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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天井里的那口青石缸,是阿公留下的。缸沿爬满墨绿的苔,水总是满的,映着四方的天。阿公说:“这缸里的水,不单是雨水,是福气。满一点,浅一点,都有定数,强求不得。”
我那时不懂。只觉得阿公守着这片临街的老铺,修了半辈子鞋,日子清苦得像缸底沉淀的细沙。铺子对面,阿雄的摩托车修理行,从早到晚响着冲击钻的嘶吼。阿雄是镇上最能“折腾”的人,什么来钱快就做什么,拆房子、运砂石、开棋牌室,后来还包了段公路。他的钱包鼓了,肚子也鼓了,手指上的金戒指能晃花人眼。他常踩着锃亮的皮鞋,踱到阿公铺子前,嘬一口茶:“阿叔,修一双鞋十块八块,攒到几时?这世道,钱不挣,就亏了。”
阿公总是笑笑,用那双布满裂口和胶渍的手,不紧不慢地敲打着鞋掌。他的背佝偻得厉害,像一张被岁月拉满又松了弦的弓,可眼神是定的,手是稳的。他常说:“阿雄啊,人活一世,是活个‘全乎’。你看这缸,水满了,是福;可你要急吼吼地把水全舀出来,缸就干了,再下雨,也蓄不住了。”
阿雄自然是不信的。他更信攥在手里的、能点出响的钞票。他把“福气”全变成了工地上的水泥、赌桌上的筹码、酒席上的排场。他有段时间风光无限,三层小楼最先在镇上立起来,鞭炮放得震天响。
变故来得悄无声息。先是工地出了事,赔了一大笔;接着是体检单,肝脏亮起了红灯。他像一只突然被扎破的气球,迅速瘪了下去。再见到他,是在镇医院的走廊,他瘦得脱了形,金戒指松松地套在指骨上。他望着窗外,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阿叔,我好像……把本钱花过头了。”
那年深秋,阿公在一个无风的早晨静静走了。他走得安详,像一片熟透的叶子,自然飘落。整理遗物时,除了几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就是一匣子工具,和一本密密麻麻记着人名的簿子。谁家老人腿脚不便,他上门修鞋从不收钱;哪个孩子学费紧,他悄悄塞过一些;几十年来,他修补过的鞋,怕是能堆成山。
出殡那天,景象让我永生难忘。长长的送行队伍,沉默地跟着灵柩,从镇头排到镇尾。人群里有颤巍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人,有眼圈发红的中年汉子。没有喧天的锣鼓,没有铺张的排场,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凝在空气里的东西。一个被阿公资助上大学的年轻人,跪在灵前,重重磕了三个头,哽咽道:“阿公没给我钱,他给我的,是路。”
那一刻,我忽然听懂了阿公关于“水缸”的话。阿雄急于把“水”舀出来,变成看得见的楼与车,水舀干了,人也就枯了。而阿公,他一生似乎都在做一件相反的事——默默往那口看不见的生命之缸里,一瓢一瓢地添水。那水,是他手上的功夫,心里的善意,是日复一日的“不亏欠”。他没有巨额存款,可他的“福气”,却在他离开时,化作了整整一条街的送行与眼泪,化作了许多人心口一点不灭的暖意。这福气,他带得走,也留得下。
如今,老铺还在,青石缸也在。每当天光透过瓦隙,落在满盈盈的水面上,我仿佛又看见阿公佝偻的背影。他一生未曾“挣”到大钱,却似乎从未“穷”过。他让我明白,真正的财富,或许不是你急切变现的“现金”,而是你从容存入生命的“本金”。那本金,是你行走世间的安然,睡梦里的安稳,和最终离去时,灵魂的丰盈与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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