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楚谦|文
摘要:新闻学正在被吃掉,不是大口吞掉,而是隐秘的、悄悄的、换心不换皮的蚕食。真正的危机在于“置换”,“蚕食”到最后便是真正的替代。在学科融合与技术迭代的掩护下,“传播”的逻辑,快、广、爽,正在全面吞噬“新闻”的逻辑,真、深、准。技艺的退化、认知的悬浮,再到灵魂的精英化,是一个依次下坠的堕落曲线。推荐学新闻的楚谦同学之锐评,一篇深度批判的雄文、檄文、重磅好文,读得学新闻、做新闻、研究新闻的汗流浃背。如何拯救失去灵魂的新闻专业?评论区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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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种气象来形容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科,那一定是热岛效应。光看大数据,这是最炙手可热的学科之一,考研赛道拥挤不堪,社交媒体上万物皆媒,算法流量盛宴日夜不休。然而,在这股热浪的中心,忧心忡忡的学者陈力丹看到了学术的悬浮,失落的记者看到了新闻业务退化的荒疏,而更多的新闻学子则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失重。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看到了一种深藏其后的脱壳——新闻学正在被吃掉,不是大口吞掉,而是隐秘的、悄悄的、换心不换皮的蚕食。
我们面临的困境并非简单的衰落,毕竟社会对信息的需求从未如此饥渴,真正的危机在于“置换”,“蚕食”到最后便是真正的替代。在学科融合与技术迭代的掩护下,“传播”的逻辑,快、广、爽,正在全面吞噬“新闻”的逻辑,真、深、准。
1、手段置换了目的
新闻学的核心手艺本是“核实”与“叙事”,然而在算法主导的今天,这一核心正在被“分发”与“营销”所置换。
一位新闻学者曾痛批一种新黄色新闻:醒目的大黄加大红字幕、罐头笑声、一段掐头去尾的监控视频,再加上一个充满挑逗或惊悚的标题。其实已然成为了许多主流媒体融媒体转型的标配。我所见的客户端新闻短视频几乎看不到记者奔赴现场的身影匆匆,而是演变成了“社媒裁缝”——几张网传截图、一段官方通报、一段意义不明的视频再加上评论区网友的愤怒言论,一篇爆款报道就此诞生。当媒体开始用表情包代替社论、用网传代替核实时,它感知的触角就已经坏死了,甚至美其名曰“年轻化”,实则空有青年之美名,掩盖轻率之实质。
从粉发女孩被网暴致死到川大女生偷拍乌龙、胖猫之死的千层翻转抑或是种种通报疑云,一层一层的反转令人关注,但最终致人麻木。媒体在这些事件中往往不再扮演“把关人”的角色,而是沦为情绪流量的回音壁,这种甚至懒得打一个电话核实的惰性、闭眼全文转载的轻易,直接导致了舆论场的反转成为常态。
b站百万浏览的“学新闻学的”讽刺视频刷不到尽头,周遭对新闻的失望亦延伸至对新闻人的失望,使新闻专业的学子们无法自证、无力辩解、无可奈何,对新闻学的信心也于风雨飘摇中日渐稀薄——学新闻就像“他不打我时挺好的”。当小编取代了记者,当“怎么传得快”压倒了“到底什么是真的”,新闻学便失去了手艺人的粗粝感,只剩下光滑而廉价的传播术。在“二传手”式的生产模式中,记者不再需要奔赴现场,只需蹲守评论区,不再需要交叉验证,只需等待官方通报。倘若社交媒体偏好浅薄与反转,新闻生产便削足适履,无异于主动让渡了对复杂世界的解释权。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新闻学者指出,核实真相是记者的职责,各个利益相关方各执一词,都希望自己的“真相”成为唯一的“真相”,如果缺乏有效的核实机制,就会形成扑朔迷离的后真相社会。要填补这层空心,我们必须重拾对事实的洁癖,新闻编辑课教会我们所见并非所是,那我们便做目光最锐利的侦探;批判性思维教会我们不要丝滑地落入一个显而易见的陷阱,那我们便要刺破流畅的默然。前者教我们发现伪装,后者使我们有力构建。新闻若要“使无力者有力”,新闻人必将先使那去伪存真的阵地固若金汤,只有当我们提供的真实性高于算法拼凑的信息流时,“目的”才能抵御“手段”的蚕食,填补我们曾失落的技艺的空心。
2、错置具体性的谬论:概念置换了现实
技艺的荒疏往往伴随着认知的逃避。当实践领域出现巨大塌陷时,理论界本应提供解释纠偏,但他们却通过开垦一片概念飞地来置换鲜活的现实土壤。新闻在理论层面失了“地气”,我们又该站在哪里?于是我们来到空洞的第二层。
如果说业界的新黄色新闻是出于生存压力的无奈,那么学界的“空心”则更像是一种智力上的逃避。当学者们忙着引用福柯、哈贝马斯来为案头纸屑镀金时,窗外正在发生的真问题却被遗忘了。大学新闻学课堂更是显见,每每要提交结课论文时,同学们有关于人工智能形塑新闻传播业的连篇累牍,却鲜有对县级融媒体新闻荒漠化的扎实调研;我们热衷于用刚从python课、数据挖掘课学来的炫酷模型图表分析舆情数据,却少有论文真正追踪哪怕是一位外卖骑手、一位卡车司机,去看见这些数字劳工在新算法冲击下的真实生存状态。因为深入田间地头需要眼力、脚力、笔力、脑力,那些新闻人曾引以为标的东西,而复制粘贴高深莫测的理论只需要一部手机。
新闻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便“空”掉了解释世界的灵性,只剩下阐释概念的惯性。那些充斥着话语腐败、认知逃避的学术生产,正在批量制造“专业的他者”。理论的空心使得新闻学在面对社会巨变时丧失了话语权,只能躲在晦涩的术语背后掩饰对时代的失语。
