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脏活”遇上Z世代：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工作的意义？

“这工作，即使高中刚毕业也能做！”

实习90天，22岁的法学硕士江遥感到难以忍受。她正捱过重复的日常：扫描文档、重命名、放进文件夹、编号，“我觉得这是‘dirty work（脏活）’，没有意义。”

这般抱怨，频频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李育辉的调研里。李育辉研究职业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已有15年，近年来，她总听到95后，尤其是00后说起“dirty work”。

这个词与社会学家埃弗雷特·休斯提出时的含义已不相同。“dirty”不再意味表面的肮脏、羞耻，而是心灵深处“毫无意义”的感受。到了Z世代口中，更成为对当下工作文化的戏谑：哪怕再体面的职业，只要从事重复、琐碎、与核心业务无关的工作，都是一种“脏活”。

另一种存在的看法是，“小年轻眼高手低、脱不下学历的长衫”。李育辉觉得并不尽然。她试图探寻：年轻一代的心态发生了哪些变化，怎样重新理解工作的价值？

李育辉与00后的学生在讨论职场价值观的课堂。 受访者供图

“资质过剩”

江遥从小便想成为一名律师。

她爱看的影视剧里，律政精英在法庭上辩论时格外潇洒，连走路都带着风。“我相信法律真的能够解决问题，来保护自己爱的人。”大学时的江遥，笃定地从财务管理转到法律专业。

但今年2月，第一份实习便打破她的想象。

江遥进入一家顶尖律师事务所的非诉团队。与诉讼业务不同，非诉业务不通过法院审理的形式解决案件，很多时候都在处理企业的经济纠纷。搜集和整理资料的活，自然落在新人身上。

“底稿整理”，是江遥接到的第一项工作。她把一本本纸质材料扫描成电子文档，再整理归类。连续两三天，她对着30多个不同公司的电子文件夹，循环着把文件放进文件夹的“嵌套”操作。

后来她的任务又有了网络核查，得反复地点进企业网站，查看经营状况是否有异常，截屏保存。

有同事说，这些工作“就像挤痘痘一样解压”。

“做这些事完全用不到专业知识。”江遥无法理解，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时间的“dirty work”。

但江遥一向要强，从上学起便成绩优异，习惯在每一件事上投入百分百的精力。

一个半月后，她还是感到倦怠、厌恶，“原来工作能不能做好，不取决于我的能力，只是有没有耐心。”

江遥的感受不是孤例。

201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向李育辉求助：年轻人不是很好鼓励，很难激发工作热情。李育辉便和这些企业联合开展了“新生代工作意义感”的课题研究。

去年，一些互联网企业显得更着急了，“您还在研究95后，还是已经00后了？00后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李育辉发现，年轻一代对“dirty work”的理解已经有了改变、泛化。

上个世纪在社会学家的定义中，“dirty work”是指那些社会必要、却被人们认为并不体面的职业，比如屠夫、娱乐场所从业者等。

如今，这词成了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热梗。李育辉看到，许多年轻人一旦无法建构工作的意义，觉得“我做的事配不上我的能力、期待，我留在这里没有用。”

李育辉将这种心态称为“资质过剩”。

她还在访谈中发现，“他们不喜欢重复说一些场面话，开一些无聊的会，帮领导处理私事，做社交应酬。”访谈中超过三分之二的Z世代，提到自己厌烦不必要的“过程管控”。一些年轻人变得消极，“你让我干啥就干啥，多一步我都不想费脑子。”还有个别人选择离职，离职的平均周期越来越短。

基础性工作是普遍的职业起点。“我们当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一些管理者感到不解，“怎么年轻人这么吃不了苦？”

在李育辉看来，只有正视这些心态，才能尝试找到解答困惑的思路。

江遥展示电脑中的底稿整理。 受访者供图

不确定的世界

“实际上年轻人最讨厌这种标签。”李育辉辩驳，许多人没意识到，Z世代的价值观正形成于特殊的时代节点。

“外面的世界变得太不确定了。”李育辉察觉，尤其近三年，年轻人受访时的心态已经发生转折：他们开始认为努力和成功之间有太多不可控的阻碍，比起向外寻求成功，他们更想“向内”探索，这才是他们能够确定与掌控的生活。

