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钱明远把那份卷宗扔在我面前的时候，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在看我。
"沈县长，你是省信访局下来的，这块最熟悉。周桂兰这个案子，交给你了。"
卷宗很厚，边角都磨毛了。
封面上写着几个字：周桂兰信访案。
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历时八年，息诉未果。
我翻开第一页，看见一张照片。
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眼神有点浑浊，但能看出一股倔劲。
"周桂兰，六十八岁，云岭县河湾村人。八年来持续上访，反映其子周建军非正常死亡问题。曾多次进京，被精神病院收治一次，治安拘留三次。其诉求无事实依据，建议继续做好稳控工作……"
我合上卷宗。
"好。"
钱明远愣了一下。
他大概准备好了一套话——如果我推辞，他就说"组织信任你"；如果我讲条件，他就说"困难是暂时的"。
但我只说了一个字。
好。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有人咳嗽了一声,交换着眼神。
钱明远的表情有点怪，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那就这么定了。"他端起茶杯，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沈县长刚来，不熟悉情况。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开口。"
我说："好。"
散会后，有人在走廊里议论。
"这案子他也敢接？八年了，多少人栽在上面。"
"省里来的，不知深浅。"
"等着看吧，三个月办不下来，他自己就得走人。"
我听见了，但没回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卷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八年的材料，堆起来有半米高。
举报信、答复函、复查报告、维稳记录、会议纪要……
每一份都在说同一件事：周桂兰的儿子是意外死亡，她的举报没有依据。
但我看完之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是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
我又翻到最前面，看着周桂兰的照片。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告了八年状，被关过、被打过精神病，丈夫没了，大儿子和她断绝关系了，孙子也见不到了。
她为什么还在告？
如果她真的只是个精神病，只是个无理取闹的人，她早就放弃了。
不会告八年。
我合上卷宗，做了一个决定。
明天，我要去见她。
01
周桂兰住在县城东边的城乡结合部，一片老旧的平房区。
我没让司机送，自己打车去的。
车停在一条窄巷子口，师傅说进不去了，我就下车走进去。
巷子很深，两边的房子挨挨挤挤，头顶拉着乱七八糟的电线。
走到最里面，看见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门上没有门牌号，但门缝里贴着一张纸条，写着"周桂兰"三个字。
我敲门。
等了很久，没人应。
我又敲了几下。
这次有动静了——脚步声，很慢，很轻。
门开了一条缝。
一双眼睛从缝里看着我。
那眼神让我心里一紧——警惕、疲惫，还有一种长年累月磨出来的戒备。
"你是谁？"
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跟人说过话了。
"我叫沈默舟，新来的副县长，分管信访。"
门缝里的眼睛眨了一下。
"副县长？"她笑了，但那笑比哭还难看，"又来一个。来劝我别告了是吧？"
"不是。"
"那你来干什么？让我签息诉保证书？还是又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都不是。"
门缝里的眼睛盯着我："那你来干什么？"
我说："听你说话。"
她愣住了。
沉默了很长时间。
外面的风吹过来，把门缝吹得大了一点，我看见里面昏暗的光线，还有墙上密密麻麻的什么东西。
"听我说话？"她的声音变了，带着一丝嘲讽，"这话我听了八年了。来的人都这么说，说听我说话，说帮我查，最后呢？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我不知道最后会怎样。"我说，"但我可以保证，今天，我会听你说完。"
她看着我。
那双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很久，像是在判断什么。
然后，门开了。
我走进去。
屋里只有十来个平方，光线很暗，窗户小得可怜，还被一块布帘遮住了大半。
但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墙上贴满了东西——报纸剪报、复印件、手写的材料，密密麻麻，从地面一直贴到天花板。
我凑近看了看，是各种文件：验尸报告、接处警记录、信访答复函、行政复议决定书……
有的已经发黄了，有的字迹都模糊了，但每一张都保存得很仔细，用透明胶带一丝不苟地粘在墙上。
正中间是一张遗像。
一个年轻人，二十多岁，穿着工装，笑得很腼腆。
周桂兰站在我旁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那是我小儿子，建军。"
她的声音突然软下来，带着一种我从没在她身上听到过的温柔。
"八年了。"
我看着那张遗像，看了很久。
然后我在屋里唯一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那是一张塑料凳子，有一条腿是用铁丝绑着的。
