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艺术时代，再看“艺术与科技的未来” 

数字艺术与新媒体艺术已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从公交站的数字艺术展陈到展览中的3D 打印艺术品，再到AI技术在图像、视频、音乐等艺术创作中的普遍应用，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近日，以“考古艺术与科技的未来”为主题，一场关于数字艺术与媒体考古学的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人斯日古楞介绍了“视觉媒介文化译丛”的项目，该项目历时三年，于近日正式推出了《数字艺术指南》《新媒体考古学》《什么是媒体考古学》《再见世界：数字时代看艺术》四本译著，聚焦当代视觉艺术与传媒媒介的研究前沿，涵括数字艺术与媒体考古学领域的重要成果。

两本关于数字艺术的书，追溯了数字化网络社会环境下的艺术是如何诞生而来的，并引导读者思考以下问题：互联网是否改变了我们看待图像以及与图像建立关系的方式？不断发展的技术、庞大的信息流以及愈加深入的屏幕化生存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感知系统？身处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如何通过这些技术创造出以技术为决定因素的新的情感表达方式？

而“媒体考古学”与“新媒体考古学”则是更新的研究领域。两本新书中，结合电影研究、想象媒体、德国媒体理论、新唯物主义、媒体艺术与档案研究等多个领域，系统地阐释了媒体考古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理论资源和批判潜力。

《什么是媒体考古学？》内页

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师曹澍尤其关注“数字幽灵”的现象。他分享道：“数字幽灵不是不存在的东西，而已经发生了但尚未被消化的历史，它们还在被技术跟制度不断地压缩，然后持续性地返还给我们自身”。他认为，技术媒介是幽灵的主要载体，战争、殖民、核试验、机体创伤等未被处理的历史，会以噪声、延迟、畸变等故障形式潜藏在影像、算法、制造系统中。艺术家的核心任务不是追求技术高效，而是“关注这些技术媒介是如何无意中暴露这些结构性创伤的”。

曹澍也呼吁关注技术发展背后的隐形劳动，“AI的飞速发展背后，是孟加拉国、阿富汗等国数据标注工人的大量隐性劳动，其中隐含着大量的意识形态问题以及政治问题。艺术家与研究者的实践，就是要让这些被遮蔽的劳动、生态代价和历史创伤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曹澍作品《妖糖》

曹澍作品《公园一角》

延续着对于数字艺术的讨论，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执行总监汪嫣然介绍，早期AI艺术虽粗糙、错误百出，但却暴露出机器操作层面上的本体论机制，即“非人类之眼的理解和观看”。“我们之前策展时，曾以克里斯蒂瓦‘卑贱’的概念命名AI展览，探讨机器的潜理性、非理性特质，打破硅谷式超人类主义想象。2023年后，我们则强调媒介是‘文化意识形态、基础设施、地理、心理层面的集合体’。”汪嫣然谈道。

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的展览 “人工智能的兑现：解脱”

中央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生蓝梦乔从青年学者的角度反思了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她介绍，自身专业是“具象油画的当代转换”，看似与新媒体无关，但实践中发现，艺术的本真性、人性内在的真情实感，是技术无法取代的。她引用黑特·史德耶尔展览中的名言“人类让子弹从一只耳朵进入，从另一只耳朵出来”，提出对技术应当“听到子弹到来之前我们能够去理解它”，提前感知技术影响并主动回应。

蓝梦乔 作品《贴有马赛克的墙》

策展人、艺术评论家董冰峰在研讨中则提出他的一个观察：“艺术机构，尤其是当代艺术机构，对现实或者技术的反应其实是相对缓慢、滞后的，美术馆多聚焦展览图册制作，缺乏独立的媒体艺术研究读本与文集。

研讨会中，以“媒介考古艺术：重启档案，再造记忆”为题，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副教授杨光影解读了“媒体考古学”的概念和西方媒介考古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尤西·帕里卡。杨光影介绍，媒介考古学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挖掘媒介发展历史中被忽略、断裂的部分，打破主流的线性叙事，揭露技术背后的权力逻辑。媒体考古学反对“技术决定论”和媒介发展的线性叙事，强调历史中存在大量断裂、偶然与未被选择的路径。例如，研究失败的技术或未被广泛采用的媒介形式。这种研究试图打断技术霸权——例如揭示“算法推荐”并非必然，历史上存在过不同的信息组织方式。它提醒人们：技术发展并非唯一道路，当下数字时代的许多问题（如隐私、注意力剥削）可能在更早的媒介形态中有其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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