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维新运动在中国不断遭到失败，原因到底何在？

民族开始觉醒（节选）

文 | 章开沅

《海国图志》在日本受到欢迎，在祖国反而遭到冷遇；维新运动在日本迅速取得成功，在中国却不断遭到失败。原因到底何在？

对于日本与中国维新运动的比较研究，海内外学者已有许多论著发表。我认为，地理位置与历史机遇之类因素固然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得从社会内部寻找。

在这里，我想引用黄仁宇先生的一段深刻论析：“日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团体）、‘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的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初具的低层机构上。”

黄氏还以constitution一词来表述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constitution一方面是宪法，另一个方面则是“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写宪法易，而改变功能、组织、结构难。

日本之所以取得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由于社会的“低层结构”可以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基础，而中国当时的社会“低层结构”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机制。

日本学者大谷敏夫先生所介绍的日本幕末众多民间私塾、诗社的情况，也有助于我们从这一侧面来考察19世纪中叶的日本社会“低层结构”。

例如，富商出身的广濑淡窗，于1805年在日田创办私塾咸宜园，不问身份高低，向所有人开放。据说有“三千多名门人云集，呈现一派生动活泼气象”。美浓人梁川星岩，于1834年在江户成立玉池吟社，慷慨忧国之士多聚集于此。

1856年，长州藩的著名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创办松下村塾，通过《海国图志》“教授门生以日本开国后的外交应有之道”。在松下村塾的众多门生中，出现了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政界人士。大谷先生认为，“这样的私塾，既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形成维新思想之处”。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做中日比较研究时注意，但他把宣南诗社之类中国诗社、书院看成“和日本的起着形成幕末维新思想、推进维新活动作用的私塾、诗社同样”，则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误解。

如果不嫌武断，我敢说，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还没任何一所类似玉池吟社、松下村塾的诗社、村塾出现；至少，我们还找不到当时有任何一家书院或私塾，敢于把《海国图志》代替四书五经作为教科书。宣南诗社无非士大夫诗文唱和的雅集，更不可与趋新的民间教育实体相提并论。

当然，仅仅着眼于“低层结构”，恐怕也难免片面。福泽谕吉倒是从“高层结构”方面也做了若干中日双方的比较，他认为日本比中国容易汲取西洋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天皇与幕府并存，而中国则集神权与政权于君王之大一尊。日本天皇制尽管是“万世一系”，但它经过“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中间阶段，终于形成政权集中于幕府（武力国家）而天皇仍然代表最高神权的两元政治体制。

在这方面，日本与欧洲的教皇与君王对峙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而与中国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于皇帝一身的政治体制颇有差异。多元政体难以形成统一而又垄断的精神权威，所以有利于自由风气的产生。而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兼有至尊与至强，则已形成难以变化的凝固传统观念，因此很难吸收外来的新鲜思想。

我认为，如果把福泽谕吉对于“高层结构”的分析与黄仁宇对于“低层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将会更趋完整。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还有些西方学者（如亨廷顿）从另外的角度来寻找中日之间的差异：“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权威和权力集中远超过日本：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而日本基本上仍是封建的。日本社会是高度阶层化的，很少社会流动；中国社会则较为开放，允许个人在社会和官僚阶梯中上下浮沉。用赖瑞和（Reischauer）的话来说，日本的世袭是‘权威的基本来源’，而在中国，世袭制则扮演很小的角色，入仕升迁，主要是凭严密的考试制度。如洛克伍德（Lookwood）所暗示的，倘若1850年有一个观察家被要求判断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较具未来的发展势力，‘他会毫不迟疑地将赌注押在中国’。”

也许是由于距离的遥远与民情风俗的差异太大，有些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往往似是而非，而历史上各种社会因素所产生的效应又极为错综复杂。所以，洛克伍德的预言，只有在一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上的大时段中，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而在整个19世纪的中期与后期，却很难说他的判断是确切的。

亨廷顿认为：“使日本的德川幕府看起来比中国清朝更为落后的同一种封建体系，却为扩大政治参与和把传统部族与较新型的商业集团融合于政治体系中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和态度阻碍了政治精英转向改革事业，而一旦他们愿意时，权威的集中化又会妨碍和平地同化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集团。”

亨廷顿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大体上可以1968年出版其力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为标志，而这与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成书相距将近一个世纪。

我不知道亨廷顿是否读过福泽谕吉的著作，但至少他的思路与后者是一致的。

福泽谕吉是个思想家，他认为幕府与天皇的长期并存，使至尊的天皇与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与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

亨廷顿是政治学家，他把福泽谕吉已经有所论证的日本政体特征，扩大成为对社会“潜在的领导”的全面考察。

日本幕藩体制的封建体系，不仅有政权与神权的分离，而且还有各地众多诸侯（藩）的存在。因此，日本的政治体制从上到下都比较分散，社会的“潜在的领导”也比较分散，不仅分散于265个“自主的”家族（Hans）之间，而且也分散于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社团之间。这样便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扩大，也比较有利于把传统世家与新兴商业团体统统都整合到新的政治、社会体系中去。

亨廷顿指出，日本第一个现代政党的出现（1881年），距离封建主义象征式的结束即明治维新（1868年）只不过13年。由此可见，“在日本，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制度化，是与现代化的创新政策的引进同时进行的”。

日本的这种“偶然幸运”，显然是与上述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有关；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它还有着“幕藩疲敝，权落商人”（藩主松平忠国语）、“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蒲生君平语）之类经济的和阶级的背景。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极为分散的，但是把这些分散个体连接起来的宗法体系，历经千百年的不断完善强化，终于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政治上的大一统与思想上的大一尊合二为一，不同姓氏的王朝可以不断更迭，但是这种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却很难有所变化。

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国家，君主集权曾对发展资本主义与建立民族国家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可是它在19世纪的中国却只能成为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借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表述，中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日本那样的“偶然幸运”，中国的开放和革新，无论在上层还是在下层，都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中国以极其沉重的代价从鸦片战争中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冲突，在鸦片战争以后将渐趋激烈，而两者之间的协调、适应，更需要有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