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 | 参与历史，创造历史

彭剑

参与历史，创造历史

——读章开沅先生《走出中国近代史》

题记：今年三月，欣闻章开沅先生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出版。虽同在武汉，且供职于同一个研究所，但因“战疫”尚未结束，无从当面向先生索赠。于是网购一册，先睹为快。作为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的一种，本书所收录的是章先生的学术随笔和演讲稿，共30篇。这些文章充满人文关怀，在全球“战疫”的当下阅读，别有一番滋味。

章开沅先生

今年三月，欣闻章开沅先生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出版。虽同在武汉，且供职于同一个研究所，但因“战疫”尚未结束，无从当面向先生索赠。于是网购一册，先睹为快。作为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的一种，本书所收录的是章先生的学术随笔和演讲稿，共30篇。这些文章充满人文关怀，在全球“战疫”的当下阅读，别有一番滋味。

01

走出历史的途辙

《走出中国近代史》是书名，也是收入书中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作为《近代史学刊》的发刊词，该文提出，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必须走出中国近代史。“走出”的途径有二：在时间方面，走出1840-1949这110年，向上延伸到明清，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在空间方面，注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并努力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史学研究。如此，所谓走出中国近代史，乃是从时空两个维度入手，深化、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文章也说：“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这就提示了走出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取向：参与现实。

章先生主张历史学家积极参与现实，最为集中地体现于“参与的史学”这一命题中。为了阐释这一命题，他做过多次演讲，并撰写了一篇《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亦收入此书）。所谓“参与的史学”，就是参与现实生活的史学。

为什么史学应该参与现实生活？因为“人类文明业已生病”。回首20世纪，章先生发现，人类已经处于严重的灾难之中，并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灾难，直至可能自我毁灭。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应该继续自相争斗、自相残杀”，而应该联合起来图谋自救。“不要相信那些诸如东西文化冲突之类的凶险预言，也不必沉溺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无止无休的争论。我们首先应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然后在人类文化总宝库中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弘扬而又超越，熔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在这场拯救人类文明的事业里，历史学家不能缄默，而应积极投身其中。

02

与古人对话

那么，其道何由？

他提出，“参与的史学”的实现途径，主要是“史学的参与”。所谓“史学的参与”，乃是“积极参与历史生活”。这与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是一个意思，也就是今日学者常说的“到晚清上班”，“到民国上班”，也就是章先生自己常说的“设身处地”。对历史学家而言，“设身处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人，而理解古人的最好方法，乃是与古人对话。此书收录的文章中有两篇在标题中有“对话”一词，其他文章中涉及这一问题的也不少，可见他对此的重视。

对话并非易事。就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人与人之间要进行有价值的对话都很难，经常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形，或陷于“公理”“婆理”的自说自话。跟古人对话，当然更难。章先生很欣赏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的主张：“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而他在《广义的对话》一文中提出的“虚静”，则不妨视为与古人对话的先决条件。

“虚”即是“空”，将自己以前的所有见解都抛开，使此心空空如也，才能真正倾听历史人物的述说，才有可能达致真正的理解，实现有效的对话。否则，带着满脑子的“历史认识”去跟古人“对话”，很容易用一己成见评判古人，无法倾听古人的声音，“对话”之后所得到的，都是自己早已预设好的，都是自己想“听到”的。在现实中，人群之间经常会为一些事情严重“撕裂”，相互之间根本无法进行有效对话，也是因为双方即使在同一张桌子旁坐下来，但也都只怀揣自己的固有认识，从头到尾只是向对方倾泻自己的主张，结果，“对话”结束，听到的都只是自己的声音。放空自我，学会倾听，是实现有效对话的重要前提。这不仅仅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学人应该修炼的，从此次疫情期间国人在一些问题上的“撕裂”来看，也是所有国人应该再三致意的。

“静”似乎比“虚”要好理解，但章先生强调，对学者而言，“静”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学者内心。当历史学家“走出中国近代史”，踏入现实，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熙熙攘攘，很难与“静”字挂钩。真正重要的，是心的平静。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匆迫烦扰，但只要内心平静如水，“超然物外”，同时又“沉潜于学”，便能“有所悟解”。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出有价值的史学作品。章先生告诉我们，提供史学的精品，乃是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的最重要的途径。

关于如何提供学术精品，除了“对话”，书中收录的其他文章还谈到必须坚持实证（《史学的品格》）、不能照搬西方理论（《走自己的路》）等方面，内中尤以涵养独立人格、不做政治婢女振聋发聩（《治学不为媚时语》）。

03

理性爱国

章先生追求学术精品，但也批评“满足于写些论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的纯象牙塔式的学问，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应该将自己在研究中得到的智慧奉献出来，对现实的发展有所帮助，也就是说，不但要研究历史，而且要创造历史。收入此书的一些文章，就分享了他自己在研究中得到的智慧，今日读来，也颇有味道。

