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郑洞国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百度百科"郑洞国"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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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6日，上海法租界的一处宅院里，一位女子正伏案写信。窗外秋风萧瑟，梧桐叶纷纷飘落。她已经连续多日没有睡好觉了，眼眶深陷，面容憔悴。
这位女子名叫陈碧莲，是当时军界公认的美人。她写信的对象，是被困在长春孤城中的丈夫郑洞国。
"桂庭：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你真太大意，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都好，心更好，应该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莲上。"
这封家书字字含情，道尽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牵挂与担忧。彼时的郑洞国，正率领十万守军困守长春，城外是重重包围的解放军，城内是饥寒交迫的军民。生死未卜，前途渺茫。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对历经战火考验、相守近二十年的夫妻，会在短短几年后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1】黄埔一期的"冒名顶替者"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的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农闲时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五人，郑洞国排行最末。家中有祖房十余间，田产三十亩，在当地算得上殷实之家。
郑洞国七岁起便在父亲的启蒙下读《论语》等儒家经典。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十一岁入读私塾，十五岁考入石门中学。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年轻的郑洞国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心中逐渐萌生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念头。
1918年，在父母的安排下，年仅十五岁的郑洞国迎娶了同乡一位比他大八岁的农家姑娘覃腊娥。
这是一桩典型的旧式包办婚姻，但郑洞国并没有像当时许多接受新思想的青年那样抛弃原配。
婚后，两人相处和睦，感情甚笃，先后育有一女两子——长女郑凤云、长子郑安飞、次子郑安腾。
1919年，郑洞国考入石门中学继续学业。毕业后，他在家乡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师，收入微薄但生活安稳。
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娶妻生子，安度余生。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24年。这一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面向全国招收有志青年。
消息传到湖南，郑洞国心潮澎湃。他毅然辞去教职，向亲友借了六十块银元作为路费，千里迢迢南下广州报考军校。
郑洞国抵达广州时，已经错过了报名的最后期限。眼看着这次机会就要从指缝间溜走，他急得团团转。
要知道，他借来的那点银元已经所剩无几，如果这次考不上，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成问题。
就在郑洞国一筹莫展之际，住在同一家湖南会馆的老乡黄鳌给了他一个主意。
原来，黄鳌在报名时担心考不上，用了两个名字报了两次名，没想到第一次就考中了，还剩下一个名额。他建议郑洞国用自己的名字去参加考试。
情急之下，郑洞国答应了。他以"黄鳌"的名义参加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入学考试，凭借扎实的学识和过人的体能，顺利被录取。
入学后，郑洞国和真正的黄鳌被编入同一个学生队。每次点名的时候，两个"黄鳌"同时答"到"，成了学校里的一桩趣事。
这种情况自然瞒不住多久，郑洞国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决定主动向教官坦白。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们不仅没有处分他，反而被他的坦诚和勇气所打动，破例允许他改回本名继续留校就读。
就这样，郑洞国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唯一一个"冒名顶替"入学却被正式承认的人。
在黄埔军校期间，郑洞国刻苦训练，成绩优异。他的同期同学中，后来涌现出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杜聿明、陈赓、徐向前、左权等。
这批黄埔一期生，日后成为国共两党军队的骨干力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5年2月，郑洞国随校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战斗中，他作战勇猛，表现出色，逐渐崭露头角。此后，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因战功卓著，年仅二十四岁便升任团长。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郑洞国派人将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和妻儿接到蚌埠团聚。
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与家人长时间相处，妻子覃腊娥为他操持家务，照顾老小，让他得以安心投身军旅事业。
好景不长。中原大战期间，覃腊娥携子女去武昌居住时，不幸感染伤寒病故。噩耗传来，郑洞国悲痛欲绝。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时，"犹如惊雷击顶，眼前一黑，顿时晕厥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清醒过来"。
与覃腊娥结婚十余载，两人相濡以沫，从未红过脸。如今妻子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郑洞国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
