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在北大荒不慎点燃屋子，周总理得知此事后下令：让他回来吧

1976年10月，经过妻子周颖再三申请求告，聂绀弩以“国民党军特警”特赦回京。此时此刻的聂绀弩骨瘦如柴，脚步蹒跚，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尽管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令聂绀弩深陷痛苦深渊，但他自始至终都对生活抱有乐观的态度。

据说聂绀弩晚年还对上门探望的友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我是快乐的！”

邓小平后来偶然了解到聂绀弩的处境后，说了一句公道话“他算什么军特警啊”，推动了为聂绀弩平反的工作，至1979年3月、4月间，聂绀弩的“反革命罪”和“右派分子”相继被平反改正，恢复名誉、级别、工资及中共党籍

只不过，唯一难改的还是性格。

1980年，公安部为调查胡风案专程派工作人员上门拜访聂绀弩，当时陪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还特意嘱咐：

“聂绀弩是文艺界的名人，“左联”时期的老作家。1957年之前是我社的副总编辑，因“右派”问题去过北大荒。“文革”中因写诗骂“四人帮”被红卫兵抄家抄出，被视为攻击中央领导的现行反革命送进监狱，后被法院判为无期徒刑，在山西服刑多年，1976年遇特赦释放回京，起初只给每月18元生活费，现在“右派”和“现行”问题均以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原工资级别。他是文艺二级，每月工资287元，现在是我社工资最高的一人，比我们行政10级的社长严文井和总编辑韦君宜还高40多元。他脾气有点怪，你们和他说话时要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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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聂绀弩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文化名人，可实际上，聂绀弩生平经历之丰富，是远超我想象的。

聂绀弩1922年参加国民党，在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任文书，1924年从缅甸回国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期，并在1926年获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被苏联遣送回国，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训育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后，因组织“文艺青年反日会”，聂绀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不满，为了避免被捕逃到了日本。也是在日本期间，聂绀弩经胡风介绍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后来又回国参加了在上海的“左联”的活动。

1934年4月，聂绀弩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后来数十年岁月里，以笔为刀，写下了大量的文章。

1947年6月，聂绀弩被组织派到香港，担任《文汇报》主编，1949年7月，聂绀弩受邀参加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并在随后出席了开国大典。

由此可见，聂绀弩生平经历实在不平凡。

图|1928年聂绀弩与周颖南京婚照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平凡的经历，聂绀弩的晚年历经坎坷，也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解放后的聂绀弩基本上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聂绀弩在1949年2月在香港创作了一首题为《一九四九年在中国》的长诗(该诗收入诗集《元旦》，香港求实出版社1949年7月出版)，该诗“答谢”章的第三节题为“给毛泽东”：

“毛泽东，我们的旗帜，东方的列宁、史太林，读书人的孔子，农民的及时雨，老太婆的观世音，孤儿的慈母，罪犯的赦书，逃亡者的通行证，教徒们的释加牟尼、耶稣、漠罕默德。地主、买办、四大家族、洋大人的活无常，旧世界的掘墓人和送葬人，新世界的创造者、领路人！……”

这首长诗也让聂绀弩成为第一个歌颂毛主席的人。

可遗憾的是，短短几年，聂绀弩的境况就急转直下。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然而这篇报告随后却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一开始，大家还只是在文艺界讨论这份报告，并从思想的角度对胡风予以批判，但随着后续发酵，渐渐转为政治上的斗争。

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递交了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同年1月26日，中央批发了宣传部的报告：

“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胡风等人后来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并在后来被捕，随着全国范围内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致使全国范围内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文学部主任聂绀弩作为胡风的老朋友，一开始虽然也写信进行了揭批，但不久之后亦牵连其中，同年7月即被隔离审查，不久后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并遭到了撤职处分。

1957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的的妻子周颖响应“整风”号召，在大会上提出建议，因周颖递交的发言稿上发现了有聂绀弩修改的痕迹，于是聂绀弩与妻子周颖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