“他们（年轻人）希望寻求一种内心的幸福、满足。”李育辉说，很多95后、00后的学生告诉她，“想过好平凡但不普通的每一天”。

反映到职场中，Z世代不再愿意听一些宏观愿景，反而更愿意从一些细节中找到意义，“这事没准我做着，就能得到一些技能”“哪怕重复，至少我能积累点职业资本”。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更加小而密集的反馈。

但与此同时，社会的时钟越拨越快。

“他们对自身成长的速度要求变高，对时间的浪费尤其敏感。”李育辉说，过去觉得就业前三年能有成长已经很好，现在却说，“半年没有成长，我就受不了”。在95后、00后的群体中，大约有40%的人提到“毫无意义的工作”时情绪激动，“只要认真投入的时间没有让我进步，都是对生命的损耗。”

江遥数次感到两难。她最想干的是诉讼律师，但就业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她转念一想，自己的学校背景一般，如果做诉讼只能去更差的律所，不如先去顶尖单位“刷经验”，才能有竞争力。

经验与时间又常常是个悖论。一位应届毕业生记得，面试时招聘官发问，“你只有五段实习，也没有做过产品，优势在哪里？”把时间摊开，这意味着每一段实习，她都要在三个月内接触到核心业务。“我可以不要钱，就只要经历！”她焦急地说。最后她也没有等来入围的音讯。

江遥眼看着，身边一些同学开始追求稳定的“铁饭碗”。她觉得不值，“（我）学了七八年法律，读书的意义在哪里？”留在行业里的同行们也各自张望新的机会，一边忧心，“如果不认真工作，会被裁员”。

从学校进入社会，往往也存在落差。

在一家单位实习时，周晴目睹新人承担了许多专业之外的行政与人情工作。入职数天以来，实习生唯一做的事是和烘焙厂商对接，给部门的团建订蛋糕。

一天傍晚，周晴跟着领导去其他城市出差。饭局时，她眼看着对面的合作伙伴教她打牌、喝酒，一直持续到凌晨，她觉得难以适从。

从事人力资源行业已有16年的刘绮，曾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负责招聘。近年来，95后、00后的年轻一代酒店管理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涌入职场。

当时酒店里办了一场净收入100万元的豪华婚礼中，新员工的任务是给客人换骨碟，给后厨忙不过来的阿姨帮忙。许多人嘀咕，“这（工作）怎么和我学到的东西不一样？”

真正的劳动

迷茫中的江遥找到前辈倾诉。

“我把dirty work做得不错，反而能逐渐接触到更核心的业务，最后就不做这些（杂活）了。”对方告诉她，做好杂活是一种能力、压力的“测试”。换一个现实的角度，并非所有的“dirty work”都毫无意义。

今年大四的周晴一直在各个主流媒体实习。“我一开始以为做新闻就是采访写作。”周晴感慨，入行后才醒悟，原来“整理录音”是许多工作的前提。

起初周晴很烦恼，一条录音光整理的内容就超过20万字。“太麻烦了，为什么我要做？”“我怎么可能做完？”周晴叹息，本来两小时能完成的事，在自己的质疑下拖到了六个小时。

但她意识到，许多整理是“必须完成的事”。一起涉及农村妇女的社会新闻，很多采访对象都会有当地口音，AI很难准确转写。另一些政府公文或者外网内容，AI容易给出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但对媒体行业来说，细节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至关重要，需要有人反复搜索、校对。

她也在过程中，学习其他记者如何采访、提问，怎么样避免提一些对方难以回答的封闭式、引导性问题。“理一遍之后，才知道对复杂事件的深度报道，素材量多少算达标。”

周晴开始思考，工作的痛点并非在于重复，而是理解背后的“必要与否”。

李育辉指出，老一代的员工常常将工作视为一种义务，“凑合下，有份工作不错了”。越来越多年轻人会思考哪些工作有真实价值、值得努力，会自己从中构建意义。其实也是他们更加珍重自己劳动的表现。

