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青：从“菜肉馄饨”想到静安区的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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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 徐青

有位老师转发了一篇关于电影《菜肉馄饨》的网文，里面有句反问让我琢磨了好一会儿：“静安区是接受上海话英才教育长大的吗？”

我始终不太懂作者抛出此问的真意。是觉得静安区的上海话格外标准，像受过精英训练？还是恰恰相反，认为它离上海话的乡土气息太远？但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因为我们这些在静安长大的70后深知，静安区的语言底色，远比“英才教育”这四个字要复杂、生动得多。

它不是什么标准化的课堂，而是一座天然的方言交融舞台。

我们读小学那个年代，上海的市区和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每个区都像是自带性格，界限分明，气息独特。别的区先不讲，单说静安区吧，光是语言这一项，就够聊上半天了。

记忆里的上世纪80年代，静安区大概是以静安寺为中心，南京西路、延安中路热热闹闹的，万航渡路、武定西路则安静许多。曹家渡、叶家宅、太平里这些名字，现在听着都带着历史感。静安寺自然是中心，但静安也不全是光亮的一面。比如和长宁、普陀交界的曹家渡，在老人们口中就是个“不太平”的地方，那时候常听大人提起“极斯菲尔路76号”（也就是后来的万航渡路76号），语气神秘又复杂。叶家宅那边，还有后来变成达安花园的“小莘庄”，当时是大片的简屋和棚户区。

就是这样杂糅的格局，让静安区的语言也变得丰富多彩。万航渡路、武定路一带，苏北话是常能听到的；南京西路、延安中路旁的石库门里，飘出来的多是软糯的苏浙方言。去常德路看望老师，总会经过常德公寓——张爱玲以前住的地方，就在静安寺边上，常德路和愚园路交界，对面是电车厂。她就是在那里，写下了《倾城之恋》《封锁》《公寓生活记趣》等活色生香的故事。即便在拥挤狭窄的棚户区里，也还藏着回民的生活区域。所以啊，那时候的静安，不只是说的话不同，连早晨飘出的饭菜香气，都各不相同。

我的小学班主任屈老师，教到我们三年级就退休了。后来我们几个同学还一起去常德路看望过她。屈老师说一口挺标准的普通话，几乎听不出她是哪里人。屈老师退休后，接她班教语文的林老师，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口宁波话讲得“乓乓响”。后来带我们毕业班的洪老师，教学没得说，特别严格，可一开口就是浓浓的苏北口音，特别是那句加重了语气的“美得不得了”的尾音……班上调皮的男生，最爱偷偷学两位老师说话的样子，当成课间的乐趣。

教英语的莫老师，很有意思。她姓莫，头发不知怎么是淡淡的黄色，皮肤特别白。她可不像宋老师那样总是笑眯眯的，她老是皱着眉头，看上去不太容易亲近。我们读英语单词，那个“the”里的[ð]音，总是发不好。她一听到，眉头就锁得更紧了，那张白白净净的脸，会“唰”地一下透出粉红色来。要是我们再读不好，那粉色就会加深，变成红彤彤的一片，在她雪白的皮肤上特别显眼。

而教音乐的宋老师，则是另一个样子。她真好看，很优雅，名字也好听。她的头发不像莫老师那样直直的，而是带一点点温柔的波浪，齐耳的长度，总是很有光泽，也不知是用了发油还是天生如此。大家都晓得，她家就在静安区少年宫旁边，是标准的“上只角”人家。可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普通话的声音，特别是那个“是（shi）”字，发音格外清晰、轻柔，好像带着一点特别的韵味。具体她还说过什么，我早已记不真切了，唯独那个轻轻吐出的“shi”音，像一片柔软的羽毛，到现在还在记忆里飘着。

所以，当我看到那篇文章的原标题——“已经丧失上海话语言能力的上海人，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包了顿馄饨”，以及“静安区是否接受上海话英才教育”的问题时，反而忍不住笑了。静安的孩子，哪里是受了什么单一的精英文教，我们根本就是在宁波话的“乓乓响”、苏北话的干脆利落、莫老师字正腔圆的英语、和宋老师那个轻柔的“是”字里泡大的。语言的强弱消长，或许就像城市的街巷面貌，总会变迁。但上海人真正的生活底色，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海纳百川”般活生生的包容。

就像我们静安的孩子，味蕾是从小就被教“豁达”了的。我们的餐桌，何曾有过泾渭分明的界限？夏天吃冷馄饨，冬天吃热乎乎的水饺；早餐可以是包着油条的“包脚布”，也可以是来自北方的厚实羌饼；而到了晚饭时分，一碗融合了酸甜与浓香的罗宋汤，更是许多人家餐桌上的常客。馄饨自然是上海人深入骨髓的念想，但在世界末日挣扎着爬起来包馄饨的那份韧劲与从容，或许正源于这种融在每日烟火里的、不挑不拣的生命力。

静安的往事，上海的今昔，都告诉我们：真正的“本地”，从来不是固守一种腔调、一种口味。它是在嘈杂的市声中，能听懂四方的音韵；在自家的餐桌上，能尝出天下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