祸不单行。第二年，郑洞国的父亲和兄长护送覃腊娥的灵柩回石门老家安葬，途中竟遭遇土匪，父亲惨遭杀害。数月之间，接连失去两位至亲，这对郑洞国的打击可想而知。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许多人劝郑洞国续弦，他都一一婉拒。
他默默为亡妻守丧，这一守就是三年。直到1933年，他在南京的一次偶遇，才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2】战火中的生死相随
1933年初，日军在侵占东三省后，继续向长城一线进犯。郑洞国所在的第二师奉命北上，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
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也是中国军队最早的大规模抗日战斗之一。
在古北口战场上，郑洞国率部与日军血战数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异常惨烈，许多将士壮烈牺牲，甚至有人自杀明志。
郑洞国亲临火线指挥，在最危急的时刻，他脱掉军装，带领一个排的特务兵冲锋陷阵，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
这一战，郑洞国和他的部队虽然伤亡惨重，却成功阻击了日军的推进，为后续增援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因此声名鹊起，被誉为"抗日先锋"。
长城抗战结束后，郑洞国从古北口战场返回南京。途中，他去探望一位生病住院的同乡战友肖忠贞。就是这次探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天，郑洞国正在病房里与肖忠贞叙旧。忽然，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身着一袭淡绿色旗袍，梳着时下最流行的发髻，明眸善睐，亭亭玉立。
这位女子名叫陈碧莲，是肖忠贞夫人的堂妹，年方十七。她是来给姐夫送饭的，没想到撞见了一位年轻的将军。
郑洞国当时三十岁，虽已是一名旅长，却因丧妻之痛一直未曾续弦。见到陈碧莲的那一刻，他心中久已沉寂的情感似乎被重新唤醒了。
陈碧莲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陈鸿藻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律师，早年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法学专业，回国后曾担任江西省参议员，后任广州大理院推事和中山大学教授，并开办多家律师事务所。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陈碧莲，不仅容貌出众，还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写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
一个是战功赫赫的青年将军，一个是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在肖忠贞夫妇的撮合下，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几个月后，郑洞国与陈碧莲在南京举行了婚礼。
这一年，郑洞国三十岁，陈碧莲十七岁，年龄相差十三岁。
婚后，郑洞国对这位年轻的妻子极为宠爱。陈碧莲虽然年纪轻轻，却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堪称郑洞国的贤内助。
她还悉心照料郑洞国与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深得孩子们的敬爱。
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被迫撤出北平。次年秋，他接任第二师师长，驻防徐州、蚌埠一带。
1936年10月22日，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年仅三十三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郑洞国率部投入平汉路保定会战，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
此后，他又转战林县地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曾率部袭击安阳城及机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8年3月，徐州会战打响。郑洞国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与友军合力击溃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重大胜利。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郑洞国常年征战在外，与妻子陈碧莲聚少离多。
但只要部队在后方短暂休整，陈碧莲便会不远千里赶去与丈夫团聚。这种生死相随的深情，在当时的军官夫人中是十分罕见的。
1938年底，郑洞国升任第九十八军军长。不久后，他又调任新编第十一军（后改番号为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他加强训练、严明纪律，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
1939年12月，昆仑关战役打响。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郑洞国率领荣誉第一师担负主攻任务，亲临火线指挥，连续攻克罗塘、411高地、界首等重要据点，并两次攻入昆仑关。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昆仑关大捷后，郑洞国升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此后，他又参加了枣宜会战、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屡创敌顽，战功卓著。
1939年，日军在攻克广西多处要地后，意图进攻云南。为了表示"与云南共存亡"的决心，许多将领纷纷将家眷接到昆明。时任第八军军长的郑洞国也将妻子陈碧莲接了过来。
陈碧莲是江西上饶人，从小生活在温润的南方水乡。初到云南高原，她身体各方面都很不适应，但爱情的力量让她坚持了下来。
在军中，她不仅要适应艰苦的生活条件，还主动参与各种活动，帮助丈夫分忧解难。
当时，军队与日军作战伤亡惨重，抚恤阵亡将士家属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军费一时告急，不得不号召众将士募捐。
陈碧莲得知后，主动劝说丈夫拿出家中的积蓄带头捐款。她还和黄维的夫人蔡若曙一起奔走呼号，组织军中的官太太们举办慈善募捐晚会，筹集了大量善款。
陈碧莲的义举在军中引起轰动。她不仅聪慧貌美，而且性情爽朗洒脱，颇有胆识，很快便赢得了军中上下的敬重，被誉为"怒江之花"。
在当时国军高级将领的夫人中，陈碧莲的美貌是公认的，据说只有黄维的夫人蔡若曙能与她媲美。
