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专题，豆瓣8.9评分著作，绝版复出

前言

自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建梁（史称后梁），至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史称后周）建宋，这段时间，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南北各地又曾前后出现一批割据政权，史称“十国”。这本是宋代史家所用的名词。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割据分裂时期之一。在它之前，曾经出现三国、十六国、南北朝这几个割据时期。五代十国与前代相比，有什么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为什么五代时期比前代割据历时要短？又为什么它会是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出现的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期？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这是符合中国历史真实情况的精辟之论。在封建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各地区分割闭塞，这就是割据的客观条件；即使在统一的封建帝国中，也必然保留着某种程度的割据状态，而且，割据的潜在因素，是一直存在的。不过，仅有以上条件，或者说，仅仅有潜在的割据因素，并不就必然能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国家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割据的时间长得多。显然，由潜在的因素转化为分裂割据的局面，还要有别的因素。这些因素很多，各个时期都有不同。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衰落，不但无力控制地方，反而受制于地方军阀，乃至为军阀所废弃（或者为内迁的少数族贵族所攻灭）；同时，各地割据势力之间，暂时又没有形成能够吞并其他割据势力的强大力量，于是呈现了鼎峙之局。三国、十六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出现，莫不如此。可以说，这就是各个封建割据分裂时期的共同处。

但是，五代十国与前代相比，又有差异。

一、封建经济结构有所不同。表现在封建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前代是以士族地主的大庄园经济占支配地位，而五代十国则是以庶族地主的庄田经济占支配地位。魏晋南北朝的封建大庄园是由汉代世家豪族以坞壁形式的封建庄园发展而来，各级士族和地方豪强，凭恃先世所分割的土地和劳动力，一身兼庄园主、军政统治者和封建大族长，庄园之内，奴役着注家籍的成千上万的农奴家庭，即部曲、佃客、荫户、徒附之类，既为农奴，又为私兵；他们还封占山泽，垄断一方。隋末农民战争以后，本已衰落的封建大庄园普遍土崩瓦解。整个唐代，庄田的经营方式逐步取代了这种封建大庄园。也就是说，封建土地私有程度的增加，劳动者所承受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减少。经过了唐末农民战争，这种变革算是完成了。与此相关联，魏晋南北朝的封建大庄园是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因而，商品经济萎缩，远不能与秦汉相比。那时虽有商业活动，但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奢侈品，而以物易物的现象十分普遍，货币地位大大下降。五代十国则不然。即使在战争频繁的中原地区，商业仍然活跃，贸易的货物虽然仍以奢侈品为大宗，却还有相当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无论是中原的五代，或者是南方的九国，商税都是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而经营商业的人，包括了上自后妃，下至官吏的大小封建贵族、官吏，巨商大贾又多倚靠各地封建政权的统治者才能贸易各地，牟取暴利。

二、社会基础也有差异。这是与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密切相关的。三国是东汉末年州牧割据的发展，而东汉末年州牧割据的由来很久。由于皇权和世家地主（以外戚为代表）的矛盾而出现了外戚与宦官之争，因而地方名流在这个空隙中间成长起来，通过征辟、选举等途径跻身于仕途，逐渐形成了豪族强宗之类的大庄园。其中，最称显赫的如南阳袁氏、弘农杨氏这样一批“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名门望姓，就成了后世士族地主的先驱。而各地州郡长官和掾曹佐贰，正是胶结漆固的庄园主集团，他们结为君臣，共享祸福，形成盘根错节之势。这种半割据状态，一旦遇到中央势力衰落的时机，便立即发展为州牧割据。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之中，“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出身宗室、名列“八厨”的刘表，依靠宗族部曲武装起家的曹操和孙坚父子，都是此类人物；就是他们部下的谋士武将，绝大多数也是这类人物，吴国的周瑜、鲁肃、陆逊、顾雍、张纮，魏国的曹洪、曹仁、荀彧、荀攸，蜀汉的马超、法正、许靖之流，皆是其选。