比如，他在研究“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时候，发现张謇是一个爱国者，并且，是一个理性爱国者。1900年，当义和团在北中国掀起排外风潮，清廷突然豪情万丈，以一敌八，宣布对列国开战之际，张謇没有跟着头脑发热，“扶清灭洋”，而是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拒绝清廷的“乱命”，跑去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促成“东南互保”，从而保住了国家的命脉。章先生号召国人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精神，提出，近代以来国人爱国主义中的非理性，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有关，但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今日更加需要理性爱国，使中国与世界朝着和谐互利的良好局面持续发展。为此，“今天的爱国主义更需要大智大勇的理性，更需要有全球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需要以大格局的思路与战略来化解各种各样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冲突”，而不是相反。（《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

又如，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高昂的“世纪热”，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者有之，预言在新世纪将出现“中美两国领袖携手引导世界潮流”者亦有之。实际上，中国人对于“新世纪”的憧憬，不是始于这个世纪之交，而是始于上个世纪之交。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仁人志士思考新世纪时，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使他们能够“清醒地审视时代潮流与世界局势”，而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国人在思考新世纪的时候，则一片狂欢，缺乏应有的理性。因此，章先生乃在研究辛亥革命时代的世纪意识时，顺带给国人的“世纪热”降降温。他率直地批评这次“世纪热”是“浅薄的狂热”，提醒国人不要自我膨胀，不能只考虑自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与世界连成一体，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命运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全人类的命运。”（《珍惜辛亥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

04

同欢乐 共悲伤

撰写文章、向当局者建言、发表演讲，都是章先生贡献智慧的重要方式。这本书中所收的很多文章，都是演讲的整理稿，其中的很多演讲，我都有幸聆听，因此倍感亲切。

比如，《“头是X姓物”》是上个世纪末他在多个场合演讲过的一个题目。年过花甲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几经踌躇、最终决心违抗朝命、牵头推进“东南互保”之际，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头是刘姓物”。重读此文，脑中自然浮现出大学期间听演讲时的一幕：他在铺陈了刘坤一做出决策之艰难、引出“头是刘姓物”之前，蓦地一拍讲桌。正是那一拍，加上紧接而来的“头是刘姓物”一句语调的升高，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湘军宿将刘坤一勇于担当的气概，使听者为之一震，产生“好男儿自当如此”的心灵共鸣。

又如，《“拉贝”现象》的主题，他也在相关演讲中展现过。出生于汉堡的商人拉贝是一个纳粹党员，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竭尽所能保护中国难民，这一故事足以警醒世人，人性复杂，远不是“非黑即白”所能涵括。这是章先生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心得，充满人生的智慧与人文关怀。重读此文，我不但想起章先生的相关演讲，还想起他其他一些文章（未收入此书）中反复引用的一首小诗，那也是颇能反映他的人文关怀的。小诗的作者是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日本学生兵，正在走向战场，走向死亡。小诗写道：“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在全球战疫、世界很多角落又出现人心闭塞之象的今天，这首小诗依然震撼人心。

章先生就是这样，即使在耄耋之年，也仍然热情洋溢地将自己从史学研究中得到的智慧贡献出来，或发表演讲，或执笔成文，不改初心。看到这本书的名字，人们很容易想到一句歌词：“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少年、老年并非仅仅区分年龄，也常用来刻画心态。若常葆赤心，耄耋老翁实乃少年。并且，阅历越丰，越显年少。关于这一点，苏东坡早就意识到了，因此，他说：“万里归来年愈少”。

05

走进历史，开悟人生

章先生在实践“参与的史学”时，跟他从事“史学的参与”一样，不乏激情，又充满理性，执着认真，一片赤诚。他所奉献出来的智慧，也确实产生了实在的影响。但是，若问他所奉献出来的诸如上述来自史学研究的智慧是否都已被人们用来“创造历史”？那就有点难说。就拿“世纪热”来说吧。在跨入新千年之前，他想给“世纪热”降温，但很快发现，自己的“盛世危言”被淹没在“新千禧年的举国狂欢之中”（《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本来，世纪之交的无情事实应该足以给人们的“世纪热”当头一棒——才预言完中美携手引导世界潮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被炸了；才预言完新世纪和谐美好，各种恐怖袭击就出现了（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当属“911事件”），“非典”也来了，“禽流感”也来了。章先生不失时机，在2004年的一场演讲中举出诸如上述的事实，希望国人清醒（《走自己的路》）。但是，从2020年疫情期间的情况来看，世纪之交的那些惨痛事实并未使国人吸取教训。当疫情在全世界肆虐的时候，有一些国人不是将“全人类的命运”装在心中，而是莫名地狂喜，觉得“中国的世纪”就在眼前，甚至充满戾气，以别国疫情严重为快，盲目自大与排外，与义和团运动时颇有几分类似。他所倡导的“理性爱国主义”并未得到落实。

不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本书的价值。既然他的一些呼吁还没有落到实处，则不妨再次传播；而另一些曾经打动过人心的呼吁，也可以叩问更多的人心。因此，有心之人，不妨静下心来，放空自我，踏着这位耄耋少年走出中国近代史的脚印，做一回“逆行者”，走进中国近代史，也许能开悟人生，完善理性，增长智慧。

本文作者与章先生合影（2012）

【本文主体已刊登于《团结报》2020年7月23日“文史周刊”专栏，此处用的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