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邹雷的文学长征与精神地理

　　在江苏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有一条隐秘而坚韧的河流。它源自淮河之滨的盱眙维桥，流经硝烟弥漫的老山前线，最终汇入六朝古都金陵的文化汪洋。这条河流，便是作家邹雷的人生轨迹。他不仅仅是一位创作者，更是一个时代的“三棱镜”：一面折射着军人的铁血与忠诚，一面映照着知识分子的敏锐与良知，而最底层的那个切面，则永远深沉地倒映着故乡的芦苇与斜阳。邹雷以二十三年的戎马生涯为墨，以半生的文学苦旅为笔，在宏大叙事与个体悲欢之间，构筑起了一座独特的文学丰碑。

　　维桥河畔的胎记

　　文学是记忆的还乡，而作家的童年往往是其创作生命的最初原点。

　　1965年，邹雷出生于江苏盱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淮河奔流，明祖陵肃立，山水之间激荡着楚汉文化的雄风与淮扬文化的温婉。童年的邹雷，生长在盱眙维桥河畔。那里的“杏花村”、奔腾的维古河、以及那一望无际、藏着无数传说与秘密的芦苇荡，构成了他最初的世界观。

　　在后来的文学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维桥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邹雷文学世界的“精神脐带”。他在散文与小说中反复描摹的那种湿润的、带有泥土腥气的氛围，正是源于这段记忆。那时的少年邹雷，或许未曾想到自己未来会执笔为文，但淮河儿女骨子里的那种质朴、豪爽与重情重义，已然在他的血脉中悄然沉淀，成为他日后文学人格中最坚硬的底色。

　　1982年，嘹亮的号角吹响。17岁的邹雷，怀揣着对英雄主义的懵懂向往，告别了维桥的流水，穿上了绿军装，踏入军营。这一别，便是整整二十三年的军旅生涯。从苏北水乡的清秀少年，到摸爬滚打的钢铁战士，这种身份的剧烈转换，完成了对他生命意志的第一次淬炼。

　　如果在维桥的岁月赋予了邹雷感性的柔情，那么军营则赋予了他理性的刚毅。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不仅经历了和平年代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洗礼，更经受了生与死的终极考验——奔赴老山前线。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那片亚热带丛林的战火中，邹雷亲眼见证了青春的陨落与信仰的升腾。炮火、泥泞、牺牲、荣立战功……这些词汇不再是书本上的修辞，而是刻入骨髓的生命体验。这段经历，让邹雷比一般作家更早地触碰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也让他拥有了同代作家少有的“前线视角”。这种视角，让他日后的文字始终带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哪怕是书写最温柔的情感，也隐隐透着一股铮铮铁气。

　　和平年代的军魂拷问

　　转业后的邹雷，并没有让军人的身份随着军装的脱下而褪色。相反，他将这种身份内化为一种文学自觉，开始在文字的战场上进行新的突围。他历任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青奥组委会新闻协调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等职，身份的转变让他有了更广阔的观察社会的视野，但他笔下的根须，依然深深扎在军营的厚土之中。

　　他的早期代表作、长篇小说《城市中校》，便是这种“双重身份”碰撞下的产物。

　　这部作品之所以在军旅文学中独树一帜，在于邹雷敏锐地捕捉到了和平年代、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都市军人所面临的独特困境。主人公朱浩洋，一位身处繁华大都市的中校军官，他的形象不再是传统战争文学中那个单纯的战斗英雄，而是一个充满了现实矛盾与人性张力的“立体人”。

　　在小说中，邹雷以“过来人”的平视视角，精准地解剖了朱浩洋的内心世界：一方面，是军人的天职、荣誉感与体制内的纪律约束；另一方面，是个人抱负的施展、家庭生活的压力以及外面精彩世界的诱惑。朱浩洋在军地关系、上下级博弈、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穿行。

　　邹雷之所以能将这个人物写活，关键在于他为朱浩洋注入了鲜明的“盱眙基因”。每当朱浩洋在都市的钢铁森林中感到迷茫或疲惫时，支撑他抵御世俗侵蚀、坚守初心的，正是那份来自故乡的质朴与倔强。他重情重义，渴望报效乡梓，这种带有浓厚农业文明色彩的道德坚守，与现代都市的功利法则形成了微妙的张力。

