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评点看金庸｜《碧血剑》篇：早期金庸为何写不好主角？

评点是中国古典小说独有的鉴赏传统，经金圣叹、脂砚斋而发扬光大，其将批者的妙语附在小说字里行间，兼具文化与美学意义。金庸小说的根脉深处，也流淌着中国古典小说的血液。本专栏便从中国传统评点学视角，对金庸小说逐一复盘，细读金庸江湖的叙事美学与技法得失。

《碧血剑》（新修版），广州出版社，2013年4月版

在金庸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世纪之交对其作品进行的两次大幅修改中，《碧血剑》无疑是修订用力最勤、改动幅度最大的一部。早先金庸在后记中曾言，此书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未出场的袁崇焕与金蛇郎君，袁承志不过是引线。这番话多少带有一些针对主角塑造不力的“托词”成分。毕竟，无论从叙事篇幅、视角聚焦还是情节承载来看，袁承志都是绝对的叙事重心。新修版中，金庸更删去了这句辩解，并通过大幅度的增删润色，确立袁承志“主角”的地位。

考察新修版的改动，金庸基本上是通过增加袁承志的主动性来充实其血肉。一方面，金庸强化了他的政治与军事参与感，让他不再只是李自成军中的看客，而是增加了许多献策平乱的描写，并增加了其抗清的情节，强化了他秉承父志、为国为民的一面。从增强小说的历史深度方面，这些改动基本上是积极的。但此外，金庸又大幅增补了他对阿九（长平公主）的心理描写，强化了他与多位女子的情感纠葛，据他自陈，是“加入一些平常人的生命与感情”。这些修改时常显得荒唐无理，甚至使得人物形象前后矛盾、言行不一。诸如袁承志与温青青的相处，颇有些郭靖的木讷气质，到阿九这里，却仿佛整个人开了窍。不知是否是“傻小子”加“为国为民”的组合让金庸先生有自我重复的担忧，因而改出了“郭靖”和“张无忌”的杂交版袁承志。

电视剧《碧血剑》（2000）剧照

相较而言，“影子主角”夏雪宜的塑造，则能看出成熟期金庸小说塑造人物的影子。他从未正面登场，全凭温仪的泪水、何红药的怨毒与旁人的侧写来勾勒形象。这种“烘云托月”的技法金庸日后运用得愈发纯熟，无论是《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出场，还是《雪山飞狐》中对胡一刀的追忆，皆滥觞于此。

然而，如果细究起来，这部充满了历史感的作品中唯一一个塑造得生动而鲜明的人物，却恰恰是“去历史化”的。如果将夏雪宜这条线索完全拿掉，情节也不会有什么断裂。他的恩怨纯粹是江湖恩怨，他的爱恨纯粹是个人爱恨，与《碧血剑》主线的明清易代、国仇家恨毫无瓜葛。将他与主线联系起来的纽带温青青，又被单调地塑造为一个缺乏大局观甚至有些令人厌烦的善妒女子，这进一步割裂了金蛇郎君夏雪宜与历史现实的联系。

电影《新碧血剑》（1993）中的金蛇郎君

袁承志身上杂糅了袁崇焕与金蛇郎君的影子，他是袁崇焕之子，其人设与行为逻辑天然带有国仇家恨、民族大义的儒家色彩；同时又是金蛇郎君的传人，夏雪宜的影子也投射在他身上。这有时体现在武功上，每当袁承志使用金蛇郎君的诡异武功时，他的性格似乎也会随之变化，变得机变灵动；而当他背负父辈旗帜投身义军时，他又变得质朴重义、忧国忧民。

这种杂糅在袁承志身上并未表现为人物个性的复杂或深刻，反而时常变成人设割裂、情节矛盾的根源。这是因为袁承志与《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一样，本质上属于服务于情节与历史的“眼中叙”人物。金庸需要一双眼睛，去见证李自成的进京，去目睹崇祯的自缢，去亲历明清的易代。袁承志便是这双眼睛。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特点是“人随事动”而非“事随人动”。书中许多配角，如红花会群雄或某些江湖怪客，因无关主线宏旨，反而能自由生长，性格鲜明；而主角却总是受限于历史情节的框架与小说高潮矛盾的需要，不得不做出某些行为。袁承志与阿九的纠缠，正如陈家洛与香香公主的悲剧一样，更多是出于情节结构的需求（如袁承志在面对阿九与崇祯时，情感与国仇家恨两难的高潮；或陈家洛在情感与事业之间的抉择），而非人物性格发展的自然结果。

夏雪宜是金庸笔下第一个接近主角规格且具有鲜明主体个性的人物，然而，在《碧血剑》浓郁的历史氛围中，他最终只得成为一个虽然神采飞扬，却悬空而又孤独的存在。如何在厚重的历史氛围中，塑造鲜活的人物？这是金庸头两部作品未能解决的难题，是古龙回避的问题，也可能是梁羽生始终没能解决完美的难题。而当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可能最深入人心、又光彩夺目的主角便诞生了。这便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黄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