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61年春，《北京晚报》编辑部请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写些知识性杂文。邓拓考虑到“北京”二字和“晚报”二字的特点，把发表文章的栏目定名为《燕山夜话》。
那年夏天，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也请邓拓开辟杂文专栏。邓拓感到力不胜任，就约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一起合作。三人将栏目定名为《三家村札记》，轮流撰稿，署名统一为吴南星（吴晗的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字）。
1965年底，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批判，后牵连到《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1966年5月，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后来，邓拓、吴晗先后自杀，只有廖沫沙在文革后去世，时间是1991年12月27日。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07年1月16日出生于江苏。1922年，他进入长沙师范学校，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
早年时，他曾撰文《人间何世》，批评林语堂创办的宣扬“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人间世》，并和林语堂间、掀起过一场笔战。晚年时，他在给人介绍自己遭遇“三家村劫难“后的养生之道时说，“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
他介绍说，1967年夏秋间，他和吴晗被揪到京西矿区的木城涧煤矿挨批斗。批斗前，二人被关在一间屋里。廖见吴愁眉苦脸，就向他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像梅兰芳、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
吴听了这些话，立刻轻松起来，面带微笑地问：“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廖说：“我们唱的戏叫《五斗米折腰》。”这里用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吴接着又问：“我的工资能买多少个五斗米呀？”但两个人都不知道米价，算不出来。
于是廖又说：“那就去掉‘五斗米’三个字，简称《折腰》，行不行？”吴笑着直点头。廖沫沙称，这段对话使吴晗心情大为轻松。
除了“三家村”的事情，给廖沫沙惹来麻烦的还有他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该文说的是，古今文学作品中，好的鬼故事很多，演一演也没有害处。现在看，他的这个观点没什么问题，但在当时，却非常不合时宜。
因为从1959年春季开始，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组织联合反华。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用“鬼”来比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与鬼斗”，并让社科院文学所专门编纂了本《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廖沫沙在1961年8月31日的《北京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可以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由此给自己招来麻烦，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廖本人对此的理解却是“江青也正想整我”。
他之所以这么理解，他自己的分析是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他住在田汉家时，和江青有过接触、了解江青的一些“私密”。廖沫沙曾给邓可因这么说：“1954年，我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江青也在这里养病，一次到我病房来，谈到在上海的事，说明她还记得那次见面。临走时说：明天还要来，有许多话谈。但第二天我就出院了。”
他认为自己由此更加惹恼了江青。邓可因，曾先后任职于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文艺部、北京市委研究室。事实上，曾几何时、很多文章都持这样的观点：上海时期、凡与蓝苹有关的人，文革后全遭殃了。但是，一个真相是：廖沫沙所了解的所谓江青“私密”中的男主角章泯，在文革中一直安然无事。
这个情况是在【人民网>文化>历史风云>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文章“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披露的。作者于光远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的任上，与江青共事过。
这说明什么呢？总有人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总有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只可听见自己希望听到的声音，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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