"周大姐，"我说，"你跟我说说吧。从头说。"
她看着我，没有立刻开口。
她走到墙边，从一堆材料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是周建军，穿着工装，站在工地上，阳光打在他脸上，笑得很开心。
"这是他出事前一个礼拜照的。"她说，"那天我去工地看他，他说妈你等着，等这个项目完了，我拿到奖金，带你去省城看看。"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他没等到。"
然后，她开始说。
从儿子出生说起。
说他小时候多懂事，三岁就会帮她烧火做饭。
说他上学的时候成绩一般，但手特别巧，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能修好。
说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去学了电焊，后来又学了建筑安全。
说他找工作不顺利，投了很多简历都没回音，最后是老乡介绍，去了县城的一个工地当安全员。
说他很珍惜那份工作，每天起得比谁都早，回来得比谁都晚。
说他出事前打的那个电话——
"他说，妈，我发现工地有问题。"
周桂兰的声音突然停住了。
她看着窗外，眼睛红了。
"他说他留了证据，藏好了。他说要是他出了什么事，让我去找……"
"找谁？"
"他没说完。"她摇摇头，"电话就断了。我打回去，关机。我以为是信号不好，没当回事。第二天一早，他们来通知我……"
她说不下去了。
我没有催她。
过了很久，她才继续说。
说她接到消息后，是怎么从村里跑到县城的——赤着脚，一路跑一路哭。
说她在太平间看到儿子的时候，他的脸都摔烂了，只有一只手还是完整的，手里攥着一块什么东西。
说她问工地的人怎么回事，没人理她。
说她去公安局，公安局说是意外坠亡，已经结案了。
说她不信，她儿子在工地干了快三年，从来没出过事，怎么会突然掉下去？
说她开始告状。
从县里告到市里，从市里告到省里，从省里告到北京。
八年。
说她被截访的人从北京带回来，关过三次。
说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里面待了两个月，出来的时候瘦了三十斤。
说她丈夫在她第二次被抓回来之后，急火攻心，脑溢血没了。
说她大儿子受不了压力，带着老婆孩子搬走了，再也不认她这个妈。
说她一个人住在这间屋子里，八年了，就靠低保和捡废品活着。
她说了三个多小时。
我一直在听。
没有打断，没有看表，没有露出任何不耐烦的表情。
说到最后，她的眼泪流下来了。
那种哭不是嚎啕大哭，是眼泪静静地淌，淌过那些刀刻一样的皱纹，滴在地上。
"八年了。"她看着我，"你是第一个听我说完的人。"
我站起来，把那张照片还给她。
"周大姐，我有一个问题。"
"你问。"
"你儿子当时攥在手里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她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这个？"
"你刚才说的，他手里攥着一块什么东西。"
她看着我，眼神变了。
那是一种奇怪的眼神——惊讶、困惑，还有一丝不敢相信。
"八年了，"她说，"你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
"什么东西？"
她走到床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生锈了，锁也坏了。
她打开盒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是一块东西。
一枚纽扣。
金色的，样式很特别——上面雕着一条盘着的蛇。
"这是从他手里抠出来的。"周桂兰说，"我问那些人这是谁的，没人告诉我。"
我接过那枚纽扣，看了很久。
蛇形的纽扣。
不是普通的设计，像是定制的。
这种东西，一般人不会有。
"周大姐，"我说，"这个东西，我能带走吗？"
她看着我，犹豫了一下。
"你真的会查？"
"我会。"
她把纽扣递给我。
"沈县长，这八年，我什么都没了。丈夫没了，大儿子不认我了，孙子也见不到了。我就剩这一件事——给建军讨个公道。"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你要是能帮我，我给你磕头。你要是骗我，我就是死了也要找你问个清楚。"
我把纽扣收好。
"周大姐，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查出什么。但我可以保证，我不会骗你。"
她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最后，她点了点头。
02
回到办公室，我把那枚纽扣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蛇形纽扣。
定制的，不便宜。
周建军是个普通的农村青年，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那就是别人的。
他出事的时候，手里攥着别人的纽扣——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出事的时候，有人在场。
而且那个人穿着有这种纽扣的衣服。
这不是意外。
我开始调阅八年前的案卷。
验尸报告，我看了三遍。
结论写得很干脆：意外坠亡，无他杀迹象。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报告里写着："死者从十二楼坠落，全身多处骨折，面部受损严重……"
然后是一句："背部有淤青一处，符合坠落时碰撞所致。"
背部有淤青？
如果是自己不小心坠落，应该是正面先着地，或者侧面。
怎么会是背部先着地？
除非——他是背朝下坠落的。
而人正常坠落的时候，会本能地保护自己，不可能背朝下。
