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有多难：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

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国家文物局先后组织过两次高规格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活动，尤以80年代那场最为全面深入——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和谢辰生七人组成的鉴定组，自1983年8月到1990年6月，历时八年，先后访问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208个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收藏，过目古代书画作品61000余件。

左起：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权威专家“组团巡回”鉴定活动之后，我国对古代书画鉴定的研究工作也因此更上一层楼：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根据这批做过真伪鉴定的古代书画，继续进行了大量富有价值的考据性研究。

而第一次鉴定工作，则由于书画鉴定大家张珩于1963年因病离世，遗憾地未能充分展开。但也正是张珩，为中国古书画鉴定学构建了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堪称该学科的奠基者。

中国古书画鉴定学的奠基者

张珩(1915—1963)，字葱玉，浙江南浔（今属湖州）人，和收藏大家庞元济（字莱臣）算是老乡。他的家族“四明张氏”也是近代著名收藏世家，家中庋藏的唐宋元明书画名迹，成为张珩最早的“审美教材”。

自幼浸润其中的张珩，不仅练就了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更培养出对古书画笔墨、纸绢、题跋、印章的敏锐感知力。才20岁时，年轻的张珩便以精准鉴定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真伪崭露头角，在收藏界赢得“神童”之名。

1962年，张珩（左）与谢稚柳（中）和刘九庵在七星岩留影

上世纪50~60年代，经过战火和动荡后，大量珍贵书画面临真伪难辨、保护无门的困境，张珩凭借精准的鉴定，不仅为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机构筛选出大批国宝级藏品，更避免了众多珍贵文物因误判而遭损毁或流失。他对《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等传世名作的年代考证与细节解读，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重要依据。

更重要的是，张珩打破了传统书画鉴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状态，为中国古书画鉴定学构建了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堪称该学科的奠基者。

在张珩看来，鉴定书画并非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理论上谁都可以学会。他举了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有其的特点，“如果是我们的熟人，一听声音，便知道他是谁；又如写字，每个人也有他的特点，相处久了，一看笔迹也自然知道是谁写的。”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鉴别古人书画也是这个道理——熟悉某一家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就能做好对这一家作品的鉴定工作。此外，还有印章、题跋、纸绢质地、收藏印与藏品著录等作为辅助依据。

然而，能学会不意味着容易学会。

每位书画家早、中、晚期的作品都不尽相同，正如一个人的容貌自幼及长乃至老去，都有明显变化。那么自古至今，就算只看名家，也不止千百人，各家再有分期，那么名家作品的风格特点便多到不可胜数了。再加上鉴定者必然会面对的大量伪作，挑战自然也是相当巨大。

甚至就算是真迹，还存在一个优劣问题，遇到某家的一件书画，要分辨出它是代表作，还是一般的作品，抑或较差的作品，更加考验一位书画鉴定者的眼力与修为，正所谓“鉴真伪、定高下”。

天津博物馆藏《金池争标图》，有人认为是张择端早期作品，张珩认为是宋朝南渡后风格

张珩还特别提到一点：既想知真，必须知假。他甚至建议各大博物馆有意识地去搜集些伪作，“凡是能说明问题的就有它的参考价值”，甚至不妨举办伪作展览，将手法各异的赝品摆出来供内部参考。

这个思路颇具启发意义：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哪里能举办一场面向公众的高水准“赝品大赏”，相信现场定会门庭若市。

虽然这位鉴定大家年仅48岁便遗憾病逝，但他留下的《怎样鉴定书画》等经典著作，成为后世鉴定者的“入门宝典”；他开创的系统化鉴定方法，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书画鉴定的格局，也让这门古老的学问，走向了科学化、规范化的新时代。

大规模伪造名画第一人

唐人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绘画通史”。在这份宝贵的历史资料中，张彦远写到了史上大规模伪造名画的第一人——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

在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掌权时期，张易之召来天下画工，以整理和维护皇家内库书画为由头，让画工们各自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精心临摹名家书画，然后照原作的样子一毫不差地装帧。张易之将这些“手制高仿”书画放回内库，真品就悄悄带回了自己家。

唐人《宫乐图》轴（局部）

这些唐代画师们临摹的作品，可能也有少量流传至今，若论其历史意义和艺术水准，决不能说是没有价值的。

到了文化发达的宋代，书画作伪更是盛行。著名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便记载过王诜的造假故事。

话说这位王诜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出身高贵，还是宋英宗的驸马爷，本人也是位水平很高的书画家，同时热爱收藏，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文化名人都是好友。

王诜《烟江叠嶂图卷》

但王诜的个人私德颇有争议，不仅对身为蜀国公主的妻子薄情寡义，更是精于书画造假——他将米芾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的书法作品等，“染古色麻纸，满目皱文，锦囊玉轴装”，然后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裱在一起，还邀请当时的公卿大夫来写题跋，为伪作背书。

米芾在《书史》里的记载十分生动，“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被公认为真迹

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米芾应该是没有在圈子里张扬此事。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出自米芾手笔的字卷若是传到现在，哪一件不是书法珍品呢？

因此张珩也认同这句话：“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

且看且珍惜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早期的“收藏家”都是帝王级别——比如汉武帝曾“创置秘阁，以聚图书”，到了汉明帝刘庄时，更是“雅好丹青，别开画室”。

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帛画

东汉末年，经董卓之乱，汉献帝西迁，这些内府积年珍藏的缣帛图书陆续被士兵们拿走许多——“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当时纸张还未大规模使用，这些画卷和文书的载体多为丝绢，大幅的被拿去做帷幕车盖，小幅的用来改成装东西的随身小袋子。

就算是这样，西迁的存货仍有七十几车，可是在路上碰到下雨，车子走不动了，队伍只得弃之而去，大批珍藏就这样流散在路上。这是第一次大损失。

到了两晋时期，爱风雅、重清谈的士族夫阶层又陆续积攒起许多收藏，新的书画佳作也不断诞生，但在那个战乱频起的时期，脆弱的书画也更加命运多舛——前赵君主、匈奴人刘曜在焚烧洛阳宫殿的时候，多少珍品随之灰飞烟灭。

距今已有1700余年、盖满了收藏印章的西晋陆机《平复帖》

东晋权臣桓玄出身高门望族，极好书画，据记载说他的志向是“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篡权之后，他如愿得到了朝廷内府的所有珍藏。

但他建立的桓楚政权没几年就败亡了，其苦心收藏的名画法书和典籍等均入于宋（南朝刘宋政权），此后又被南齐高帝萧道成继续收藏，传到梁元帝萧绎手中时，内府所藏典籍足有十几万卷，蔚为可观。

萧绎博学多才，画艺高超，绝对是个懂文化的君主。但他也是个糟糕的君主，登基没几年就国破身亡。面对围城绝境时，萧绎的做法是“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然后一把火烧掉……

萧绎所绘的《职贡图》（局部）也是宋人摹本（现藏于国博）

这一做法被后人视为继“焚书坑儒”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惨痛的文化典籍大毁灭事件。

此后陈、隋二代也收集了不少，隋炀帝还特意修筑了“宝迹台”存放自古名画，甚至在下扬州时也要随船携带，结果半路船翻了，“大半沦弃”。再到觅得《兰亭序》真迹的唐太宗，又渐渐集聚起丰富收藏，但也在安史之乱后损毁大半，再到两宋之后、元明末年……

较之其他文物，脆弱的书画想要留存后世显然更加困难。所以我们如今还能欣赏到的古代书法和画作，多半都不是最初的原件，而是后人的摹本。

且看且珍惜。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