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刘师培谈中国文字流弊｜如今，怎么看这些“流弊”？

本文转自“小学文献学”，收入《左盦外集》卷六，《刘申叔先生遗书》第四十六册，题作“中国文字流弊”。目录下标“《国文典问答》附录”。《国文典问答》，未见。即确知作于1903年。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汉书·艺文志》以六书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而古今之言六书者悉莫能外。其说殆即《周礼·保氏》所谓“教以六书”与《尔雅》之释字义也，以义为主，故“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大抵不外乎转注，所谓互训也。然“释训”一篇，颇有合主词所谓词缀、系词而成句者。如凡曲者为罶，鬼之为言归也，是“释宫”以下用此法者尤多。大抵“释诂”以下皆用归纳法，所谓数字一义也。“释宫”以下皆用缀系法，所谓一物一名也。由前之法观之，所谓有涵之名词也，由后之法观之，所谓立名词以为物之徽识也。《尔雅》之例盖如此。

若夫《说文》之例则异是。许君之立说也，推古人造字之由，先有字义，继有字声，乃造字形，故其说字义也，必与形声相比附。诚以字之有形声义也，犹人之有形影神也，形神相离不能为人形，声义相离不能成字。然以《说文》之分部观之，似专以字形为主，盖以义有歧训，声无定音，惟字形则今古不易耳，此许君不得已之计也。郑渔仲《通志》之言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故文统象形、指事二体；字者孳乳而浸多也，合数字而成一字者皆是，即会意、形声二体也，四者为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是说也，果足以该中国文字耶？曰东西各国之文字，独体者为声，即字母也。中文之独体者为象形、指事，则亦中国之字母也。以象形、指事为中文之字母，以会意、形声为中文之孳乳，其识殆非许君所及矣。虽然中国之文字，岂能历久无弊哉，吾试即其最著者言之。

一、字形递变而旧意不可考也。如日字之篆文作⊙，所以象日之形也，至易为日字，则象形之义失矣。月字之篆文作

，所以象月之形也，至易为月字，则象形之义又失矣。考殷代红崖石刻之文字，皆象物形，与埃及之古碑同，而后世之字形，则无有得其仿佛者。又如由

字变为山字，则无以象其洞穴之形；由

字变为水字，则无以象其长流之形。古人造字主于象形，字形递更而所象之形不改，其弊一也。

二、一字数义而丐词生也。中国之文字，有虚实之用不同而其字形则同者，同一好字而或读为好恶之好，或读为美好之好。同一知字而或读为知识之知，或读为知愚之知。同一恶字而或读为好恶之恶，或读为美恶之恶；上意属他动词，下意属形容词中之静词，在西文早分为二字，而中文则以一字兼之，所谓一字数义也。然此仍以读音之不同别之也。若夫《大学》在“明明德”两明字之形声无一区别，而义有虚用实用之分，则非通字学者不能解矣。然此犹曰仅虚实之用不同耳。若夫称物之轻重者为权，而较事之轻重者亦为权；量物之长短者为度，而法之有定者亦曰度，此则不可解矣。又如同一翦字，而《尔雅》一训为勤，一训为伐，浅学者将何从分别乎？且风者，大块噫气也，因其速而朝廷之化亦称为风化，复由风化之化引伸之而诗亦称为风诗矣，字则犹是而义之相去已远矣，此非丐词之失乎。其弊二也。

三、假借多而本意失也。如初字本训为始裁衣，假借而训为始，用之既久，裁衣之义尽失，而初字之从衣仍如故。又如《说文》一书以形为主，苟恒见之解与字形不合者，反以罕见之意解之。如焉字用为助词，自周已然，而《说文》仍释为鸟，非所谓以罕见之义解字者乎。然造字之古义已久失传，必欲举而著之，此许君泥古之失。其弊三也。

四、由数字一义也。西人之释文字者，皆用界说。界说者，所以限一字所涵之义也。凡公名玄名皆有涵者也，专名察名多无涵者也。而界说之中有数字归一类者，是为归纳法。有一类演为数字者，是为演绎法。若中国之造字也，以意为主者多用归纳法，如《尔雅》“释诂”三篇是也；以形为主者多用演绎法，如《说文》之立部首是也。然数字一义之弊，皆生于转注之多，一则义易淆，难于辨别，二则造字益众，重复愈多。其弊四也。

五、由点画之繁也。日本之片假名，每字未有愈四画者，若中文为部首之字，如马如鸟，有多至十余画者，则记忆也难，而识字作字者皆鲜矣。其弊五也。

有此五弊，此中国文字所以难通也。盖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西人之文字有古文及本国文之分，古者希腊、拉丁文也，修古学者始习之，而本国文则无人不习，此识字者所由多也。若中国所习之文，以典雅为主，而世俗之语，直以浅陋斥之，此中国文学致弊之第一原因也。今欲革此弊，厥有二策：

一曰宜用俗语也。西儒培达尼耶氏之言曰：修古文学者至十五六年而毫无实用，及归其古乡，只夸其善拉丁、希腊语而已。以此语而论中国之文士，则孰非蹈此弊者乎？致弊之原因，由于崇拜古人。凡古人之事，无不以为胜于今人，即言语文字亦然。而评文者每以行文之雅俗定文词之工拙，此固中国数千年积习使然而不可骤革者也。欲救此弊，宜仿《杭州白话报》之例，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其策一也。

二曰造新字也。自武后刘俨造新字以来，久为世儒所诟病，不知此无足病也。古人之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为之，若古人所未见之物，而今人见之，其不能别创新名也明矣。中国则不然，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循名责实，使丐词之弊不生。其策二也。

此二策者，固吾中国学者所大倡反对者也。然新理日明，中国必有行此二策之一日，此吾之所敢豫言者也。此二策行，庶中国文字可改良矣，非筹教育普及之第一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