锅，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到了她们的耳朵里。
我握着滚烫的手机，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亲舅舅，又回头看了看这座承载了我们所有记忆的老房子，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愤怒，像两只巨手，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喉咙。我们这个刚刚失去了主心骨的家，还没来得及悲伤，就要面临被彻底撕碎的危险。
我死死地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母亲的灵堂还透着一股冰冷的死气，这个所谓的亲舅舅，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像一头嗅到血腥味的饿狼，要将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都吞噬殆尽。
他那张得意的脸，和那两个虎视眈眈的打手，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我死死地困在原地。我看着那张漏洞百出的欠条，父亲那熟悉的字迹此刻却像一把尖刀，插在我的心上。
我一个常年在外地的教书匠，面对这种地痞流氓式的讹诈，我毫无办法。舅舅看我迟迟不说话，不耐烦地啐了一口：「小子，别他妈的跟我装死！我数三声，不交钥匙，今天我就让你躺着出去！」
他身后的两个壮汉，开始“咯咯”地活动着手腕，一步步向我逼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坠入了无边的黑暗，难道我们这个家，真的就要在今天，被这个畜生不如的亲人，彻底毁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