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内政部长的这段话，刚好可以用来注解当下的“南博事件”

最近南京博物院那边发生的事情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有一幅曾经被认定为是伪作的仇英《江南春》图卷，竟然出现在拍卖行的预展上，预展里对这幅图卷的估价是8800万元。说起这类关于文物鉴定以及处置方面的争议，倒让我想起民国时期一位内政部长黄绍竑的旧闻。他在《五十回忆》当中曾经提及过一桩类似的工作思路，现在读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黄绍竑在民国官场属于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他是新桂系出身，却两次主政浙江，在抗战期间还在浙江待了长达八年的时间没有离开。他曾经管理过内政方面的事务，也涉及过文物相关的事宜。但是他对于规则非常执着这件事情是比较有意思的。他曾经在回忆录当中抱怨，当时政府各个部门办事依据人情，没有规则所具备的严肃性，就连公文流转的程序都是混乱的。从这样的情况来看，他之后在内政部长的职位上强调制度化管理，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情况。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黄绍竑处理过一起文物方面的纠纷事件。具体的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他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属于公家的藏品，它的留存或者去除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即便是伪作也应该依照相应的程序来进行决定，不可以在私下里进行操作。现在听这番话，就好像是专门为南博事件所定制的注解一样。当年他倡导就算经过鉴定被判定为赝品，也需要进行记录并且公开说明，以此来避免日后出现说不清楚的情况。可惜这样的理念在当时那个混乱的时代很难得到贯彻执行，没有想到八十多年之后还能够映照当下的现实情况。

南博事件中最为显眼的情况是程序的透明度不够。1961年张珩等专家对《江南春》鉴定为伪作，1964年再次予以确认，但是捐赠人的后代到2025年才知道画作已经被划拨调剂。要是黄绍竑还在世的话，很可能会摇头，他在主政浙江的时候，就连人口调查和粮食配给都要公开数据，原因在于不公开就不会有公信力。与现在进行对比，如果博物馆在处理文物的时候多学习这种老派的较真劲头，怎么会闹到打官司的地步？

黄绍竑自己也没有完全践行自己的理想。他在晚年因为直言而成为了右派，于1966年含冤离世。但有趣的是他六十年前提出的比如以法治国、反对以成绩来掩盖缺点等主张，如今反而成了大家所达成的共识。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般奇特：当初被冷落的观点，过了许多年竟然变成了能够照出妖魔鬼怪的镜子。

南博那边的风波还没有平息。公众一直在追问三个问题：鉴定是否严谨？程序是否合规？捐赠人的知情权在哪里？黄绍竑所说的很多话语里实际上早就有解答的关键所在。要是规则不确立，那么信任就难以建立起来。或许博物馆需要查阅一下老档案，不是为了寻找文物，而是为了重新找回对制度的敬畏之心。

说到底，文物是历史的一种载体。而那真正珍贵的东西，或许就是黄绍竑那一代人大力倡导的程序正义那类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