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神花园的邂逅丨怀念茹志鹃

48年前与茹志鹃老师的相遇，以及在巨鹿路爱神花园看稿的那段经历，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更是人生航船的转折点。

文丨周永平

月夜忆恩师——怀念著名作家茹志鹃

▲茹志鹃（1925—1998）

一轮圆月悬于墨色夜空，清辉遍洒人间。广播里传来一则消息：今年是著名女作家茹志鹃诞辰一百周年，她的经典之作《百合花》已被改编为芭蕾舞剧，编剧正是她的女儿——文坛名家王安忆。他们长住的静安区愚园路愚谷邨我也特地拜访过。我从书柜深处取出那本泛黄却依旧平整的《百合花》，扉页上有茹志鹃老师的亲笔签名。恍惚间，时光倒流，我仿佛回到了48年前的初冬，回到了第一次见到茹志鹃老师的那个瞬间。

▲茹志鹃一家曾居住在愚谷邨

1977年，《人民文学》是首个复刊的文学刊物，《上海文学》紧随其后，成为全国第二个复刊的文学刊物。我此前投去的短篇小说《小袁和老袁》，作为军人创作的作品，意外被编辑部选中，将刊登在复刊后的第二期。后来我才知晓，当时负责小说组、拍板决定刊用这篇小说的，正是早已声名远扬的著名作家茹志鹃老师，她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百合花》，我曾经拜读过无数次。

▲俯瞰新式里弄风格的愚谷邨

对我这个基层无名之辈而言，作品能登上《上海文学》，不啻“破天荒”的大事。要知道，该刊复刊后发行量一路攀升至每月40万份，仅次于《人民文学》的80万份，是无数文学青年心中的“圣地”。更让我心潮澎湃的是，复刊第一期上刊登了巴金先生的中篇小说《杨林同志》。一想到自己的作品能与文学泰斗同刊，那种“与有荣焉”的自豪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清晰如昨。

那个年代，人们对文学的追求是如今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大众对文学、电影的渴求如决堤洪水。对普通年轻人来说，能在全国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甚至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我自己便是最好的例证。

▲巨鹿路675号爱神花园是上海市作家协会所在 汪琼敏慧 摄

我作品发表的过程中，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小故事。当时，我在空军部队地勤教导队担任教官，投稿信封上只能标注部队数字代码，地址写的是南京。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没有个人电话，编辑部与作者联系全靠书信往来和邮寄稿酬。为了通知我尽快到上海参加作者座谈会，《上海文学》编辑部只好给南京大军区文化部打电话寻人。南京大军区是管辖华东地区三省一市海、陆、空部队的最高领导机构，听说作者来自空军，便将消息转给了南京军区空军文化部。南空文化部在全军区范围内排查，最后竟在眼皮底下的南京大校场机场空军某飞行师，找到了我。

我当时的科长问：“你的小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你知不知道？”我顿时如梦初醒，欣喜若狂，忍不住叫出声：“天哪，我根本不知道这篇小说能发表！”科长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你小子运气来了，《上海文学》编辑部还邀请你去上海参加作者座谈会。你是上海人吧？正好顺便探个亲，看看父母。给你批五天假。”

▲《上海文学》等杂志社汇聚于此 汪琼敏慧 摄

那趟上海之行，对我而言既是奔赴文学盛会，又是难得的探亲机会，心中满是甜滋滋的期待。记得那天我特意换了新军装，走进了向往已久的、位于巨鹿路675号爱神花园的《上海文学》杂志社时，手心不由得冒出冷汗。这栋老楼虽不高，却透着让文学青年心生敬畏的气息。接待我的编辑赵自老师指着门口一张宽大的办公桌，笑着说：“我们的‘头儿’，‘老外婆’茹志鹃一会儿就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茹志鹃老师大女儿为她添了个小外孙，荣升为外婆，编辑部同事因她待人亲切温和，便都这么称呼她，满是家人般的亲近。

女编辑彭新琪老师见到我便说：“可算把你盼来了！为了让你参加座谈会，我们给南京空军打了不知多少电话才找到你，连座谈会时间都推迟了。”听着这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些编辑自身都是颇有成就的作家，却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业余作者如此上心，这份对文学、对后辈的责任心，我至今难以忘怀。