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案例是,学者陈力丹披露了一件“18世纪北美报纸号召民众捐旧布造纸”的简单史实,竟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被拔高为“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物质基础”,报纸发布广告征集旧布,被夸张为“旧布造纸与新生美国的集体认同和权力网络”“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连结”,并拼接了“空间生产”“全球本土化”等一连串后现代术语,甚至连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朴素演讲也被某些研究者肢解为“分众传播”“话语接合”等西方理论注脚。
要扭转这种认知的空心,学界必须戒除理论上瘾。当某些学者把通俗的中文翻译成难度更高的中文以大秀新闻学的门槛,实则是一场藏匿自卑心的大秀;用语言的复杂度展示工作量,实则展示的是贫瘠的实际思考量。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中翻中”,而在于能否用“实事求是”的尺子丈量中国的土壤。当我们愿意用真话、人话去回应真问题,新闻学的理论才能重新获得解释世界的效力。
3、锁死在中产过滤泡:精英置换了大众
技艺沦为流量奴,理论躲进象牙塔,最终导向的便是精神的三层空洞——公共性的丧失。这是新闻学最致命的“空心”。
新闻学之所以被公众看重,不在于它能传播得多快,而在于它承诺为无声者发声、无力者给力。然而,这一核心正在被“圈层化”和“精英化”所置换。全球新闻业报告中提到的“缙绅化”趋势,在中国同样显著。今天的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甚至学生,大多是生活在北上广深或新一线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性人。他们的生活半径、社交圈层、平台推荐将他们锁死在了一个中产阶层的茧房里,然而当我们自己都深陷茧房而不自知,便以自己的处境嫁接到全社会的处境、用我们自己的困境置换成全中国的困境,新闻学的蚕食便真的从我们这些“学新闻学的”开始,是新闻人吃掉了新闻学。当我们的目光只看得见自我,便再也看不见真实的中国。
当我打开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时,版面上充斥着大城市的内卷焦虑、考公困惑、中产育儿经和消费升级降级指南。90%的内容逃不出这样的模版——第一,学生被困在优绩主义,第二,中产被困在小孩教育里,第三,打工人被困在大厂里,第四年轻人被困在精致里。而那些生活在非一线城市的广袤土地上的人们,被困在余光里。田间地头的农民、流水线的工人,除非成为恶性案件或土味视频的丑角,或者充当公益片里束之高阁的符号,否则便在公共视野中彻底失语。
有新闻学者指出,社交媒体时代,更多的理解意味着更少的流量,而“冲突”才是用户数据的富矿。在这种逻辑下,媒体不再追求缩减差距,而是迎合癖好。
当台风“桦加沙”过境时,我们关心的是中高档小区阳台上的气球横冲直撞还是农村合作社厂房的掀翻?十月火爆全网的一则新闻“太聪明了!邻居为了应对台风桦加沙竟然利用气球减少风力”便验证了,答案只会是前者。而事实是,那家人根本没有想过防风,只是恰好把气球放在了阳台给孩子玩,气球对台风的削弱作用也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然而几乎同时,桦加沙过境重创阳西县农业生产导致全县农林牧渔业损失超过12亿元的新闻事实却鲜有人问津。当新闻学失去了对“人”,尤其是具体的、困顿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怀,它就只剩下一具华丽的传播躯壳。
重铸新闻的灵魂,唯一的路径就是亲手敲碎这个漂亮的壳。 新闻人必须重新向下扎根,去建立与普罗大众的血肉联系。我们不抓取符号,我们不打捞噱头,我们不需要凝视、不需要俯视、不需要看到,我们需要“看见”,所谓看见,就是把人作为人去看、全面地看、不分高低贵次地看。
技艺的退化、认知的悬浮,再到灵魂的精英化,这三者并非孤立的难点,而是一个依次下坠的堕落曲线。因为我们在技艺上放弃了核实,所以我们无法触达深层的社会肌理,只能在理论上玩弄概念;因为我们在理论上脱离了现实土壤,所以我们在价值上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精英主义的自恋,最终导致了新闻业与大众的彻底隔绝。要打破这个死循环,我们需要一种螺旋上升的突围: 用最扎实的手艺去抵抗算法的平庸,用最朴素的理论去回应时代的真问题,进而用最广泛的公共关怀去重建行业的合法性。
然而我们该对新闻学死心吗?不是的。正是因为这三重“空心”,才让“新闻无学”的嘲讽显得如此刺耳,才让DeepSeek和ChatGPT的冲击显得如此致命。如果新闻学只剩下“传播”的技术,那么在AI面前,人类必败无疑。还好,危机往往也是契机。 外部的质疑和技术的围剿实际上在倒逼新闻学进行一场祛魅,恰恰是它剥离了那些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传播术,才迫使我们前所未有地自我审视,在痛苦里撕裂,再从撕裂里新生,最终在敲打的疼痛中直视我们快被蚕食殆尽的心——到底什么才是新闻人不可被置换的硬核?
