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透过地理看历史，历史就不再是枯燥的文字，那是机遇！

地理无法决定历史更迭，但透过地理看历史，历史就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山水画卷。

周，居渭水之滨，丰镐为京，百家争鸣，创礼乐文明；

秦，据关中为基，南征巴蜀，东出函谷，终横扫六合；

汉，定长安为都，北击匈奴，西通西域，而四夷臣服；

唐，发兵于太原，夺取长安，再图中原，方万国来朝；

周礼、秦制、汉风、唐韵，中华民族最核心的民族基因，大多是在“关中”这片大地上熔铸、成型。如今站在这三秦大地之上，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穿越千年的王者之气。

关中平原为何能成为龙兴之地？

佩六国相印的苏秦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史记·苏秦列传》

开四百年大汉的张子房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

（没错，天府之国最早不是成都平原，而是关中平原。）综上，四塞之国、沃野千里、国之中枢、水陆通达，谓之天府也！

一、战略腹地：四塞之地，易守难攻

关中平原北有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南有秦岭巍峨，不通人烟；西有陇山险峻，人迹罕至；东有黄河、崤山天险，一户当关，万夫莫开。其间更有函谷关、潼关、武关、大散关、萧关扼守重要关口，形成天然屏障，退可割据自保，进可逐鹿中原。秦国雄踞关中，奋六世余烈，山东诸国五次合纵攻秦而不入，函谷天险可见一斑（再此不赘述，以后再详谈）。

二、农业基础：沃野千里，天下粮仓

关中平原属温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北方高山阻挡寒流南侵，适宜生存；地质为黄河、渭河、泾河、洛河等河流的冲积平原，土地平坦、土壤肥沃、灌溉水源充足适宜农作物生长，后郑国渠、白渠、成国渠等水利设施的兴修更进一步强化和稳定了农业产能，从而为王朝的崛起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兵源。

广袤的土地也为陈重兵于此，拱卫京都提供了条件。

三、国之中枢：水陆通达，天下辐辏

关中平原南邻巴蜀、西通西域、东接中原，秦灭巴蜀后，拥巴蜀之富饶，而后东出一举横扫六合，定鼎中原；汉经长安通使西域，打通河西走廊，而后联合西域诸国击退匈奴。

经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关中为中心，向四周发展以秦直道、秦岭七道、河西走廊、崤函古道、黄河漕运为代表的便捷水陆交通网络，有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四、文化根基：周秦旧壤、汉唐根基

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是最易被忽略，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关中平原是周、秦 两大王朝的发祥地和根本之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其赋予了政治上的正统性和号召力。

十三朝建都于此，积累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文化和人才资源。

纵观千年兴衰，关中平原这片“八百里秦川”，绝非偶然地成为帝业摇篮。它以其 “四塞之地”的坚固铠甲 与 “天府之国”的丰沛血脉，为历代雄主提供了完美的创业蓝图：在这里，可以凭山河之险闭关自守，涵养实力；可以借渭河之水灌溉沃土，积蓄粮草；更可以居高临下，东出而争衡天下。

秦川八百里横空，虎踞龙盘王气冲。 周秦汉唐风云涌，山河一脉贯苍穹。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利用水道调运公粮的专业运输，历代视为“岁贡之命脉”。

陕西关中地区久为帝都王畿，虽陆路交通四通八达，但在古代陆路运输比较困难。彼时，供给京师的粮食、物资和各地的贡赋，就主要依靠水路运输。

渭河漕运

关于渭河漕运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僖公十三年，晋国遇到灾荒，五谷不收。晋惠公向秦国求救。秦穆公派出大量船只运载万斛粮食，由秦都雍城出发，沿渭水东下五百里，渡过黄河后再改山西汾河北上，直达晋都绛城，史称“泛舟之役”。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长途调运粮食，从此，漕运成了关中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

秦汉统一天下，均建都关中。当年汉高祖刘邦选择国都，张良强调：“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张良在此重点强调了渭河漕运的重要意义。

隋唐时期，由于都城规模的空前扩大，为解决京师浩繁的需费及西北边境兵粮的转输，统治者对渭河水运极为重视。隋朝开国不久，文帝即于开皇三年（583年）下诏整治河渭水运，沿途设置粮仓，以转相灌注。唐代亦在高宗、中宗、玄宗时期，多次调拨民工，在三门峡凿石修道，解决河渭水运中的困难。

关中三百里漕渠

漕渠示意图

西汉和隋唐，是关中漕运事业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国都长安人口不断增加，关中粮食收不敷支，需要漕运东南粟米弥补不足，渭河虽是关中主要的漕运线，但渭河迂曲，从长安至黄河，流长竟达九百余里，且“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

