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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天井里的那口青石缸，不知蓄过多少年的雨水。缸壁的苔藓绿得发乌，用手一摸，是沁骨的凉。阿公说，这里头盛的，是看不见的年成。

那时候，我总趴在缸沿，看水里游着的一尾红鲤——那是阿公从溪里捞回来的，说让它“镇一镇这缸水的魂灵”。水面晃晃悠悠，映着被屋檐裁剪成四方形的天，时而湛蓝，时而灰白，偶尔落进几片榆钱，那红鲤便悄悄浮上来，用唇轻轻碰一下，又缓缓沉入墨绿的深处。阿公的日子，就像这缸水，静得几乎没有声响。

他的修鞋铺子临着老街。门脸窄小，光线昏沉，空气里永远浮着皮革、胶水和铁锈混合的气味。阿公坐在那张被岁月磨出油光的矮凳上，脊背弯成一道坚韧的弧。他的手，像两截老树根，皲裂，粗粝，却异常灵巧。锥子、斩刀、麻线在他指间听话极了，一扎，一穿，一拉，那些破损的鞋履便重新有了筋骨。敲打鞋掌的“叮叮”声，是这条街上最安分的节拍。

街对面，是阿雄摩托车行的喧嚣。冲击钻的声音能刺穿耳膜，阿雄的嗓门比冲击钻还响。他像是被一股无形的飓风催着，从修车到包工程，再到后来的砂石场，步子迈得又大又急。他的头发永远用发胶梳得光亮，金链子垂在鼓起的胸膛前，手机铃声总是最流行的曲子。他常斜倚在我家铺子门框上，皮鞋尖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地。

“阿叔，”他嘬一口我阿婆递上的粗茶，眼睛却瞟着街上来往的小轿车，“您这手艺，能传世，可不传财啊。这世道，钱是活水，不流进来，人就渴死了。”

阿公不答，只将手里的鞋翻个面，对着光，眯眼检查鞋底的纹路。半晌，才缓缓说：“阿雄，你看我这缸。”他枯槁的手指向天井，“水满了，是老天给的。可你要心急，非一下子全舀干，这缸就裂了。人呐，有时候得信，有些东西，存着比花了踏实。”

阿雄便笑，是那种混着怜悯与优越感的笑。他觉得我阿公是旧年的榆木疙瘩，被雨泡发了，再也雕不出新花样。他的世界是加法，是裂变，是恨不得把明天的钱都贴现到今天来花。他的楼房最先在镇西头拔地而起，阳台摆满名贵盆景，夜里灯火通明，像是把星星都摘了下来，囚在自家窗口。

可后来，最先暗下去的，也是他家的灯。

先是工地上摔了人，家属披麻戴孝坐在他气派的客厅里。接着是砂石场被查，罚单像雪片。再后来，听说他夜里常疼得睡不着，去医院一查，肝里长了东西。他肉眼可见地塌了下去，不是瘦，是那种从里面被蛀空了的垮。金链子摘了，因为脖子瘦得挂不住。有一次，我见他独自站在他家冰冷的大理石台阶上，望着我家天井那方小小的天空，眼神空落落的，像两口干涸的井。

阿公走得很静，在一个桂花香得能醉死人的秋晨。没有痛苦，只是像倦极了，合眼睡去，再没醒来。整理他那间小卧房，除了一床一柜，就是那匣跟着他几十年的工具，每一件都磨出了手泽的温润。还有一本毛了边的笔记本，里面用铅笔细细记着：某年某月，给东头孤老陈婆修鞋，未收钱；某年某月，垫付街尾刘家孩子急用书本费若干……

出殡那日，长长的队伍从巷头蜿蜒到巷尾， silent 的，只有脚步声和压抑的抽泣。送行的人，许多我认得，更多我不认得。有被阿公悄悄接济过的学子，有几十年鞋子只认阿公修补的老人，有曾在这里歇脚喝过一碗茶的外乡人。没有哀乐喧天，但一种比声音更沉重的东西，压在这条老街上，压在每个人心头。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灵前长跪不起，他说：“阿公没给我什么钱，他给了我一条能走得更稳当的路。”

我回头，再看一眼天井里那口青石缸。秋阳斜斜照进来，正好落满一缸。水面澄澈，映着高远的天。那尾红鲤，安然地停在光影交界处，仿佛也懂得这院子的哀伤与完满。

阿雄的“活水”，终于流干了。他把所有的“水”都急急泼洒出去，浇灌他的楼，他的车，他的排场，最后，自己站在了干裂的土地上。而我的阿公，他一辈子，似乎只是守着这口看不见的“缸”，每日往里添一点点——是掌心磨出的温度，是麻线连起的善意，是无数个“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轻轻挥手。他从未富有，可当他离开时，那“缸”里满溢的东西，化作了整条街的泪水与思念，化作了时光也冲不淡的、关于“人”这个字的，最温润的注脚。

财富是什么？阿雄以为，是攥在手里沉甸甸、能作响的东西。阿公知道，是当你摊开手掌，里面空无一物，却能让看见的人，心里莫名一软、一暖的那个瞬间。那尾红鲤轻轻摆尾，搅动一缸光影。有些福气，真的急不得。它得像苔藓一样慢慢长，像雨水一样静静蓄，像阿公手上的老茧，一层层，都是光阴与心性，踏实实垫在生命底下，让你走得稳，行得远，最后离去时，能像一片饱含水分的秋叶，落得轻盈，且滋养了另一片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