1943年，郑洞国奉命飞赴印度，出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从中国飞往印度，需要穿越喜马拉雅山脉上空那条凶险万分的"驼峰航线"。
这条航线海拔极高，气候多变，飞机失事率居高不下，被称为"死亡航线"。郑洞国此行没有带上妻子，因为他不想让她冒这个险。
没想到，郑洞国抵达印度后不久，陈碧莲竟也冒着生命危险乘飞机飞越驼峰航线，出现在了丈夫面前。这一举动，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生死相随。
在印度期间，郑洞国指挥新一军参加缅北反攻战。经过血战，新一军先后攻克于邦、孟关、瓦鲁班、密等重要据点，打通了滇缅国际交通线，扬威国外。
支那
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军"，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1945年6月，郑洞国当选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8月，他升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
9月9日，郑洞国作为受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夫妇终于在上海定居下来，结束了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聚少离多的原因，两人结婚十余年一直没有生育子女。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陈碧莲后来收养了弟弟的一个女儿，作为两人唯一的养女。
郑洞国曾问妻子，对于不能生育是否感到遗憾。他宽慰道，自己与前妻已经生育了三个孩子，往后有陈碧莲和养女陪伴就足够了。
那段时间，郑洞国在军中人缘颇好，陈碧莲又生性好客，他们的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
这是他们婚后最平静、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仿佛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美好的生活正在眼前铺展开来。
【3】长春孤城的最后时刻
1946年1月，应杜聿明的邀请，郑洞国前往东北，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理因病就医的杜聿明的职务。
郑洞国到任后，指挥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疾进，先后攻占沈阳、鞍山、营口、辽阳、抚顺等重要城市。
5月，他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领新六军及七十一军、五十二军各一部北上，参加四平战役，又进占长春、吉林等地。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离职就医，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
陈诚到任不久便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实际上等于挂了个虚名。
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北宁路交通被切断，战局急转直下。
1948年1月10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战略重镇四平街失守，永吉（今吉林市）也被攻克。
为避免被各个击破，驻守永吉的第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撤往长春。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处境岌岌可危。
郑洞国看清了形势，曾建议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
但蒋介石和卫立煌认为，放弃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长春还可以牵制解放军南下，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非但如此，蒋介石和卫立煌还决定让郑洞国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政府主席，负责固守长春。
消息传来，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和好友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任命。此时的长春已经被解放军四面包围，孤悬敌后，随时可能被攻克，去那里无异于送死。
郑洞国自己心中也颇为踌躇，他的胃病正在发作，原本打算借机离开东北去北平养病。
卫立煌得知郑洞国的想法后，亲自飞往沈阳与他会面。两人争论了好几天，僵持不下。最后，蒋介石亲自发来电报，严令郑洞国前往长春赴任。
作为一名军人，郑洞国无法违抗最高统帅的命令。他在心中反复告诉自己："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有谁负责？"
1948年3月底，郑洞国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抵达长春就任。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自己"一生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
抵达长春后，郑洞国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守军虽然号称十万之众，但士气低落，粮草紧缺，城防工事也并不坚固。
更要命的是，驻守长春的部队派系复杂，既有中央军嫡系的新七军，也有滇系地方部队第六十军，彼此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协调。
5月下旬，东北解放军以两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的兵力，开始对长春实施围困。
24日，解放军攻占了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切断了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联系。从此，长春真正成了一座孤城。
6月中旬，东北军区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三管齐下。解放军在长春城外构筑起严密的包围圈，封锁了所有通道，禁止粮食和物资进入城内。
郑洞国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到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