为弥补渭河水运的不足，从西汉时期开始开凿漕渠，发展漕运。隋唐两代又多次整修渠道，开拓运线，沿途建仓，增加运量。

关中漕渠和漕运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开凿、重开、治理、疏通等几个阶段。

漕渠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当时，丝绸之路开通，社会经济繁荣，国势日益强大，依靠渭河向国都运输粮食已无法满足需要。大司农郑当时提出：“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从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而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汉武帝采纳这一建议，命齐人水工徐伯主持，动员兵卒数万人开挖漕渠，历时三年开凿完成。

西汉关中漕渠，西起汉长安城西南的昆明池，向东纳渭、浐、灞诸水，依山傍渭，直通黄河，全长300多里。漕渠开通后，效益显著，漕运量大幅提高，长安每年漕粮数量便由汉初的数十万石增加到400万至600万石。同时运输时间缩短大半，加强了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江淮地区的交流与沟通，同时兼具农业灌溉功能，促进了灌区粮食产量的增产，“益肥关中之地”。大约到西汉末年，关中漕渠便日渐淤塞，难以使用。

秦汉关中水利图

隋代是漕运发展的极盛时期。文帝开皇四年（584年），经柱国于仲文建议，决定重新开凿关中漕渠，改引渭水，经隋大兴城以北东至潼关流入黄河。渠成，改名为广通渠，由于此渠疏通之后，“转运通利，关内赖之”，故亦称富民渠。炀帝大业元年至六年（605—610年），又动用民工200多万人，开了一条沟通南北、闻名中外的京杭大运河，同时，开通永济、通济两渠，把关中广通渠与京杭大运河联接起来，构成一条从关中通往江南粮食产区的漕运网络。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中覆灭，广通渠也遭到严重破坏，关中漕运随之中断。

隋朝人工运河系统示意图

唐代初期，漕运东南粟米大都先转至东都洛阳，然后通过黄河、渭河再运抵长安，运量有限。唐代多次疏通漕渠。天宝元年（742年）三月，在汉、隋漕渠的基础上，重开关中漕渠，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于咸阳壅渭水作兴成堰，截灞、浐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对漕渠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治。此渠东起关门（潼关），西抵长安，渠成后，漕运量增加到400万石。韦坚还沿渠在长安城东禁苑浐水西岸望春楼下新开一潭，聚泊从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数十郡到达的船只，“船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玄宗特赐名为“广运潭”。

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咸阳令韩辽又一次疏导漕渠，起自咸阳，抵于潼关，名兴成渠，“堰成，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从而使漕渠在唐代中后期，仍发挥着重要的漕运作用。

大约到唐朝末年，这条关中漕渠便逐渐淤塞，最终废弃。

城内可以行船的漕渠

隋唐长安城有两条漕渠，一条是上文提到的城外三百里漕渠，一条是都城内的渠道，后者与隋朝建成的永安、清明、龙首三渠及唐代新开的黄渠并称“五渠”，结合“长安八水”形成了“八水绕长安，五渠贯都城”的长安城市水网结构。

“五渠贯都城”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为了解决西市的木材运输问题，京兆尹韩朝宗自南郊秦岭脚下分潏水，向北流至外郭城西面，自金光门入城，东流经群贤坊和西市北部流至西市东边，凿潭于西市之街，以贮材木。

公元766年，需要从终南山把大量薪炭运入宫苑之内，以供取暖之用，京兆尹黎干就将城内漕渠由西市向东北开凿、延长，向东流经光德坊、通义坊、通化坊，至开化坊荐福寺东街，北至务本坊国子监东，沿皇城东边的景风和延喜两门，再向北流入西内苑。这既方便了薪炭的运输，又为城内和宫苑之中增加了新的水源。

唐长安城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内渠水可以行船的繁华巨城。

夭折的丹江通京运河

为了缓解江淮粮食通过黄河、渭水向长安转运的压力，唐代曾有颜昶、崔湜、郑固、卢判官(失名)等人先后奏请朝廷，建言连接丹、灞二水，在南山(秦岭)间开凿运河，将商山陆运变为水运。其中唐中宗景龙时期崔湜还曾将之付诸实施。他建言“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此道由山南引丹水通漕至商州，再由商州镵山出石门，北抵蓝田，以为挽道。中宗就以崔湜为使，役徒数万。由于工程艰巨，役死者十之三四。虽此道可转漕江汉粮米，但因新道为夏潦冲突，常常崩压不通，遗憾中途夭折。

从早期对渭河的利用，到倾全国之力修建人工漕渠，记录着人们对水的运输功能开发的逐渐深入，关中漕运的发展支撑了长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有力推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国家的兴盛统一。

老秦人勿忘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