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寄钱回家，却把自己弄丢了”：越南海外劳工为何集体陷入抑郁？

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远赴异国，不少越南劳工却因经济压力不堪重负，陷入财务枯竭，最终导致抑郁。

30岁那年，阿强（Cường）离开太原省（Thái Nguyên）前往台湾（Đài Loan）做工厂工人。他向妻子承诺：“只要干几年，就能攒钱盖新房，让孩子好好读书。”但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沉重得多。

每天清晨5点，阿强就要起床，挤上拥挤的通勤车，直到深夜才回到宿舍。工资不算低，但房租、伙食、药品和各种零碎开销几乎吞噬了全部收入。剩下的每一分钱，他都寄回老家——每月精打细算，生怕少寄一点，妻儿就会陷入困境。

起初，他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好。可渐渐地，家里打来的电话内容越来越单一：还清出国劳务中介费、孩子学费、老母亲的药费、暴雨后修房子的钱……他不敢喊累，更不敢说自己快撑不住了。

经济压力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每个夜晚，他都在数字的漩涡中惊醒。他开始变得暴躁，回避朋友，甚至害怕给家里打电话。饮食潦草，睡眠断断续续，身体日渐消瘦，内心充满无用感，常冒出消极念头。经过多次线上问诊，东方综合医院（Bệnh viện Đa khoa Phương Đông）临床心理专家黄国麟医生（Hoàng Quốc Lân）诊断他患有焦虑障碍和抑郁症，需配合药物治疗与心理疏导。

2023年5月，河内一处为即将赴日务工人员举办的培训班外的告示牌

黄医生也曾接诊过一位32岁的越南青年，他在德国从事美甲工作，同样患上抑郁症。患者坦言，尽管收入远高于国内水平，但他长期身心俱疲：持续失眠、头痛、心悸、易怒，尤其一想到钱就感到极度疲惫。“我不是没活干，而是永远不敢示弱。只要一天没客人，或因背痛歇半天，我立刻焦虑，觉得自己有罪，对不起家人。”

黄国麟医生指出，海外劳工是“财务枯竭综合征”的高危人群，极易因多重心理与生活压力叠加而陷入长期应激状态，最终发展为抑郁。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显示，移民劳工患焦虑和抑郁的风险显著高于本地劳工，尤其当他们长期承受经济压力且缺乏心理支持时。

2024年统计显示，越南有超过15.8万名劳工在海外务工，其中日本是最大市场。普遍月薪约1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065元），全年侨汇预计达35–40亿美元，被视为快速积累财富的黄金通道。

然而，光鲜数据背后是重重障碍。据ILO 2023年报告，越南劳工赴日平均支出高达1.92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5.2万元），属亚洲最高之一。日本入国管理局调查显示，超50%的越南实习生背负相当于两年以上最低工资的债务。更雪上加霜的是，2025年中日元持续贬值，导致侨汇价值缩水10–20%，迫使许多劳工不得不延长在外时间，即便实际积蓄远低于预期。

心理健康研究早已证实：债务压力与精神疾病之间存在明确关联。《临床心理学评论》（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一项荟萃分析指出，深陷债务者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普通人的3倍，自杀风险也显著升高。

黄医生认为，深层原因在于“双重角色压力”——这些劳工不仅为自己谋生，更被赋予“改变全家命运”的使命。顶着“越侨”或“出国打工者”的光环，他们自我设限：必须成功，必须富有。这种社会期待筑起一道无形高墙，让他们羞于表达脆弱。于是，他们选择沉默，只报喜不报忧，将负面情绪层层压抑，直至心理防线崩塌。再加上严苛的工作环境、狭小的居住空间，以及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屈辱感，一旦某月寄回家的钱变少，他们便深感自己“毫无价值”。

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心理专家建议：

首先，重新调整财务目标与心理预期。与其试图短期内偿还巨额债务，不如制定长期、可持续的还款计划，减轻大脑的持续高压。

其次，建立真实的人际联结。至少找到一位可信赖的朋友、同事或加入同乡社群，坦诚分享困境，而非沉溺于社交媒体——那里充斥的往往是他人精心包装的成功假象。

此外，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睡眠、远离烟酒等刺激物，是维系心理健康的基石。一旦出现长期失眠、兴趣丧失、绝望感等症状，务必及时通过线上心理咨询等渠道寻求专业帮助，避免悲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