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为床、骷髅当玩具，菲律宾数千人竟然住墓地，难怪拼命讨好西方

夜里走入马尼拉北边那片大公墓，没听见寂静，有人在墓碑边下棋，有人在打牌，有人搬木头做活计，这里住着活人，约六千多人，他们长期把墓室，棺材，墓道当作家，孩子在半开着的棺材和散落的骸骨中间跑来跑去，把骨头当成玩具玩，污水顺着墓道流，腐烂的垃圾和碎骨混杂，空气里有刺鼻的腥味，这些景象看上去像极端的贫困现场，可对很多人来说，这是谋生之地。

早期住在这里的人把精巧的双层墓室占为己有，里面装了电线，放了电视，棺材成了床，墓碑成了桌子，后来新来的在这里棺材缝隙上用木板，铁皮，塑料布搭起简陋的窝棚，有人在别人的棺材上再加一层，带孩子的家庭常常在两口棺材间拉布搭起简易吊床，没有自来水，只有三个公用井，三口井一天总共供水不到两吨，有人每天要排队两小时以上才能打到一点水，社区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八成的吃食来自市中心餐馆的剩菜，一群人定点收集再带回家。

这里的居民结构有特点，大概百分之七十是家里三代人都住在这里的原住民，把这里当成家已经很多年了，剩下大约三成是在最近十年，因为城市拆迁，贫民窟清理而失去住处之后才搬进来的，2018年城市整治的时候，很多违章屋被集中拆除，大概三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政府没有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安置地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墓室比露天街头更加能遮风挡雨，而且不用付房租，所以就搬进来了。

在公墓里也出现了与葬礼相关的经济链条。有人专门掘墓，墓地按期限出租，五年期租约如果逝者家属无力续租，居住在此的清理出骸骨可得约一百五十菲律宾比索（约十八元人民币。制棺和刻墓碑是主要手艺活，刻碑师技术活，收入还比较稳定，社会地位也高一些。卖鲜花、卖祭品、看管墓地、搬运遗物等零碎活儿是多数人的日常。职业分层明显，掘墓、清理遗骨等活干得脏又被人看不起，但对许多家庭来说，这些收入是维持生活的命脉。

贫困带来的人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贫民窟的生存压力催生了黑市，这其中也包括婴儿贩卖链，新生儿在黑市上的价钱从一百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最便宜的约为七百元人民币。有些被卖走的婴儿会被送入伪装的孤儿院或黑窝点，长大后可能会卷入其他复杂的非法活动，菲律宾大多数人信天主教，宗教影响大，堕胎在宗教中被视为严重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现实中很多女性不能得到正规医疗或避孕服务，只能选择在非法场合堕胎，每年约有近两千名女性因此死亡，政府在二零一二年曾推行计划生育，但后来被推翻，节育观念难以普及，这和大量欧美游客在当地低价寻欢导致的意外怀孕被放大有关。

从社区的形成说起，这里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第一个人住进来后，别人看到有遮蔽、相对安全的地方，就跟着住进来。慢慢地，墓地里出现了自给的服务网络，像一个小社会一样运作，有人当“看门”，有人收水，孩子们上街做小活儿，老人教雕刻手艺，活着和亡者在物理空间上并列，生与死的界限因贫困而模糊。

政府会偶尔干预。2020年那次，当局拆了很多窝棚，还切断了电源，120户人家再次无家可归，外界舆论关注后，行动暂停了，但没见有实质的安置计划，简单清拆只会把问题往别处推，拆掉一个集中地，新的贫民点就会在城市边缘或别的被认为“丑陋”的地方出现，除非有更系统的办法，否则这种长期的居住困境不会改变。

要想弄明白眼前的困局，就得回到历史之中，菲律宾的土地和财富分配，受着殖民时期的巨大影响，西班牙统治时期，土地被集中到少数大家族手中，有人曾说当年就有大约七成的土地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一的家族手中，菲律宾独立之后，这样的局面并没有被彻底改变，当权的精英和家族依旧把控着大量资源，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前十大家族，掌控着将近六成，社会底层失业率很高，部分估计，底层失业率大约达到二十八个百分点，基础教育的普及率也只有大约六成五，缺少教育和体面的工作，底层很难凭借自身努力去改变命运，代际贫困就这样形成了。

当下的现实是政策和资源分配的问题。拆房和驱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同时解决住房、饮水、卫生、医疗、教育等基本问题，保障底层的基本生存权利。公墓里人的选择像极端的自我放逐，实际上是无路可走时的被动选择。他们靠墓地遮风挡雨，靠手艺和交易勉强活命，靠捡餐馆的剩菜过日。不提供房子和工作，类似的“活死人区”会反复出现。

城市中心和墓地只隔几公里，白天有钱人开着豪车从几公里外的棺材和窝棚经过，活着的人每一个都该被尊重，每一个都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该被迫在墓碑和棺材之间苟活，要让这种状况改变，得从根上改变资源分配，打破几代人累积起来的结构性不平等，给人们提供真正可行的安置和社会服务，没有这样的改变，清拆和驱赶只能把问题转移，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