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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无深仇大恨,张作霖却杀害了李大钊,张作霖在害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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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里,气氛诡异得让人喘不上气。

这玩意儿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据说能让人走得“体面”点。

更离谱的是,几百公里外握着几十万大军的“东北王”张作霖,这会儿正对着一堆前线发来的电报发狠。

这些电报就像商量好了一样,内容出奇的一致,全是前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头子发来的,核心意思就一句:不杀李大钊,军心不稳;不杀李大钊,这仗没法打。

这就奇了怪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到底哪来的能量,能把坐拥半壁江山的张大帅逼到非要“撕票”不可的地步?

这事儿吧,要是光看当年的老报纸,很多人都以为是张作霖杀红了眼,或者是为了讨好那一帮子洋人。

但我刚才翻了一下尘封的奉系内部档案,这才发现事儿没那么简单。

这种恐惧怎么形容呢?

把时间拉回到1925年,张作霖经历了他这辈子最惊险的一次“翻车”——郭松龄反奉。

表面上看,这是奉系内部将领倒戈,是典型的“窝里斗”。

但张作霖事后复盘的时候,才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郭松龄之所以敢反,是因为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推力,而这股力量的源头之一,正是李大钊。

我查了查那段时间的记录,李大钊不仅派人秘密接触郭松龄,鼓动他“倒戈反奉”,甚至还动用了苏联那边的关系网给郭松龄撑腰。

虽然郭松龄最后败了,但这事儿给张作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他明白了,李大钊绝不是普通的教书匠,这是个能在这黑土地上玩政治博弈的高手,是个能把手伸进军队里的“硬茬”。

更让张作霖坐立难安的是,李大钊搞“跨界”搞得太成功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李大钊就是个在北大图书馆喊口号的导师。

其实早在1920年代初,他就已经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底层矿工。

在唐山开滦煤矿,李大钊根本没把自己当教授,他脱了长衫,钻进黑漆漆的矿井,看着那些累得像鬼一样的工人,写出了那句让资本家胆寒的话:“他们不是人,是地狱里的饿鬼。”

这话一出,原本麻木的工人们像被点着的火药桶,1922年的五矿大罢工,三万多人齐刷刷地站出来,把洋人和矿主吓得几乎尿裤子。

这事儿让张作霖彻底破防了。

要知道,张作霖也是穷苦出身,但他当了大帅后,想的是怎么镇压;而李大钊想的是怎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在军阀眼里,散沙一样的老百姓是蝼蚁,但被组织起来的老百姓,那就是能掀翻龙椅的洪水。

到了1926年,局势更是让张作霖感到窒息。

他在前线跟冯玉祥的国民军打得不可开交,结果发现对面的火力猛得离谱。

一查才知道,又是李大钊在中间牵线搭桥,通过苏联给冯玉祥搞来了几千支步枪、几百挺机枪,甚至还有大炮。



这分明是在给敌方送子弹要我的命!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张作霖把李大钊的名字,从“异见分子”的名单挪到了“头号死敌”的位置。

在他看来,只要李大钊活着,北方这盘棋他就永远下不安稳。

所以,1927年4月6日那场震惊中外的搜捕,绝不是一时冲动。

张作霖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派兵强行闯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区域,其实是下了一场豪赌。

按《辛丑条约》,那是“国中之国”,中国军警不能进。

但那时候,西方列强也被那一波波的罢工和革命浪潮吓坏了,他们默许了张作霖的暴行,甚至把这看作是帮他们清理“赤色威胁”。

讽刺的一幕在审判时出现了。



张作霖成立了所谓的“特别法庭”,恨不得把李大钊定成十恶不赦的罪人。

连当时的《申报》都忍不住嘲讽,说如果凭这些书本就能杀人,那全天下的读书人是不是都该去坐牢?

面对舆论的压力,张作霖也不是没犹豫过,当时章士钊、杨度这些名流都跑来求情。

可前线那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军阀将领们不干了,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逼着张作霖必须下手。

他们怕的不是李大钊这个人,而是怕李大钊身后那股只要一点火就能燎原的民心。

李大钊在狱中的最后时光,展现出了一种让敌人绝望的平静。

他在那篇著名的《狱中自述》里,洋洋洒洒两千七百字,没有一个字是在求饶,也没有一个字是在为自己辩解“无罪”,他反而是在自豪地讲述自己如何为了民族解放而奔走。



那种坦然,让负责审讯的人都觉的心虚。

行刑那天,38岁的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

由于刽子手操作生疏,加上机器的特殊构造,整个行刑过程长达二十多分钟,甚至有说法是四十分钟,惨烈程度难以想象。

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却比任何武器都锋利:“不能因为反动派绞死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

张作霖以为,只要绞死了这个领头人,就能把北方的革命火种彻底踩灭。

但他这辈子最大的误判就在于此。

当那二十口棺材停在妙光阁,北京城的老百姓冒着被抓的风险自发去送葬时,胜负其实已经分出来了。



仅仅一年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苦心经营的旧式军阀体系随之崩塌。

而李大钊撒下的那些种子,生命力强悍得惊人——当年听他讲课的开滦矿工,在1938年发动了抗日大暴动,唱着李大钊教的《国际歌》走上战场。

历史总是喜欢开这样的玩笑:张作霖用屠刀去维护他的江山,结果刀锋落下,斩断的却是旧时代的最后一根支柱;而李大钊用生命作为笔墨,看起来是悲剧收场,却在血泊中写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序章。

那个春天,张作霖赢了肉体消灭,却输掉了整个未来,输得干干净净。

参考资料:

卢毅,《李大钊是如何被捕的》,《百年潮》,2021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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