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亲信跑断腿，国民党元老齐出面！吉鸿昌的命为啥还是保不住

有时候，想救一个英雄，比打一场败仗还让人绝望。

尤其这英雄还是你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而要他命的，是当时最有权势的那个人。

这事儿得从1934年那个秋天说起。

泰山上的冯玉祥，日子过得挺憋屈。

他手底下的西北军早就散伙了，自己也跟个隐士似的待着。

可这天，天津那边递过来一个消息，让他整个人都炸了——吉鸿昌，他最看重的一员猛将，在法租界让人给抓了，接着就转到了北平军分会，明摆着是凶多吉少。

要说这吉鸿昌，在西北军那帮老伙计里，算是个异类。

他不是冯玉祥最早那拨“十三太保”圈子里的人，纯粹是靠着一股子不要命的劲头，从大头兵一步步干上来的。

冯玉祥就喜欢他这股愣劲，觉得他身上有股子匪气，更有股子正气。

所以，西北军里头，除了韩复榘、孙连仲那几个老牌亲信能当上一方诸侯，就数吉鸿昌最受抬举，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宁夏省主席。

冯玉祥是真把他当自家孩子看的，手把手地教，把能给的都给了。

后来西北军在中原大战里输得精光，树倒猢狲散，以前围着冯玉祥转的人，一个个都去找新码头了。

只有吉鸿昌，这人实诚，觉得冯先生对他有恩，不能在这种时候掉头走。

冯玉祥最落魄的时候，吉鸿昌就跟个贴身保镖一样，寸步不离。

这份情义，在那个年头，比金子都稀罕。

可吉鸿昌这人，骨头太硬，眼里揉不进沙子。

当时蒋介石那边定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说白了就是先别管日本人，把自家地盘上的事儿捋顺了再说。

吉鸿昌不干，他觉得这是混账逻辑，国都要亡了，还在这儿跟自己人斗。

他一气之下，跑去组织抗日同盟军，在长城边上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

在老百姓眼里，他是英雄；但在蒋介石眼里，他就是个不听话的刺头，是个破坏“大局”的罪人。

所以，他这一被捕，基本上就是一张早就签好字的死亡判决书。

冯玉祥在泰山上急得团团转，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他知道这事儿难办，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吉鸿昌就这么没了。

他得捞人，不管用什么法子。

第一条道，是想靠老百姓的嘴。

在那个人说了不算的世道，有时候，成千上万人的声音汇到一起，兴许能让那些铁石心肠的人哆嗦一下。

他立马叫来心腹邓哲熙，让他赶紧往北平和天津跑。

任务就一个：把吉鸿昌是抗日英雄这事儿，嚷嚷得全天下都知道。

邓哲熙也是个办实事的人。

到了地方，腿都没歇一下，就开始串联。

他找那些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去大学里见那些有学问的教书先生，跑商会跟那些有钱的老板聊，逮着报馆的记者就拉着不放手。

他翻来覆去就讲一件事：吉鸿昌是怎么在战场上杀鬼子的，他提的那些抗日主张是怎么回事。

他想让大家明白，被关起来的这个人，不是什么乱党，是个实打实为国家流过血的汉子。

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让报纸刊登这些事。

他希望舆论能像潮水一样涌起来，把南京政府那堵墙给冲开个口子。

可那时候的报纸，哪敢乱说话？

稍微过火一点，第二天就得关门。

所以，这事儿虽然在民间激起了一些动静，但传到当权者耳朵里，就跟蚊子叫差不多，根本动摇不了人家的决心。

第一条路眼看走不通，冯玉祥心里跟明镜似的，光靠老百姓喊是没用的。

他得走上层路线，找国民党里那些说得上话的老家伙们试试。

他脑子里立马蹦出几个人名：李烈钧、程潜、于右任。

这几位都是国民党的元老，资格老，面子大，跟着孙中山干革命那会儿，蒋介石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冯玉祥连夜写信，又拍了加急电报。

信里的话写得那叫一个恳切，把吉鸿昌为国抗敌的功劳一件件摆出来，就差跪下求这些老前辈出面，去跟蒋介石说说情，看能不能留吉鸿昌一条命。

他想着，大家都是党国元勋，总得讲点旧情吧。

可他想错了。

那时候的蒋介石，权势正如日中天，说一不二。

这些元老在他眼里，就是些供起来好看的牌位，真到决策的时候，他们的话根本不好使。

那几位老先生也确实去找了，可蒋介石那边就是打哈哈，客客气气地把人送走，回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他早就下了决心，吉鸿昌这种敢公开跟他唱反调的军人，留着就是个祸害，必须除掉。

这第二条路，也就这么断了。

两条路都堵死了，冯玉祥的心一点点往下沉，但他还没死心。

他又想到了第三条路：找那些现在手握兵权的西北军旧部。

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另一个是坐镇平津的宋哲元。

这俩人，当年都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现在都是一方霸主，手里有兵有地盘。

冯玉祥琢磨着，这俩人要是肯出面联名作保，蒋介石多少得给点面子，毕竟动了他们，北方就可能不稳。

他又派邓哲熙去跑这一趟，意思很明白，就是让韩、宋二人出个头，把吉鸿昌保下来。

结果，比前两次更让人心寒。

韩复榘和宋哲元，俩人跟商量好了似的，都客客气气地拒绝了。

理由找得冠冕堂皇，但意思都一样：这事儿我们管不了。

说到底，还是利益。

一方面，吉鸿昌在西北军里虽然地位高，但跟韩、宋这些人不是一个山头的，私交没那么深。

更重要的是，他们怕为了一个已经失势的吉鸿昌，得罪了南京那位手握生杀大权的蒋委员长。

万一惹得蒋介石不高兴，自己的位子和地盘都可能保不住。

在自己的前途和老同僚的性命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

三条路，全都是死胡同。

冯玉祥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能求的人也都求遍了。

他彻底绝望了。

最后，他做了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屈辱的事。

他放下了跟蒋介石斗了半辈子的恩怨和面子，亲自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请他“网开一面”，饶吉鸿昌不死。

要知道，冯玉祥是什么人？

是跟蒋介石掰过手腕、打过中原大战的死对头。

让他低头，比杀了他还难受。

为了救吉鸿昌，他连自己最后的尊严都押上了。

然而，这最后的挣扎，也只是泡影。

蒋介石的命令下得又快又绝。

吉鸿昌被捕才半个多月，就被拉到了北平天桥的刑场。

1934年11月24日，枪声响了。

吉鸿昌就义前，在雪地上用树枝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消息传到泰山，据说冯玉祥一整天没说一句话。

他从此再也不对蒋介石抱有任何幻想。

几年后，日本人全面打了进来，冯玉祥走遍大江南北，到处演讲，号召全民抗战，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走吉鸿昌没有走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