　　《城市中校》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份关于和平时期军人精神生态的社会调查报告。邹雷没有回避矛盾，没有刻意拔高，而是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展现了军人在转型期的阵痛与坚守。这种真实，源于作者二十三年军旅生涯的深厚积淀，也源于他对战友、对军营那份深沉得化不开的热爱。

　　历史回响与儿童文学的史诗化

　　如果说现实题材是邹雷对当下的叩问，那么历史题材则是他对民族精神源头的追溯。邹雷的创作视野并未局限于成年人的世界，他将目光投向了更纯净、更具传承意义的领域——红色儿童文学。

　　在这里，他发掘出了一座巨大的精神富矿：“新安旅行团”。

　　这是一段被历史尘封却极具传奇色彩的往事。抗战时期，一群来自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少年，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组成“新安旅行团”，以文艺为武器，行走了大半个中国，宣传抗日救亡。邹雷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更是一种关于成长、关于信仰、关于“少年强则国强”的永恒命题。

　　为此，他倾注心血创作了《行走的学校》和《中国少年“新旅”路》等系列作品。在《行走的学校》中，邹雷打破了传统儿童文学“低幼化”的窠臼，采用了史诗般的笔触。他让读者看到，这群孩子如何在战火纷飞中，将社会当作课堂，将大地当作书本。他们不仅是在行走，更是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从懵懂孩童到民族脊梁的蜕变。这部作品荣获江苏省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实至名归。它证明了儿童文学同样可以拥有宏大的历史纵深和厚重的精神力量。

　　而在另一部斩获冰心儿童图书奖的作品《铜哨声声》中，邹雷则将镜头拉回了他魂牵梦绕的盱眙维桥。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讲述了当地百姓与新四军子女之间生死相依的故事。那把小小的铜哨，吹响的不仅是战斗的警报，更是人性光辉的赞歌。在这部作品里，邹雷调动了他所有的童年记忆：维桥的河水、芦苇荡的迷宫、淳朴的乡音……他用温柔的笔触，为孩子们构建了一个既惊心动魄又温暖感人的文学世界，让今天的少年在阅读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此外，在《英雄末路》中，他将目光投向知青在缅共游击队的命运浮沉；在《卢志英中队》中，他讲述英雄精神的代际传承。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红色叙事矩阵”，邹雷以笔为旗，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那些闪光的灵魂，为当下的精神迷茫提供指引。

　　为时代立传

　　作为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邹雷深知非虚构写作的力量。他认为，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是作家介入社会现实最直接的方式。在他的非虚构版图中，既有宏大的时代叙事，也有对个体命运的深情凝视。

　　他的人物传记写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镜像美学”。

　　以代表作《南京·东京》为例，这看似是一部关于跨国文化的宏大命题，实则是一部聚焦个体的励志传奇。邹雷将笔触对准了南京青年刘洪友。他详尽记录了刘洪友如何只身东渡日本，在异国他乡历经磨难，最终凭借精湛的书法艺术在日本立足，并成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使者的全过程。邹雷没有将人物神化，而是真实还原了刘洪友在困境中的挣扎、在诱惑前的抉择。这部作品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走向世界、展现文化自信的一个缩影。

　　2024年，邹雷推出了长篇纪实文学力作《燃烧的生命》。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余庭虎，并非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而是一位出身贫寒、奋斗一生的民营企业家和文化人士。邹雷以余庭虎的人生轨迹为经，以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为纬，编织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从余庭虎凭借文艺特长考入县剧团，到顺应改革开放大潮下海经商，再到功成名就后回归公益、创办剧社传承京剧艺术，邹雷敏锐地捕捉到了每一个人生转折点背后的时代逻辑。他在书中写道：“一个人的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浪花，而是大海潮汐的投影。”《燃烧的生命》因此被评论界誉为“既是人物的成长史、奋斗史，又是中国几十年的风俗史、社会志与经济生活史”。在创作手法上，邹雷坚持“大处真实，小处传神”，将小说的叙事技巧融入报告文学的严谨之中，使得作品既有史学的厚度，又有文学的温度。

　　学者型作家的文化担当

　　虽然邹雷的根在盱眙，但他的枝叶已在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繁茂生长。作为南京机关作家协会主席，邹雷对南京的文化建设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学者式的严谨。

