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民国风骨，叩问当代教育：何以院士成群，难觅大师身影

独立评论人 邓启金

王才金先生以教育工作者与名校校长的双重视角，遴选解子光、齐邦媛、刘道玉三位武大校友为“三杰”，执笔为文敬其风骨、颂其功绩，文字间满是对前辈的敬仰与怀念，而这份怀念从来不止于三位先生本身，更是对民国初年大师辈出、文脉赓续的黄金时代的深情回望。那一代学人，或深耕基础教育托举名校崛起，或坚守文人初心书写时代史诗，或锐意改革铸就大学辉煌，他们身负深厚学养与赤诚初心，以一生践行使命，成为教育界、文化界的精神标杆，这份纯粹与坚守，正是今时今日最珍贵的遗失。

从解子光先生弃仕途学术深耕中学教育，凭赤子之心与前瞻思维奠定成都七中百年根基，无专著无头衔却堪称真正的教育家；到齐邦媛先生颠沛中求学、坚守中育人，以一生才学守护文脉、书写家国，成为跨越海峡的知识女性楷模；再到刘道玉先生以蔡元培为标杆，在武大推行先锋教育改革，缔造“高教特区”的辉煌，成为敢闯敢为的教育改革先驱。三位先生皆受民国教育滋养，承名校文脉熏陶，他们身上有着共通的特质：纯粹的理想主义、深厚的学识功底、坚定的使命担当，不逐名利、不媚世俗，终其一生深耕一事，成就不朽功业。这正是民国教育的魅力所在，彼时山河动荡却文脉未断，学府独立、思想自由，大师们以学识育人、以风骨传世，方能孕育出一批批影响时代的栋梁，铸就教育史上的高光时刻。

而今回望，我们坐拥海量教育资源，每年培养无数人才，院士数量逐年递增，高等教育规模空前壮大，却始终难破钱学森之问的桎梏，既无大师辈出的盛景，亦难摘诺奖桂冠，这份落差背后，是当代教育亟需反思的深层命题。民国教育以“育人”为核心，重学养、重风骨、重独立思想，师长以博雅谨严立身，学子以修身治学为志，教育者如解子光、刘道玉般，以教育情怀为根、以深耕钻研为要，不慕虚名、不求速成，甘愿为教育事业倾注一生心血；而当代教育常陷入功利主义的桎梏，重分数轻素养、重头衔轻实干、重规模轻质量，教育者难守纯粹初心，学子难沉潜深耕学业，自由探索的空间被压缩，独立思考的精神被弱化，多的是追名逐利的“教书匠”，少的是心怀天下的教育家；多的是专精一门的学者，少的是兼具视野与风骨的大师。刘道玉先生任上的武大改革，以学分制、转学制打破桎梏，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方能激发创新活力，这份对“人”的尊重，正是当代教育所欠缺的核心要义（至于方舟子的打假内容笔者不予置评，我需要扣问的是：如果自己身处那个特殊年代是不是完美无缺的义人！）

更值得深思的是，民国大师多出自兼容并蓄的教育土壤，武大彼时汇聚金克木、朱光潜、吴宓等名家，学者们博学严谨、不媚不俗，以自身风骨滋养学子，方能培育出解子光、齐邦媛这般兼具学识与品格的后辈。而今学府林立，却难觅独立自由的学术氛围，功利化评价体系裹挟着教育者与学子，追速成、逐功利，少了沉潜钻研的耐心，缺了坚守初心的定力，难以孕育出足以影响时代的大师。三位武大“三杰”的人生轨迹，早已给出答案：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是批量生产标准化人才，而是培育有思想、有风骨、有担当的完整的人。

当我们在追念民国大师、敬仰武大“三杰”之时，更应带着这份思考叩问当下：何时能重拾教育的纯粹初心，打破功利桎梏，回归育人本质？何时能再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教育土壤，让教育者敢为、学子敢想？这道时代之问，亟待每一位教育人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