为了应对粮荒，郑洞国于6月底成立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
规定市民自留口粮数量只许维持三个月，其余必须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需求，违者一旦查获将没收粮食并严惩。
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围困时间的延长，城内的粮食价格飞涨，高粱一度涨到每斤三千万元（东北流通券），而且有价无市。
普通市民只能靠树叶、青草充饥，饿死者不计其数。
守军的处境同样艰难。除了新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少数部队外，大多数士兵每天只能分到四两大豆充饥。
由于营养不良，加上大豆难以消化，患痢疾的人越来越多。整座城市一片死寂，毫无生气。
9月6日，远在上海的陈碧莲给丈夫写下了那封饱含深情的家书。她在信中倾诉了自己的担忧和思念，却不知道丈夫正处于怎样的绝境之中。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主力南下攻击锦州，意图切断东北国民党军撤往关内的咽喉要道。
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郑洞国趁解放军主力南下之机，率部突围。
10月7日至8日，郑洞国集中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的兵力，向长春西郊的解放军阵地发起试探性进攻，却遭到顽强阻击，损失惨重，被迫缩回城内。
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锦州，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全数被歼。东北国民党军撤往关内的退路被彻底切断。
同日，蒋介石亲抵沈阳，向郑洞国空投手令，命其率第六十军、新七军立即突围。
10月16日，郑洞国下定决心执行蒋介石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
就在当天夜里，曾泽生率第六十军三个师共两万六千余人宣布起义，打乱了郑洞国的全部部署。解放军独立第六师、第八师趁势进入长春原第六十军防区，占领了长春东半部城区。
突围计划被迫中止。郑洞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绝境。
10月17日夜，曾泽生接通郑洞国的电话，敦促他放下武器。郑洞国拒绝了。他表示，自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绝不可能投降。
10月18日，周恩来在西柏坡以黄埔老师的身份，亲自给郑洞国写信，信中最后一段话是："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这封信通过电台发至长春前线，誊写后送交郑洞国手中。
郑洞国看完信后，沉默良久，仍然拒绝起义。他对前来劝降的人表示："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
10月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投诚。此时，长春城内只剩下郑洞国率领的兵团司令部及特务团数百人，仍然据守在原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内。
解放军完全有能力用几发炮弹解决这最后的残敌，却选择了保持克制，继续与郑洞国谈判。
10月20日深夜，走投无路的郑洞国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曾叛索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
10月21日凌晨4时，在一阵朝天开枪的声响过后，兵团司令部举白旗投降。郑洞国意图拔枪自戕，却发现手枪早已被部下悄悄收走。
他被部下簇拥到一楼大厅，面见解放军代表，表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至此，长春宣告解放。
10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长春失守，郑洞国壮烈成仁，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所属官兵300人亦全体殉职。"
远在上海的陈碧莲看到这则消息，如遭雷击。她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就这样离她而去。
她让郑安飞、郑安腾兄弟去找来其他报纸，《益世报》《华北日报》等媒体都刊登了相同的消息——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
陈碧莲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
陈碧莲并不知道，就在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的前一天，1948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已经刊登了另一条新闻：《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完全解放》。
她的丈夫并没有死。
那几天，陈碧莲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无法自拔。她开始安排后事，准备让儿子去东北为父亲收尸吊丧。
10月27日，杜聿明要乘飞机从葫芦岛飞往北平，陈碧莲辗转联系上他，请求他带郑安腾去沈阳吊唁。
郑安腾来到沈阳，看着父亲的"遗像"，想起父亲的音容，不禁失声痛哭。
直到几天后，陈碧莲才辗转得知真相——蒋介石为了掩盖长春失守的消息，故意对外宣称郑洞国已经殉国，封锁了他投诚的真实情况。
得知丈夫尚在人世，陈碧莲喜极而泣。她立刻从上海赶往哈尔滨，与丈夫团聚。分别数月的夫妻二人相拥而泣，恍如隔世。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碧莲陪着丈夫在哈尔滨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两人一起回到上海，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时光。
1950年8月，郑洞国从抚顺回上海家中治病。途经北京时，周恩来在家中设宴款待了他。
在宴会上，周恩来详细询问了郑洞国的身体状况和今后打算，鼓励他养好身体后继续为国家做贡献。
8月下旬，郑洞国住进上海公济医院，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胃病治疗。病愈后，他在上海家中静养。
1951年冬，周恩来再次邀请郑洞国进京，并在政务院会见、宴请了他，对他的思想进步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1952年5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他需要举家迁往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