三国、西晋形成了士族地主的支配地位。声势显赫的士族领袖人物，不仅成为封建王朝的支柱，甚至封建皇帝也要赖其提挈。东晋元帝朝“王与（司）马，共天下”的谚语，元帝“寄人篱下，心常怀惭”的慨叹，正是典型事例。即使是内迁的少数民族的封建贵族建立政权，也不能不依赖他们的支持，匈奴刘氏建立的前赵，羯族石氏建立的后赵，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哪一个政权不是倚靠了汉族门阀世族的支持？因此，王、谢、袁、萧和顾、陆、朱、张显赫于江左，崔、卢、王、李、郑骋势于中原。当然，十六国和北朝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内迁的少数民族封建贵族。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民族融合过程，汉族与内迁各族的民族界限逐渐泯灭，尤其在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鲜卑贵族成为“虏姓”士族，与中原门阀世族互通婚姻，北周形成的关陇士族，便是“虏姓”与“郡姓”结合的混合体。隋朝的统一，正是在士族势力衰落、民族融合告一阶段这两个条件下出现的。

入唐以来，士族和庶族的斗争激烈。隋末农民战争以后，关陇士族依然声势显赫。经过几番斗争，关陇士族受到空前未有的沉重打击，士族与庶族逐渐糅合，同时，又结党相争，形同水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孤寒无党”的“蕃将”被擢升为雄踞边区、成为手握军政财刑大权的节度使，“安史之乱”由是而生。此后，节度使遍及中原，呈现了半割据状态。这批节度使不外出身寒微的庶族和“归化”的“蕃将”，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恰恰是这两类人的代表，而当时的藩镇不是安史旧部，就是郭李部属。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都是与士族和庶族的斗争相关联。就总的趋势来说，是士族与庶族的合流，形成势官地主阶层，它在宋代称为“形势户”。但在唐朝后期，封建大庄园的经营方式仍有少量存在，士族地主还有相当的政治能量，至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反映更多，谱牒之学一直盛行于有唐一代，就是明证。由于唐朝廷还能确保江淮、巴蜀的财赋收入，又由于藩镇间势力不相上下，各镇内部矛盾更为复杂，各种矛盾交相制约，唐朝的统一局面就靠这些条件得以苟延。

唐末农民战争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尽踏公卿骨”，士族和庶族显贵结合而成的势官地主势力受到惨重打击。在镇压农民起义军过程中，新兴的藩镇压倒了旧藩镇，藩镇之间旧日的相对平衡被完全打破。唐朝廷不但失去了江淮、巴蜀的财赋收入，而且内部矛盾重重，仰鼻息于强藩，受他们的操纵控制。这样，半割据转为割据之局，徒有其名的大唐帝国终于覆灭，出现了大分裂的局面。然而，也恰恰在这时，出现了新的生机。

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发展，又是由长期僵持之局转向统一局面的过渡时期。它是封建军阀称王称帝的年代，藩镇和帝王是一体之人。他们的出身比唐代藩镇还要“等而下之”：朱温（全忠）、王建出身流氓，李存勖出身沙陀贵族，而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都是出身卑下、连姓氏都没有的沙陀军人，郭威是黥面皇帝，高季昌是家奴封王，钱镠家族找祖宗才找到了家奴出身的唐朝功臣钱九陇，杨行密出身走卒，李昪是流浪孤儿，王潮兄弟出身农家，南汉刘氏是波斯商人后裔。所以，到了赵匡胤建宋称帝，把例行使用的古代祭器俎豆之类废掉，公然说：“吾祖先岂识此乎！”至于文人，虽也有极少数士族遗孽和相当数量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借门第或者科举而致位卿相，只不过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镇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卿相；而且，即使他们位居宰辅，也只能看武夫脸色、听将帅驱呵，保其禄位而已。所以，五代十国的社会基础与唐朝是颇有差异的，就是说，它改变了唐代士族与庶族新贵合流为势官地主的状态，此后的势官地主又是另一代新人了：在五代是挥舞长枪大戟的武人和听其支配的官僚，在宋代则又是以科举出身的士人为主了。

史学界有些同志每每称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为“沙陀三王朝”，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以商榷的。虽然这三个王朝都是沙陀军人当皇帝，但却与十六国、北魏不同，与此后的辽、夏、金、元、清更不同。这是因为，首先，他们没有对汉族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后唐明宗甚至因自己是“蕃人”而有自卑感，觉得不足以为天下共主。其次，后唐冒称唐室后裔，施行唐制，晋、汉踵行不改，虽然也保存了扑马、祭天神等习俗，但它毕竟不是政策法令。尤其重要的是，三朝都不曾形成一个以沙陀封建贵族集团作为王朝统治的核心力量，而是不分蕃汉，一体使用，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人物如郭崇韬、任圜、桑维翰之类，都是汉人。可见，它们与汉族地主所建的王朝并无区别。

