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的关键是改善收入｜宏观经济

文/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主任助理舒蕾

我国居民部门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较低，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是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首要任务。提振消费关键是要改善居民收入状况，丰富收入来源，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我国居民部门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较低，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是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最终消费只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5%左右，长期低于国际水平，比德国低16个百分点，比美国低18个百分点。GDP中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较低，居民部门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左右。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首要任务。提振消费关键是要改善居民收入状况，丰富收入来源，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住户部门调整后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低于国际水平

GDP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涓滴”至居民部门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住户部门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薪酬收入已不能全面反映住户部门收入状况，且不同家庭收入类别间存在巨大差异，因而理解收入分配状况要超越传统的劳动份额概念，研究住户部门与非住户部门间的收入分配。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反映了GDP在住户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分配。

国民账户中的住户部门调整后可支配总收入（AHDI）是进行跨国比较时，衡量住户部门生活条件的最好的指标（经合组织（OECD），2016）。AHDI是一个核算指标，是以收入分配和资金流动为核算对象的资金流量表中的一项。AHDI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总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在初次分配环节，住户部门收入包括住户获得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净额（主要是红利和利息），以及住户部门增加值扣除住户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和缴纳的生产税净额后的余额，包括个体经营户营业利润、固定资产折旧和自有住房服务折旧。在再分配环节，住户部门缴纳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获得社会保险福利和其他社会补助，经过经常转移调节，形成了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再经过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实物社会转移调节，形成住户部门调整后可支配总收入AHDI。

我国AHDI占比持续低于国际水平，是制约居民部门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2000年以前，尽管AHDI占比低，但跟欧盟、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差距还不是特别大，随后我国AHDI占比持续降低，2007年份额仅为59.9%，比1992年下降11.2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2010年后，AHDI占比呈上升趋势，但依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也高于90年代水平（见图1）。

实物社会转移低是造成我国AHDI占比低的重要原因。2022年，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占GDP比重（60.3%）已接近法国（61.9%）、德国（61.3%）、日本（60.9%）等一些经济体，但经过实物社会转移调节后，AHDI占比与主要经济体差距再次拉大（见表1）。

收入来源单一，收入增速放缓

收入是消费的源泉，消费可持续增长需要依赖居民收入。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来源单一问题突出，既影响边际消费倾向，也造成收入增速慢。

劳动收入占比高于国际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过度依赖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的消费倾向更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包含雇员薪酬和自雇者的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包含财产收入、营业收入和自雇者的资本收入。已有研究表明，薪酬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而这正是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占比接近85%，远高于德国（71%）、日本（78%）、法国（75%）、美国（64%）等国家。

资本收入不足源于居民金融资产、企业拥有量相对较少。我国居民平均100多人拥有一家中小企业，日本为30人，美国平均10余人就拥有一家中小企业。金融资产方面，尽管2024年全国住户存款总额达到了151.25万亿元，但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9579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188元，财产性收入仅5455元。同期，4.65亿农村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3119元，财产性收入仅有580元，占可支配收入的2.5%。

多元化收入增速放缓

2020年后，居民收入增速降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实际增速低于GDP增速。2013—2023年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均值为6.8%，高于同期GDP实际增速均值（6.0%）。新冠疫情后，居民部门收入增速放缓，2020—2023年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平均值下降2.2个百分点至4.6%，低于同期GDP实际增速均值0.1个百分点。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差距进一步扩大到0.6个百分点。

人口密集、经济活跃的一线城市和东部省份收入增速放缓。分省份看，近10年，各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平均下降4.42个百分点，除西藏外，降幅都在3.5个百分点以上。2024年，各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5%的仅有西藏、新疆两个西部省份，一线城市增速普遍较低，广东、上海、北京三省市分别只有3.92%、4.04%、4.30%。

非工资收入增速降低是收入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新冠疫情前，工资收入增速低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呈现多元化趋势。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下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速均低于工资性收入增速，不仅导致居民收入更加单一，也影响整体收入增长。

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居民收入分配、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严重，降低整体消费倾向。

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大。按收入五等分分组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10.3倍。相比之下，美国这一倍数约为8.4，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接近5，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与墨西哥相当，墨西哥顶部20%的收入是最底部20%的10.4倍。我国头部1%人口的收入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57%不断攀升，截至2022年已达15.72%，高于日本、欧盟等经济体。

二是财富过多集中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富有人群手中。我国财富集中度比收入集中度更高，2022年，头部10%的人口拥有全社会82.8%的财富，头部1%的人口拥有全社会31.5%的财富。

社会保障不完善

社会安全网络尚未织牢织密。一是养老保险保障力度低，且可持续性堪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劳动年龄人口的86%，但养老金额度较低，2022年，农村居民每月基础养老金平均为205元，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的12%，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月均领取养老金3605元，相当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41%。人口老龄化和历史遗留问题挑战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不考虑财政补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在2019年已是负值，到2050年缺口将达到16.73万亿元。

二是个人医疗支出负担重，特别是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医疗保障不足。2020年，我国医疗费用自付比例为35%，高于美国（10%）、欧洲（14.4%）、日本（12.6%）等主要国家。而政府医疗支出仅占GDP的3%，低于OECD平均水平（7.8%）。农村地区，新农合农民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从每人每年10元提升到400元，但报销比例未有直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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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清华金融评论》2025年12月刊总第145期

编辑 | 王茅

审核丨丁开艳

责编 | 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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