4、答案在“核实与人”中飘荡
首先,是用“核实”对抗“后真相”。一个经典的新闻段子是,“当你母亲说她爱你,你要去核实。” 在虚假信息泛滥、AI可以一秒钟生成无数“类信息”的今天,信息的生产已经极其廉价,但“确认真实”变得前所未有的昂贵。人工尽可以模拟人类的语言,却无法模拟人类对真相的伦理担当。《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将“核实”列为核心原则,而在今天遍地“拼贴风”“律师函”的后真相时代,真新闻被淹没在信息海,我们从未有过如此丰盛的信息,却也从未有过如此对瞭望塔的渴望,新闻业从未如此迫切地成为公民刚需。新闻需要公众,公众更需要新闻。
其次,是用“主体性”对抗“工具理性”。一位新闻学者强调,“再高级的机器人也是人的工具。人是唯一的主体,人机交往的实质上是人与算法设计者的较量。” 算法可以分发信息,但无法理解痛苦,AI可以生成文本,但无法产生悲悯。面对张雪峰之问,我们的回击不应是傲慢的辩解,而是从“云端”回到“泥土”,从算法回归人心。归根结底,是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新闻人必须更像“人”——有痛感,有判断,有立场。
在“传播”的轻中重寻“新闻”的重
我们并非要否定传播的价值,技术的发展让信息触达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但我们必须警惕,当新闻学只剩下“传播”,我们便失去了“新闻”。
要填补这个空心,新闻学需要一场反其道而行之。当所有人都在高喊VR、AI、5D瞬息全宇宙的时刻,我们真正需要的反而是降维与回归,回到笨拙的真诚、新闻人的原点。如常江所言“一个行业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似乎不是由它的壁垒多高决定的,而是由它在社会的健康运转中扮演的角色决定的。一个好的现代新闻业在一种良性信息生态、社会结构和大众素养的培育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我们新闻人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在所有人都转发营销号推文时,我愿意去官网扒一扒原文;是在所有人都在大模型概念里如痴如醉时,我愿意去回溯当年填下新闻学作为第一志愿的夜晚“铁肩担道义”的初心;是在算法精准踩中舒适区时,我愿意闯入北风直面刺痛现实的“摩擦力”。我愿意,千万新闻学子愿意,我们一点点填补空掉的身体,那么新闻学便再也不会失落。
诚然,我们无法回避一个残酷的现实困境,即在现有算法主导的商业模型下,深度核实的“慢新闻”确实难以与情绪驱动的“快传播”肉搏。商业压力迫使媒体在流量与质量间做出妥协,慢慢地流量占据上乘,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损害公信力。但这并非死局。商业模式的迭代正在为专业精神提供新的庇护所。我们看到《财新》筑起付费墙,探索不纯粹依赖流量的生存之路,实践证明了高品质信息依然拥有市场溢价;我们看到国外的非营利机构ProPublica依靠资助专攻调查新闻,屡获普利策奖;看到英国《卫报》邀请读者标记文件,通过参与式调查兼顾了公共性与流量……媒体或许可以放弃对全网流量的盲目贪噬,转而深耕特定领域,服务特定社群。当媒体能提供不可或缺、高度专业化的定制信息之时,便是重获新生之际。
在制造泡沫和迎合情绪这件事上,机器永远比人类高效,而在感受痛楚、核实真相、守望正义这件事上,空不空心,有心的人才有定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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