聂绀弩本就是一个宁折不弯的性格，一度对此事想不通，后来他在开会时还表示：

“你们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反×……这不是骗人是什么?人家不讲，非得逼着哑巴说话，说了就定罪名扣帽子打棍子，你们如此这般。究竟意欲何为？”

不过在那个时候，聂绀弩无从申辩，只能忍气吞声。

从1958年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文化界人士被一批批的集中起来送到北大荒去接受劳动改造，当时聂绀弩年纪已经很大，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来没想要他去到北大荒去，但聂绀弩后来考虑以他的情况，留在北京日子必然不好过，去了北大荒，闲暇时说不定能看点书，写点文章。

1958年7月27日，聂绀弩与一批“右派分子”乘专列离开北京，同年8月，聂绀弩被分配到了八五〇农场四分场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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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荒的三年，对于聂绀弩来说是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

聂绀弩本身年纪大（55岁）不说，而且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而北大荒农场的工作十分繁重，生活条件也很艰难，就连年轻人也都扛不住，更遑论像他这样年过半百的老人。

一开始，聂绀弩认认真真的干，每次都完不成，还要受批评，还是他身边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劝他要找点“投机取巧”的窍门，聂绀弩虽然恍然大悟，但也决不屑于糊弄，仍然故我。

不过很有趣的是，即便是如此困难，聂绀弩也并没有妥协，而是采取十分乐观的态度面对，当时在农场里，聂绀弩就是所有人的精神标杆。

后来还是农场方面考虑到聂绀弩年纪确实大，身体又吃不消，就分配给他烧炕的活儿。所谓“烧炕”，其实就是东北地区普通人家取暖的一种措施，在临睡前把炕烧暖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冷

本来这是个轻松的活计，可聂绀弩自己却不愿意干，按照他的话说就是：

“我不会烧炕，烧着了不负责任。”

没想到的是，聂绀弩这句话一语成谶。

当天晚上，聂绀弩去烧炕，他烧的那间屋子原来是伙房堆放杂物的，因为要住人便搭了炕，结果聂绀弩烧的时候，因为没注意好火势（也许是太累睡着了），火苗一下子窜出来，把屋子烧着了。

火烧着的时候，聂绀弩还没知觉，是听见大家呼叫，才从屋子里钻出来，随后大家七手八脚的一起把火扑灭了，因为灭的及时，损失并不大。

本来这次火灾损失并不大，但根据一些资料显示，似乎是有人故意要整聂绀弩，就把他当成纵火犯抓了起来，虎林县公安局也派了人赶过来，给他戴上了手铐，押送到了公安局。

这也是聂绀弩在解放后第一次深陷牢狱。

聂绀弩倒是没有慌张，他在被关期间悄悄给在北京的妻子周颖，周颖当时虽然也被打成了右派，但毕竟还有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她不仅在北京找了关系，还亲自到了北大荒去探监。

有意思的是，聂绀弩自己在狱中一点也不慌，后来人们问起他入狱缘由，他还兴致勃勃的跟周围的人讲，周围的人一听说他22年就参加了革命，参加过大革命、抗日战争，都要他讲故事，在听说他解放前也坐过牢后，还饶有兴致的问他：

“你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又坐了共产党的牢，哪个好？”

聂绀弩很认真的想了一下：

“还是共产党的好。”

周围的人问为什么，聂绀弩回答道：

“我进虎林监狱那阵，正赶上新年、春节一起过，每人发一百个冻饺子，作为两个节日的伙食改善。他年老体衰，食量很小，这一百个饺子使他连续改善了好几天伙食。所以嘛，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好嘛。”

不久之后，聂绀弩被释放出狱。

根据资料记载，聂绀弩的妻子周颖在丈夫入狱后，不仅到了北大荒去探监，回来后还专门找了丈夫的好友、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张执一则是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很早就了解聂绀弩为人狂放不羁，特意批示了一句：

“让他回来吧！”

