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有一个反派角色能让几代人产生共同的生理性厌恶，那一定是“周扒皮”。
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名为《半夜鸡叫》的木偶片。
当那个尖嘴猴腮、弓着腰、蹑手蹑脚爬向鸡窝的地主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时，一种关于“旧社会”的集体记忆被永久定格了。
01
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这个画面不仅是孩子们的童年阴影，更是一种无需解释的政治常识。
周扒皮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是贪婪、刻薄、剥削的绝对代名词。
半夜趴在鸡窝边学公鸡打鸣，只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这个情节荒诞而有力，它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那个时代的道德审判席上。
而这颗钉子的锻造者，是高玉宝。
在当年的语境下，高玉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甚至比小说情节更具传奇色彩。
一位出身贫苦的文盲战士，在行军打仗的间隙，用画图代替文字，硬是“抠”出了一部几十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这本书一经问世，便不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成了时代的图腾。
《高玉宝》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累计发行量高达数千万册。
高玉宝本人被誉为“战士作家”，他的名字被写进小学语文教科书，成为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他站在聚光灯的最中央，接受鲜花、掌声，以及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然而，光芒越强的地方，阴影就越深。
当全中国都在为高玉宝的奋斗史感动，都在对周扒皮咬牙切齿时，在辽宁省瓦房店市，一个叫黄店屯的小村庄。
那里生活着“周扒皮”原型，周春富的真实后代。
对于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来说，童年的底色不是斑斓的，而是灰暗的。
在黄店屯，周家是一个另类。
别的家族都有修缮完好的族谱，有口口相传的祖先荣耀，但在周家，周春富的名字是一个绝对的禁忌，是一个被强行缝合的伤疤。
孟令骞至今记得那种窒息感。
在学校里，当课本讲到《半夜鸡叫》那一课时，全班同学的目光会不约而同地投向他。
那种目光里夹杂着好奇、鄙夷，甚至是一种看“阶级敌人”般的警惕。
男孩子们会起哄叫他“小周扒皮”，嘲笑他会不会学鸡叫。
那种羞耻感像鞭子一样抽在一个孩子的自尊心上。
他不明白，为什么书里那个坏得流脓的恶魔，会是自己的太姥爷？
回到家，他试图寻找答案，但大人们总是讳莫如深。
母亲告诉他：“别问，在外面千万别提你是周家的人。”
这是一种巨大的、令人绝望的不对等。
一边是拥有话语权、被国家宣传的“文盲作家”神话，光芒万丈；
另一边是活在那个神话阴影下，连呼吸都觉得愧疚的普通农家。
在这个庞大的宏大叙事面前，周家人的委屈、周家人的辩解，甚至周家人的真实生存状态，都像尘埃一样微不足道。
没有人关心那个真实的周春富到底是死是活，是好是坏。
因为在那个年代，“周扒皮”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是一个靶子，一个必须存在的反面符号。
02
要把一个普通农民变成神话，需要的不仅仅是运气，更需要一种打破常理的叙事。
高玉宝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完美契合了时代渴望的传奇。
1947年，当时的东北战场硝烟弥漫，高玉宝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通讯员。
那一年他20岁，他是一个连名字都写不全的文盲。