除非，他是被人从背后推下去的。
我又找出当年的接处警记录。
报案时间是早上六点零三分。
报案人是工地的一个工人，说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发现有人躺在地上。
出警时间是六点二十八分。
勘查笔录写得很简单：现场无打斗痕迹，死者系高处坠落，初步排除他杀。
"初步排除"。
这四个字让我皱了皱眉。
初步排除，不是最终排除。
但后面再也没有复查记录。
为什么？
我找出当时的案件负责人的名字。
刑警队的一个副队长，叫孙立波。
我想找他问问情况。
一查，他已经不在刑警队了。
八年前案子结了之后不久，他就调走了，去了市局，现在已经退休了。
退休？
五十出头就退休了？
有意思。
我找到了他的住址，决定去拜访一下。
03
孙立波住在市里一个老小区。
我去的时候是傍晚，他正在小区门口下棋。
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人很瘦，脸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疲态。
我走过去，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他输了一盘，抬起头，看见我。
"你找谁？"
"孙队长，我是云岭县的，姓沈。想问你点事。"
他的眼神变了一下。
"云岭县的？什么事？"
"周建军的案子。"
棋子从他手里滑落，掉在地上。
他看着我，脸色一下子白了。
"你……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
"我是新来的副县长，分管信访。周桂兰的案子分给我了。"
他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孙队长，"我说，"当年的验尸报告，是你签的字。"
他不说话了。
我继续说："报告里写，死者背部有淤青，符合坠落碰撞所致。但我想问问，一个人从十二楼掉下去，背部先着地，这合理吗？"
他的脸更白了。
"你……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想问，当年那个案子，是不是有人让你那么写的。"
沉默。
很长的沉默。
棋盘旁边的老人们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人站在那儿。
天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孙立波的脸上。
他忽然苦笑了一声。
"八年了。"他说，"我以为这事过去了。"
"什么意思？"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知道我为什么五十岁就退休了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案子。"他说，"因为我没办法昧着良心干了。"
我等着他往下说。
他蹲下来，把掉在地上的棋子捡起来，一颗一颗放回盒子里。
"当年那个案子，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他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不是意外。"
"怎么看出来的？"
"坠落点不对。十二楼的边缘到落地点，直线距离太远了。一个人正常坠落，不可能跳那么远。除非……"
"除非有外力。"
他点点头。
"还有，死者背部的淤青，不是坠落时碰的。那个位置、那个形状，更像是被人推的时候留下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没写进报告？"
他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
"有人不让我写。"
"谁？"
他摇摇头："这个我不能说。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他站起来，拎着棋盒就要走。
"孙队长。"我叫住他。
他停下脚步，没回头。
我问："那个让你改报告的人，是不是戴着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蛇形的。"
他的身体僵住了。
过了几秒，他慢慢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像是见了鬼。
"你怎么知道？"
"死者手里攥着一枚纽扣。蛇形的。"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了一下。
"你……你把那个东西留着？"
"不是我。是周桂兰，八年前从她儿子手里抠出来的，一直留着。"
他闭上眼睛，像是在承受什么巨大的压力。
"那个纽扣，"他的声音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是郑立勇的。他有一套西装，扣子都是那个款式。定制的。"
郑立勇。
钱明远的小舅子。
云岭县最大的建筑公司老板。
所有县里的大工程，几乎都是他的公司在做。
我问："周建军出事的那个工地，是不是他的？"
孙立波没说话，但他的表情已经回答了我。
我最后问了一个问题："孙队长，当年让你改报告的人——是不是钱明远？"
他的脸彻底变了。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年轻人，有些事情，不是你能碰的。别把自己搭进去。"
然后他走进了单元楼，消失在黑暗里。
04
回到县里，我开始查郑立勇。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过去十年，云岭县几乎所有的大型基建项目，都是郑立勇的公司中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