在一家互联网头部企业人才发展部门工作的赵婷也目睹，招聘时薪酬和福利，有时不再是一些年轻人最关心的事。他们想要透过这份工作，“看到厉害的人是什么样的”，自己未来的发展，能否通往自己期待变成的样子。

李育辉觉得，渴望工作与意义相连，这是个人的职业需求，更是组织管理创新的契机。在日常工作中嵌入更清晰的意义、提供有效反馈、给予成长支持，让年轻人明确方向、学到东西，或许是化解“眼高手低”质疑、实现个人与组织共同成长的关键。

“数字化、智能化意味着一切都能被看到，那为什么大家的付出不能被可视化？”一位年轻人在调研中问李育辉。

在李育辉的建议下，一些企业为日常琐碎的工作做“价值的透明化”，一个新人哪怕做了基础工作，每天贡献的数值也会发生变化，进行动态的展示。

也有公司设置了“轮换机制”，一些行政工作由新老员工分摊。对那些高强度工作的年轻人，公司会给予创新项目的扶持，又或是培训的机会。“在他们的付出与职业成长之间建立有效链接”。

李育辉与学生在讨论00后的职场价值观。 受访者供图

人的价值

也有不少受访者安慰“后辈们”不必着急。工作的意义常常不是一眼望见的，而是在积累中慢慢破土、生长出来的。当下感受到的重复琐碎的“螺丝钉”工作，只是理解业务全貌、培养耐心与责任感的起点。

赵婷记得，面试时，一位00后应届毕业生自信地说，“我要在一年的时间内成长为经理！”

赵婷说，“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也会抱有这种想法，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真正深入行业才慢慢变得谦卑。”

“在学校里，学习、考试往往是‘单一’的事。而在企业，业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光是产品就涉及到研发、设计、交付，新人没法立刻上手。”赵婷解释，自己经过了八年，才经过各种考验，成为一个小项目的领导，何况是成为资深的经理，至少要经过十年。真正的专业并非是只做“高光”部分，而是确保每一个基础环节的准确与可靠。

今年5月，江遥决定再投一份实习试试，这一次她放低了期待。

江遥发现，自己每日重复的工作，在法律行业中无法逃脱，是在所有大项目中微小而具体的一环。

而这份实习中遇到的带教律师，每次一干完活，都会给出即时的表扬。她也尝试将这些工作视作“阶梯”。“要先把dirty work做好，才能赢得带教的信任。”

这些“正向反馈”，让她的注意力逐渐回归，原来花费3个小时的整理、核查，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完成。

过了三四周，带教律师告诉她，“你可以上手做些别的了。”她开始接触更专业的法律文书。当带教把她的内容转给客户，对方的问题被成功解决，“我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白做。”江瑶说，她第一次感受到，即便是基础工作，只要看到了价值，便能收获真实的成就感。

偶尔，她会回想起当初高考失利时对自己说的那句话，“一定要好好学，转到法律专业”。她想保有那一点理想主义，试试投报诉讼业务，成为想象中那个法庭上意气风发的律师。

（文中除李育辉外均为化名）

编者按

当我们谈论Z世代，脑海中常浮现许多标签：“网生代”“数字原住民”“斜杠青年”……这些词汇虽试图概括，却也无形中构筑起理解的围墙。

与反复探讨他们的矛盾与困境不同，我们更想看见的是，这一代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安顿自我，在庞杂的信息中构建属于自己的节奏。

不是这一代人定义了时代，而是他们拒绝被简单定义，从而创造了更丰富的时代。

这是原点栏目《不被定义的Z世代》系列报道的第二篇。我们试图抛开那些关于年轻群体的笼统叙事，进入一片更开阔、更细腻的地带。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鲜活的选择和一个个正在解题的、具体的人。

原标题：《当“脏活”遇上Z世代：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工作的意义？》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实习生黄佳瑜 赵芸巧 记者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