在那个年代，不识字的战士比比皆是，但高玉宝不一样，他想写书。
他肚子里装满了苦水，想要倒出来给全天下人看。
可是，横亘在他和文学殿堂之间的，是一道名为“文字”的天堑。
他发明了一种震惊后来者的创作方式“画书”。
如果有机会在博物馆看到高玉宝当年的手稿复印件，依然会被那种原始的冲击力所震撼。
那根本不是我们认知中的稿纸，而更像是一幅幅充满野性的简笔画。
他想写“日本鬼子”，不会写这四个字，就在纸上画了一个龇牙咧嘴的狗头，旁边点上几个点，代表那个令人憎恶的形象；
他想写“杀人”，不会写“杀”，就画了一把滴着墨水的刀；
他想写“我们要去哪里”，就在纸上画了一排背着枪的小人，朝着一个方向行军；
甚至遇到同音字，他也用画图解决，想写“沉重”的“重”，不会写，就画了一只虫子，因为方言音近。
这些像天书一样的符号，铺满了他的行军日记。
除了“画”，还有那个著名的“问”。
高玉宝的勤奋是出了名的“疯狂”。
在行军路上，他兜里永远揣着个小本子，见到认识字的人就往上凑。
不管是炊事员、卫生员，还是路过的戴眼镜的先生，只要被他逮住，不问明白几个字绝不放手。
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是，有一次司令员骑着高头大马经过操场，高玉宝居然不知深浅地冲上去拦住了马头。
警卫员的枪栓都拉开了，以为出了紧急军情，结果这愣头青掏出本子，一脸诚恳地问：“司令员，这个‘建设’的‘建’字咋写？”
司令员非但没生气，反而翻身下马，握着他的手教他写字。
这个故事后来被无数次宣讲，成为了“战士作家”为了革命文化事业废寝忘食的铁证。
就是凭着这股子“抠”劲，奇迹发生了。
从1947年入伍时的目不识丁，到1951年小说草稿完成，短短三年多时间，高玉宝宣称掌握了两千多个汉字。
更惊人的是，他交出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不仅仅是一堆文字的堆砌，这是一部结构完整、逻辑严密、人物性格鲜明的成熟文学作品。
尤其是书中对于地主周扒皮心理活动的刻画，对于半夜鸡叫那种紧张氛围的营造，老辣得简直像一个浸淫文坛几十年的老手。
当时的编辑们看着这份沉甸甸的书稿，激动得手都在抖。
这是什么？这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最生动的体现！
一个翻身做主人的文盲农民，靠着党的教育，拿起了笔杆子，写出了刺向旧社会的利剑！
在那铺天盖地的赞誉声中，《高玉宝》成为了不可置疑的经典。
然而，在欢呼声的缝隙里，或许也曾有过一丝极微弱的困惑掠过某些人的心头：
三年，两千个字。
一个刚刚脱盲的人，真的能驾驭如此复杂的长篇叙事吗？那些精妙的起承转合，那些极具画面感的文学比喻，真的是靠画虫子、画狗头就能练就的吗？
但在那个激情燃烧、渴望英雄的年代，这点微不足道的疑问，就像投入大海的一粒沙，瞬间被淹没在造神的狂欢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03
2000年，互联网刚刚在中国兴起，人到中年的孟令骞觉得，时候到了。
作为周春富的曾外孙，他不想再像父辈那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过日子。
他决定做一件家族里从来没人敢做的事：给那个被唾骂了半个世纪的“祖先”翻案。
他要回老家，去寻找真实的周春富。
孟令骞回到了瓦房店黄店屯，那个故事开始的地方。
此时的黄店屯已经是个普通的北方村落，当年的土改风暴早已平息，只剩下几位风烛残年、还没带走往事的老人。
其中最关键的一位证人，是当年曾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贞。
在见到王义贞之前，孟令骞心里是忐忑的。
如果书里写的是真的，如果姥爷真的像书里那样虐待长工，那他这次寻访就是自取其辱。
然而，王义贞老人的回忆，却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孟令骞预设的恐惧，也浇醒了那个荒诞的噩梦。
“你姥爷？那是真抠啊！”王义贞眯着昏黄的眼睛，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旧东家，语气里没有恨，反而带着一种调侃，
“他那是出了名的‘老抠’，家里吃粉条，他都得数着根吃；家里人谁要是穿件新衣服，能被他骂半天。
他对长工抠，对自己更抠，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那半夜鸡叫呢？”孟令骞问出了那个压在心头几十年的问题，“他真半夜趴鸡窝学叫，逼你们下地干活？”