1959年10月，聂绀弩调到牡丹江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当编辑，次年冬结束劳改回北京，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后来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值得一提的是，聂绀弩此次牢狱之灾，反倒让他与妻子周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聂绀弩年轻的时候狂放不羁，为人潇洒，他1928年就与周颖结婚，但是在婚后仍然不断有风流韵事，两人后来闹到了要离婚的边缘。

五十年代中期，聂绀弩、周颖都被划为右派，但周颖的境况却又要好很多，如果这时候周颖选择离婚，聂绀弩也没什么话可说。

可偏偏周颖对聂绀弩始终不离不弃，甚至在聂绀弩入狱后还四处奔走，积极营救他。这令聂绀弩十分感动，后来他还写诗盛赞妻子：

“婆来探后回家，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亦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不过，对聂绀弩来说，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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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公安六条》后十二天，聂绀弩就又被逮捕。

这一次，聂绀弩的罪名就要重得多——“现行反革命”。

根据2009年2月前山西省高院院长李玉臻《中国作家》杂志发表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的说法：

“聂绀弩的被捕不是偶然的，至少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被盯梢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人故意作局，以喝酒吃饭的方式，诱使他在毫无戒备的状态下发表“反动言论”。”

根据资料记载，从1962年开始，聂绀弩得知胡风的夫人梅志在北京时，就设法与她见面，1966年胡风获得“监外执行”后，聂绀弩还多次上门探望，并且一直保持着通信。

大约聂绀弩也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更大的风暴等着他，于是就把自己的部分文章稿件寄送给在四川的胡风夫妇收藏，避免被毁掉。这部分稿件后来被截留下来。

加上在聂绀弩平素为人豪放，对身边的人多不设防，这也导致了他在日常饮宴中所说的一些话，也都成为给他定罪的根据

《聂绀弩刑事档案》记载：

“在聂绀弩的判决书中，他的罪名有两条：一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胡风、丁玲等鸣冤叫屈。”

不过即便是如此，聂绀弩的性格依然不改。

1969年，因战备原因，聂绀弩被转至山西临汾的第三监狱关押，1974年4月，聂绀弩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与此同时的是，夫人周颖在丈夫二次入狱后，不遗余力的奔走营救。后来得到了时任山西省法院审判员和时任临汾监狱监狱长等人的帮忙。

1975年，中央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进行了最后一次特赦，并在当年年底决定对仍然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恰好当时监狱在释放的这批人中，有一人因病去世未核消，于是就借聂绀弩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的名义，把他的名字填了上去。

1976年10月，聂绀弩被以“国民党军特警”的名义特赦，重新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居委会，每月能够领取18元生活费。

聂绀弩后来是出狱后，才知道女儿海燕以及女婿自杀的情况，这对他的暮年来说，不啻于是一个天大的打击。

在妻子周颖陪伴下，聂绀弩还是走出了这个打击，生活上渐渐安稳下来。

1979年，聂绀弩获得平反，并被恢复了名誉、党籍以及职务级别、待遇。同年9月出任了人民文学社的顾问，后来聂绀弩的党组织关系就挂在了人民文学社古典文学支部。

此后聂绀弩陆续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

聂绀弩年轻时是颇有成就的杂文大师，被赞誉为不亚于鲁迅，至晚年时却一改年轻时的风格，创作以旧体诗为主，多数都是描写他在困难时节下对生活乐观的态度。后来他把不同时期的旧体诗编了三个集子《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后来合为《三草集》在香港出版。

1982年夏，胡乔木偶然从胡绳处看到了《三草集》，对聂绀弩身处逆境仍然乐观的态度十分赞赏，聂绀弩后来得知此事，还特意写信给胡乔木：

“纶音霁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如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

同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聂绀弩的《三草集》增补《散宜生诗》即将出版，胡乔木得知此事后，还特意要来了清样，为这个诗集做了序。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根据章诒和在《斯人独憔悴》称：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几句，便谈起“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胡乔木，请他作序的?”(实际上，是胡主动为之。)霎时间，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怒气冲口而出：“妈的，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给搞坏了！”

由此看来，即便人生数十年身处逆境，聂绀弩的性格依旧没有改变多少。

1986年3月26日，聂绀弩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