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总统夫人坐轮椅出庭，面对质询77次拒绝回答

法庭上，她一共只说了六句话——准确说，是同一句话重复了77遍：“我拒绝作证。”作为一国总统夫人，金建希此番史无前例的“躺着受审”与全程沉默，不仅是一场法律博弈，更掀起了舆论海啸。这究竟是健康所迫，还是另有隐情？

最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一场审判吸引了全韩目光。被特检团队追问“是否收受香奈儿包和浓缩茶”、“是否曾从陌生人处收取名牌礼物”时，证人席上的金建希只以“我拒绝作证”回应。整整77个问题，换来77次一模一样的回答。

这并非她首次在法庭保持沉默。早在本人涉及违反《资本市场法》的审判中，她就曾以头晕、呕吐为由中途退庭，甚至出现过依靠“床型轮椅”、以半躺姿势参与庭审的情况。所谓“床型轮椅”，是法.院因她声称健康不佳而特设的折中方案——让她能在隔壁房间斜躺，敞开房门完成审理。

但这次不同。此次她是作为另案（“建真法师”全圣培涉嫌受贿案）的证人被传唤。此前因无故缺席已被罚款300万韩元并收到拘传令，此番称是“自愿出席”，但状态依旧：披发、口罩、需狱警搀扶，在审判长要求下才摘下口罩。

金建希的法律代理团在事后发表声明，强调此次是“考虑到看守所立场，在强制拘传前决定自愿出席”，但同时也坚持其“健康状况绝非良好”。这便形成了一个公开的矛盾画面：一方面主动到庭，另一方面却以近乎极端的沉默应对一切实质询问。

法律界人士指出，在韩国司法程序中，证人固然享有部分拒绝作证权（例如可能自证其罪时），但如此大规模、 blanket（全面）的拒绝，尤其涉及的是对他人案件的证言，实属罕见。这不仅让审判陷入僵局，更令公众疑窦丛生：如果确无隐衷，为何不惜以重复77次同一回答的方式应对？如果真有严重健康问题，又为何不申请延期，而非要营造出“躺着也要来，来了却不说话”的戏剧性场景？

有观察家分析，这种“策略性沉默”可能基于多重考量。首先，全圣培案件牵涉到总统选举期间的政治资金与礼品往来，问题敏感度高，任何具体回答都可能被卷入更复杂的法律漩涡。金建希本人仍面临多项指控，在自身案件未决的情况下，为他人作证确实存在法律风险。

但更深层看，此举或许是在测试司法与舆论的边界。通过将“健康原因”与“依法行使拒绝权”结合，既避免了直接对抗司法，又实际阻滞了调查进程。这种“非暴力不合作”态度，让检方陷入尴尬：对一个声称抱病、且形式上配合出庭的总统夫人，强制措施的空间极其有限。

放眼国际，政治人物家属面对司法调查时的应对方式各异。有的选择全面配合以证清白，有的则通过法律团队进行技术性周旋。但像这样以高频次、统一化的“拒绝作证”应对公开庭审，确实颇具“特色”。它折射出某些权力圈层在面对司法时的一种新形态：不否认、不承认、不解释，仅以程序性权利为盾牌。

这种应对方式短期内或可规避法律风险，但长远看，却可能侵蚀公众信任。司法公信力建立在“事实查明”基础上，当关键证人持续以非健康原因以外的理由拒绝陈述，不仅案件真相难以浮现，更会助长“权高于法”的公众观感。

此次事件的核心，已超出某个具体案件或有罪与否的争论，触及了两个更根本的问题：第一，当权力人物涉及司法程序时，如何平衡其个人权利与公众知情权、司法公正性的关系？第二，“健康理由”的边界在哪里？如何防止其被滥用为规避司法质询的工具？

韩国社会对此反应分裂。有人同情其健康状态，认为应给予人道考量；更多人则质疑，若普通证人如此应对，恐早已被追究妨害司法之责。这种双重标准的疑虑，正是舆论风暴的根源。

77次“拒绝作证”，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法律、权力与公众监督之间的复杂角力。金建希的沉默，或许是个体的法律策略，却也是给韩国司法体系的一道公开考题：在顾及个人健康与权利的同时，如何捍卫司法调查的严肃性与完整性？当“躺着受审”从特例滑向某种“模式”，其象征意义可能远大于个案本身。这场审判终会结束，但它留下的问号，却会在韩国社会的公共讨论中持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