听到这话，80多岁的老长工咧开嘴笑了，那笑容里满是对城里人无知的无奈：“扯淡！没那事儿！”
老人给出了一个让所有农学家都无法反驳的理由。
“那时候种地，讲究的是‘锄板要长眼睛’。”王义贞比划着锄地的动作，“东北的大田里，庄稼苗和杂草混在一块长，大白天日头底下，还得瞪大眼睛仔细分，稍微一走神就把苗给锄了。
要是半夜黑灯瞎火的下地，那锄头下去，苗和草一起完蛋。
地主是为了多打粮赚钱，他又不是疯了，为了折腾长工把自家庄稼毁了？”
这个简单的逻辑，瞬间推翻了《半夜鸡叫》最核心的戏剧冲突。
在地主周春富的世界里，“贪婪”和“愚蠢”是互斥的。
一个靠精打细算攒下家业的富农，绝不可能干出“半夜毁苗”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
孟令骞觉得手里有了底牌。
他拿着长工的证言，整理了关于农业常识的分析，开始向媒体投书，试图在刚刚兴起的网络论坛上为家族辩护。
他以为，只要把事实摆出来，人们就会恍然大悟。
但他错了，错得离谱。
当他大声疾呼“半夜鸡叫违背常识”时，迎来的不是理解，而是铺天盖地的嘲讽和谩骂。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高玉宝是亲历者，难道他会撒谎？”
“你这是在为地主阶级翻案！你想否定土改的成果吗？”
“无风不起浪，你家要是好人，能被写进书里？”
在那个年代，《高玉宝》的累计发行量是几千万册，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几代人的“信史”，是不可动摇的集体记忆。
相比之下，孟令骞的声音太微弱了，微弱得就像一只试图挡住滚滚车轮的蚂蚁。
人们不需要一个精明吝啬的富农周春富，人们需要那个坏得流脓、滑稽可笑的周扒皮。
因为后者能带来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宣泄的快感。
深夜，看着网上那些尖锐的评论，孟令骞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他意识到，光靠常识和人证，根本推不倒这座屹立了50年的丰碑。
要想翻案，必须找到这本书最致命的“七寸”。
那本书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一个文盲，到底是如何编织出如此严丝合缝却又违背常识的谎言？
孟令骞把目光重新投向了那一摞不同版本的《高玉宝》。他发誓，哪怕把这些纸翻烂，也要从字里行间找出那个被掩盖的真相。
04
孟令骞疯了一样地钻进了旧书堆。
既然无法在现实中辩驳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见，那就回到书本本身。
他有一种直觉，那个把他家族钉在耻辱柱上的谎言，一定会在文字的源头留下蛛丝马迹。
他跑遍了沈阳和大连的旧书市场，从潘家园的地摊到孔夫子旧书网，他像一个偏执的侦探，收集着不同年代出版的《高玉宝》。
1990年的版本，没有异样；
1976年的版本，没有异样；
1964年的版本，依然是那个熟悉的故事，熟悉的署名，熟悉的“高玉宝著”。
几十个版本，跨越半个世纪，内容仿佛铁板一块，严丝合缝得让人绝望。
直到那个阴沉的下午，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摊角落里，孟令骞的手指触碰到了一本封皮发黑、纸张已经脆得掉渣的小册子。
那是1955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初版《高玉宝》。
孟令骞小心翼翼地捧起这本比他岁数还大的书，习惯性地翻到了最后一页。
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不对劲。
这本初版书的厚度，似乎比他家里那本六七十年代的版本，多出了薄薄的几页。
他屏住呼吸，手指颤抖着翻到了第287页。
这一页在后来的所有版本中都消失了，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但在1955年的这个时空里，它赫然印着一篇长达1200字的后记。
后记的14字标题朴实无华，但是却让孟令骞欣喜若狂，
就是这14个字，让孟令骞看到了希望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