三、就割据政权分布的状况看，与前代大不相同。东汉末年，州牧割据，群雄角逐，北方终为曹操统一，刘备则据有巴蜀、汉中，兼括南中，而东南则自孙吴盘踞后，其领域南及闽、粤，迄于吴亡，始终不曾分裂。西晋而后，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六国，东南则全是东晋所占有。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后来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南方则是，刘宋代东晋，南齐代刘宋，梁朝代南齐，梁又为陈所代，这样递相承袭，而南方始终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至于侯景之乱以后出现的西梁，不过是北朝附庸而已，也可以说是北周势力向南推进的产物。五代十国则不然。中原五代历时都不久，后梁十六年，算是最长的，后汉仅仅四年，为历代王朝中寿命最短的。而在南方，吴越86年，吴46年，南唐39年，楚56年，闽53年，南汉67年，荆南57年，前蜀35年，后蜀41年。历时最短的前蜀也比五代中任何一朝要长，这是南方诸国“保境息民”政策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割据政权之多，前所未见。两蜀且不必论，而从来是一个政权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和闽、粤地区，却出现了吴和南唐、吴越、楚、闽、南汉、荆南七个政权，或者说，同时存在六个割据政权。故师史学前辈李剑农先生精辟地指出，这是唐中叶以来我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各地经济有了重大发展的反映。这是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否则，怎么可以理解，在唐中叶还相当落后的福建，能够养得起闽政权下的那批数量庞大的贵族、官僚和军队呢？

四、五代是中国封建制时代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最短的割据时期，也是中原地区的最后一次割据。三国时期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算起，至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历时91年。“十六国”和南北朝自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迄于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完成统一，历时270年有余。五代自公元907年后梁建国，至公元960年北宋代后周，共53年，这只是中原王朝的更替，如果下推至公元979年宋灭北汉，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也仅73年。而且，五代十国之后，中国的边疆仍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此后又有辽、宋对峙和宋、金对峙，但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说的几个时期是不同的。辽、宋对峙，可以说是由辽和宋分别统一了边疆和中原，虽然同时也存在西夏、大理以及回鹘、吐蕃诸政权，但这类情况在历史上的统一诸朝中，几乎都有。至于宋、金对峙，确乎有些像南北朝，但是，无论十六国还是南北朝都是中原地区自行分裂，形成割据。建立割据政权的内迁民族，都是迁入较久，并且是在中原“创业”“建国”的，匈奴、鲜卑、氐、羌、羯，都是如此。金朝则不然，它是女真贵族于原居地完成部族的奴隶制变革、建立政权之后，逐步侵入中原的，它不是中原自身分裂的产物。所以，两个“南北朝”，貌似而神异。五代历时最短，而且从此中原地区自身不再分裂，这都不是偶然的。东汉后期出现的士族地主和他们经营的封建大庄园，对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王朝具有很大的离心力，三国时期正是他们发展壮大的阶段。所以，依靠门阀世族为支柱的西晋王朝就享年不永。此后近三百年之间，在士族势力由盛而衰的形势下，经过了重重灾难，统一才能重现。五代就不是这样了。分散的庄田，出自凡下的庶族地主，只能依靠强有力的封建国家来保障他们的利益，而不足为左右皇权的社会势力。尽管在一段时间里，握有重兵的封建军阀可以要挟朝廷，甚至称王称帝，但这种趋势终究不能长久。所以，五代王朝像走马灯似的更换，藩镇们的财富更是朝夕易主、瞬息转手，封建秩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物极必反，统一代替了割据，而中原地区自行分裂割据之局从此基本上不复见于中国封建制时代的历史。

我师熊德基先生对五代的历史做了一个精赅的概括：“表面上乱，实质是变。”确实是一针见血之论。把五代十国看成是混乱、倒退的“黑暗时代”，可以说是受了宋代文人陈腐观念的影响。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来考察，五代十国是一个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从此，士族地主的影响荡然无存，劳动者由农奴身份转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的农民身份。从此，势官地主换上了以科举出身为主的人物，汰除了士族残余和袭其旧风的官僚、藩镇。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封建割据的因素而增强了统一的基础。从五代十国本身来看，固然有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它们得到发展的另一面。在南方，这后一方面应当还是主要方面。否则，为什么南宋能够建都临安？为什么福建成为宋代的重要财赋之地？而福建人又为什么会在宋代的政治舞台和学术园地中崭露头角？为什么“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宋代文学家都是南方人？又那么凑巧，江西、四川各占三名？这些问题都绝非偶然的巧合。我们可以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重要时期，又是古代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