当天，我是座谈会上唯一穿军装的人，格外显眼。我发言题目是《要吃具体的水果》，核心观点是从哲学的角度谈文学创作要贴近生活、注重细节，不能空喊口号。

座谈会由茹志鹃老师亲自主持。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与想象中“文人学者”的形象不太一样。她讲话语速缓慢，嗓音略带沙哑，却透着大气豪放的劲儿。后来我得知，她早年当过兵，是军旅作家，身上爽朗的“兵味”正源于那段经历。那天两个小时的座谈会，主要是业余作者们分别发言，她不时插话，分享她的一些文学思考，她强调“好作品要来自生活”，认为作家不能脱离现实，唯有扎根生活土壤，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文字；她还谈及“作家的责任心”，说自己常会悄悄去书店，观察自己的书是否被读者拿起，“一个作家凭什么让读者愿意花钱、花时间读你的作品？你写的每一个字，都要对读者负责。”这句话如同一颗种子，栽进了我的心田，日后生根发芽。

座谈会后，我还有三四天在上海逗留。彭新琪老师热心地对我说：“小周，你这几天没事就来办公室‘上班’吧，帮我们看看稿子，也能学学怎么选稿，对你写作有好处。”我喜出望外——能在《上海文学》编辑部看稿，近距离接触编辑工作，是求之不得的学习机会。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准时到编辑部上班，坐在临时安排的办公桌前，翻阅一摞摞业余作者的投稿。那时我听说，学习写作的“捷径”是多看著名作家带有修改痕迹的手稿。茹志鹃老师就在身边，我犹豫了两天，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请求看看《百合花》的手稿。她愣了一下，认真地问：“你真的想看？”我用力点头。

▲茹志娟作品《百合花》

第二天，茹志鹃老师果真把那本练习本带来了。白色封面的练习本边角已有些磨损，显然是家里孩子没用完的。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瞬间被里面的字迹震撼——稿纸上密密麻麻全是修改痕迹，有的句子被划掉重写，有的段落被圈起挪到别处，钢笔墨迹有深有浅，显然不是一天修改完成的，初稿原貌几乎无从辨认。我捧着练习本忽然明白：《百合花》这样的经典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无数日夜的修改中“磨”出来的，字字句句皆是心血。我忍不住问她：“茹老师，《百合花》结尾太打动人了——新媳妇从不愿把新婚的被子借给小战士用于护理伤员，到小战士牺牲后她用自己那床缀满百合花的被子包着小战士遗体入殓，当有人阻止时，她嚷道‘这是我的被子！’。这个转折让人拍案惊奇又感觉合情合理，是您从生活中遇到过的，还是奇思妙想？”

▲舞剧《百合花》剧照

她放下茶杯，眼神坚定，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是那个新媳妇，在那样的情境下，我一定会那么做。”语气轻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仿佛思绪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我曾听闻，茹志鹃老师参加过淮海战役，当时在部队文工团工作，那段经历成了她创作的源泉。那一次的对话，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非常大。

▲初冬的爱神花园 汪琼敏慧 摄

48年前与茹志鹃老师的相遇，以及在巨鹿路爱神花园看稿的那段经历，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更是人生航船的转折点。回到部队不久，我便接到上调的调令，后又从技术干部转行走进笔耕生涯，人生的转变皆因那篇得到茹志鹃老师和编辑部认可的小说，从此踏上了工作之余坚持写作的人生之路，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没有辜负自己，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作者介绍

周永平

曾在空军部队当兵十八年，1988年转业进入上海市政府新闻处任职，曾任市政府侨办新闻文化处处长，兼《上海侨报》总编辑。1999年进入瑞安公司，参与创立上海新天地，任董事长助理。2006年创建淮海路经济发展促进会，任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新天地非常道》《底色：上海都市崛起亲历》等。

编者按：

本栏目来源于1994年2月8日创刊的《静安报》副刊《百乐门》。在微信平台，“百乐门”将以全新形式向读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换个角度阅读静安。投稿可发至 jinganbao2016@126.com

作者：周永平

图片：汪琼敏慧、静安区融媒体中心资料库，部分由作者提供

编辑：施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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