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指示林伯渠回湖南，林老请乡亲吃饭，说：不要装饱

一九三八年秋，延河水面微波闪动，毛泽东与林伯渠并肩散步。谈到将来建国，毛泽东笑说：“总有一天，还得让你回去瞧瞧故里。”林伯渠只是一拱手：“誓听组织安排。”话音如风，吹过窑洞，却在他心里埋下了回乡的念想。

时间跨到一九五五年初春，北京依旧乍暖还寒。六十九岁的林伯渠忙完中央人民政府秘书处的繁杂公文，已是深夜。翌日清晨，他被临时召进中南海。毛泽东打量这位同乡老友：“老林，四十多年没回临澧了吧？趁身子骨还硬朗，下去看看。顺便把乡亲们的日子摸清楚。”一句话，替他敲定了返乡的行程。

四月中旬，列车自北京缓缓南下，经过武汉、长沙，再换乘吉普车向西北。车窗外，洞庭湖波光如镜，丘陵麦浪翻涌。同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指着远方梯田：“现在可不比当年土改初期啦。”林伯渠眯眼望去，忽觉眼前家山陌生又亲切。

吉普爬坡下坳时，林伯渠示意停车。一片尚未全黄的麦田里，几位农人正弯腰挥镰。他走上前，捋下一穗麦粒轻嚼，皱眉：“还嫩些。”一位老农憨笑：“娃儿们馋得慌，只好抢割一块。”简单问答，信息却直击要害——缺粮问题并未书面上那样乐观。

傍晚入县城，夜色沉沉。林伯渠不吵不闹，让随行人员各自休息。次日拂晓，他把县委与数个公社、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请到旧祠堂，连长条桌都省了，大家挤着坐条凳。锅里正蒸着红薯干，他随手掰两块，递给身旁老红军刘天保：“尝尝家乡味。”

寒暄几句后，他直切主题，询问今年春荒情况。众人面面相觑，空气仿佛被煮沸却不冒泡。刘天保咽了口唾沫，低声说：“去年统购任务赶得紧，粮仓空了大半。有娃娃啃树皮，实在难捱。”话音落下，几名支书悄悄点头。

林伯渠放下茶碗，语速放慢：“上面需要准确数字，不能让中央看不到乡下的艰难。细节要说全。”他一边听，一边用铅笔记。谈到深夜，他合上本子，对众人保证：“我要把这些情况一道带回去，办法总会有。”

第三天，林伯渠想请乡亲们吃口热饭。县委食堂临时加菜，白面包子一笼接一笼。乡长陈守春只动筷了两下，慌忙说够了。林伯渠把两个包子塞到他碗里，笑着提醒：“不要装饱，身体要紧。”这一声带着关切，更是一记警醒——实情不可遮掩。

饭后，两人坐到窗前长谈。林伯渠翻开笔记本，连连追问土地面积、田租、口粮、耕牛、旱情。陈守春支支吾吾，许多数据记不清，额头渗汗。林伯渠递上纸笔：“记不住就回去查，平日多学点字，一天记一笔，总能记全。”一句朴素嘱咐，折射老革命对基层干部素质的忧心。

调研结束前，他把随身带来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册》二十多册交给县委，叮嘱放进学校阅览室。返京路上，他再次沿麦田停留，默念合作社亩产数字，胸中已有腹稿。

六月下旬，他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调整一九五五年度征购比例，建议按不同自然条件分档定量，同时增设“临时救济粮”指标。文件交付国务院办公厅后，很快得到批准。湖南数县因此获得补充粮三千余吨，当季青黄不接的困境略见缓解。

次年春，临澧县希望添置两辆汽车，特派人北上求援。林伯渠在玉泉山招待他们，亲自带队参观天安门和北海。饭桌间，他慢声道：“车我也想批，可全国还有上百个县没通公路。等工业底子厚些，咱再说。”几句婉转，却让来人信服。他们回乡后，当众复述了老首长的原话，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却也明白了当时国家的家底。

林伯渠此后一生再无机会回到临澧。档案室里，那本写满稚拙字迹的笔记薄仍在——扉页上，他用钢笔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字。对缺粮状况的担忧、对家乡父老的惦念，都凝在看似平淡的记录里。这段回乡小插曲，或许微不足道，却让人读懂了老一代革命者处理家国情怀的方式：先把眼前人喂饱，再谈宏大愿景。

如今翻检那年文件，批示只寥寥几行：“湖南临澧所报情况属实，望国家计委、粮食部酌情核减统购数额，保障农民温饱。”落款“伯渠”，字迹遒劲。简单，却分量千钧——在风云激荡的大年代，对百姓肚里的那一口饭，他始终念兹在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