　　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南京生活的“旁观者”或“消费者”，而是立志成为南京文化的整理者与传播者。他撰写的《文华金陵》《南京魅力街镇》等著作，参与编写《南京历代楹联》《金陵人杰》《金陵文萃》《分享青奥》等十多本南京系列历史文学书籍，便是这一志向的结晶。

　　特别是《文华金陵》中的许多精彩掌故，如今已成为导游口中的解说词，流传在秦淮河畔、紫金山下。编撰南京历史文学书籍，不仅需要深厚的古文功底，更需要一种坐得住冷板凳的学术定力。这些作品填补了南京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成为了解南京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工具书。

　　除了纸质书写，邹雷还将才华延伸至视听艺术领域。他担任80集大型纪录片《重读南京》的编剧，用镜头语言重构了南京的城市记忆，该片荣获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国产纪录片编剧奖”。他参与创作的电视剧《上将许世友》、广播剧《南京审判》《真心英雄》《新声》《紫金草》等，更是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剧专家奖金奖等国家级殊荣。这些作品证明了邹雷作为一名“多面手”作家的综合实力，他能够自如地在文字、声音、影像之间切换，用多种媒介讲述中国故事，传递正向价值。

　　灵魂深处的精神原乡

　　纵观邹雷的文学版图，无论他走得多远，无论他的题材多么宽广，有一个坐标始终未曾改变，那就是——盱眙。

　　这种“盱眙情结”，在邹雷身上表现得尤为浓烈而深沉。它不仅仅是籍贯栏里的两个汉字，而是深入骨髓的文化DNA，是他文学创作的“秘密武器”。

　　在《城市中校》中，邹雷借主人公之口，宣泄着对家乡美食的眷恋：那红亮诱人的盱眙龙虾，那鲜香酥脆的洪泽湖小鱼干，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乡愁的具象化。他笔下的人物，招待挚友必去“第一泉酒家”，必推介铁山寺的林海、天泉湖的碧波。这种看似随意的闲笔，实则是作家潜意识里的文化自信——他急切地想把故乡的美好分享给全世界。

　　更深层次的“盱眙味道”，体现在邹雷对故乡人集体性格的刻画上。在他笔下，盱眙人往往具有一种“侠气”：他们骨子里真诚善良，虽然有时脾气火爆，但遇事敢担当，受人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这种性格特征，既有淮河水的柔韧，又有大山的刚毅。

　　随着年岁的增长，邹雷的这份乡情已经升华。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在作品中植入家乡元素，而是开始主动承担起“文化反哺”的责任。他意识到，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许多珍贵的地域文化正在消失。于是，他用文字为故乡立传，试图在纸上重建那个记忆中的维桥，保存那份渐渐稀薄的乡土伦理。

　　对于邹雷而言，南京是他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提供了创作的养分与平台；而盱眙则是他灵魂栖息的“精神原乡”，提供了创作的初衷与动力。这两座城市，就像他生命中的双子星，交相辉映，照亮了他的文学长征路。

　　在现实主义的大地上深情行走

　　从维桥河畔那个向往远方的少年，到老山前线浴血奋战的勇士，再到如今著作等身、享誉文坛的一级作家，邹雷用半生时间，完成了一次壮丽的突围与回归。

　　邹雷的成功，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胜利。他始终信奉“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无论是写战争、写军营，还是写历史、写商海，他都拒绝闭门造车，坚持深入一线，坚持“下海弄潮”。他的文字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上面沾满了泥土的芬芳和硝烟的味道；他的情感之所以动人，是因为那里面流淌着他对脚下这片土地和人民最真挚的热爱。

　　正如评论家所言，邹雷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罕见的“三重真实”：军人的铁骨赋予了他作品刚健硬朗的风骨，让他敢于直面现实的尖锐；作家的敏锐赋予了他作品深邃的人文关怀，让他能听到时代细微的呼吸；而游子的深情则赋予了他作品温暖的底色，让所有的宏大叙事最终都落脚于人性的温暖与家园的守望。

　　在全球化与碎片化并行的今天，邹雷的写作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样本。他告诉我们：一个作家，只有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故土，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才能写出留得下来、传得开去的精品力作。

　　邹雷的文学长征仍在不断前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位从盱眙走出的“战士作家”，将继续怀揣那把象征着使命的“铜哨”，在金陵的璀璨灯火与维桥的皎洁月光之间，创作出更多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作者王昊方系南京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