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从历史角度来看更清晰

“十五五”规划建议，那句“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听着新鲜，但细品之下，这智慧的火花，早就在咱们的历史长河里噼啪作响了。

所谓“投资于物”，投的是山河筋骨、城池楼宇，是那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家伙；而“投资于人”，投的则是人心才智、民力福祉，是那虽无形却可开天辟地的软实力。

这二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一出双簧戏，配合好了，方能演出盛世华章。

要说这“投资于人”的极致，莫过于战国时期那位传奇商人吕不韦的手笔。

他干的可不是寻常买卖，他在赵国邯郸街头，一眼相中了当时落魄得如同敝履的秦国公子异人，脱口而出那句流传千古的“此奇货可居”。

这眼光，毒辣！在旁人眼里，异人可能是个烫手山芋，但在吕不韦看来，却是世间最具潜力的“原始股”。

他可不是光动嘴皮子，是真金白银地砸了下去，拿出五百金供异人结交宾客、装点门面，又拿出五百金购买奇珍异宝西入秦国，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硬是把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质子，运作成了大秦的王位继承人。

这笔投资，回报如何？异人即位（秦庄襄王），吕不韦拜相封侯，食邑十万户，家僮万人，真正实现了从富商到政治家的惊天跨越。

他投资的哪里是一个具体的人，分明是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走向，是以人力撬动历史的杠杆。这便是“投资于人”最惊心动魄的模样，它要求投资者有穿透时间的慧眼，有敢于押注未来的胆魄。

当然，这样的顶级风险投资并非人人可为。更多时候，“投资于人”体现在那些更为朴实、却同样深刻的制度与日常里。

比如，清末纵横商界的云南“钱王”王炽，他缔造金融帝国的秘诀之一，便是对人的极度看重。

他看中合伙人李耀廷的才干，在其负债累累、旁人避之唯恐不及时，王炽不但免其旧债，还主动代偿外债，诚心邀其入伙，并授予“人力红股”。

这不就是早期的人力资本入股吗？让有才者凭本事分享利润，将员工的利益与商号的命运牢牢绑定。

王炽对旗下员工更是关怀备至，从四季衣裳、回家灯烛到婚丧嫁娶的抚恤，无微不至。他深谙一个道理：人心的凝聚，才是商业帝国最稳固的基石。

这套以诚待人、以利激人的办法，比任何冰冷的合同都更有力量。

再往前看，晋商票号风行天下的“身股制”，同样是这个道理，让伙计也能凭劳绩和才智参与分红，将“打工人”的命运与“东家”的兴衰融为一体，这何尝不是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投资于人”？

然而，光有“人”的灵动，若无“物”的承载，终究是空中楼阁。这便是“投资于物”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如同为奔腾的江河修筑堤坝与渠道，为翱翔的雄鹰铸造坚实的巢穴。

秦国能一扫六合，靠的不仅是君王的雄心和谋士的韬略，更依赖那套从咸阳辐射天下的驰道系统，以及郑国渠等水利工程带来的粮草丰盈。

路通则政令军令畅通，粮足则民心军心稳定，这些浩大工程，正是将国力“投资于物”的体现，它们为帝国的雄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跑道。

同样，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劳民伤财以致帝国倾覆，但这条血脉在后世千年里滋养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将南北连为一体，其战略价值远超一朝一代的得失。

这种投资，往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塑造地理，也重塑了文明的格局与节奏。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偏废任何一端，都难成大器。

竭泽而渔式地“投资于物”，如秦始皇筑长城、修阿房，物力耗尽而民心离散，再坚固的城墙也挡不住烽烟四起。

而若只空谈“投资于人”，没有相应的产业、平台和基础设施（也就是“物”）去承接和释放人的才能，那么满腹经纶也可能无处施展，一身技艺或许只能困于草莽。

人的才智需要物的舞台来展现，物的效能需要人的智慧来激活。

如今，“十五五”规划将这两者的“紧密结合”提至战略高度，正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与现代发展的清醒认知。

今天的“投资于物”，不再是简单的铺摊子、盖楼房，而是投向科技创新的大设施、产业升级的新平台、城市更新的微循环，是让“物”更智能、更绿色、更服务于人。

而今天的“投资于人”，也远不止于古人式的养士或分红，它意味着对全民教育、健康、技能乃至全生命周期福利的系统性投入，是把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是把每一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源泉。

说到底，投资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让每一份对“物”的夯实，都为“人”的驰骋拓展边界；而每一次对“人”的赋能，都能转化为驱动“物”革新迭代的智慧火花。

从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到今日的“人才强国”，从古老运河的帆影到今日信息高速公路的奔流，这物与人的交响曲，旋律永恒，而今乐章正新。#5万公里！中国高铁里程新突破##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