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姐眼睛不好，得了一种有夜盲症状的罕见病，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
这毛病从她小时候被诊断，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爸每年都要带她出去求医问药，从上海到北京，从济南到广州，跑过的城市越多，结论也更加板上钉钉。
问诊从“这是什么病？”到“能不能治？”，又慢慢变成了“如何缓解恶化？”
今年初冬去上海复查，医生坦言，她大概十年内会失明。
姐姐表情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动。对于这种听惯了的冰冷结论，无论她自己还是我们家人，都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入冬的上海气温反常，白天温暖，到了傍晚就寒风凛冽。我决定带着她在上海逗留一晚。吃过晚饭，我们慢慢朝酒店走去。她有意无意地走着盲道，好像想要尽快适应这一切。
大概是看出我的好奇，她坦然地说，最近在学习走盲道。“我就用手机听，有些博主会讲这个，蛮有用的！”
她认真地解说，“理论”似乎颇为扎实。不过在昏暗的街灯下，她好像没有找到我的脸，只是对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地讲着。我忍着笑，看她在说话空隙，用脚踩了踩地面的盲道砖示范起来。
凸出条纹的盲道砖是直行，顺着走就好；凸点纹路的盲道砖是提示，可能是转弯，也可能是路尽头，总之要停下来留意一下情况。
她给我讲解，并实地演习起来：站在一块凸点的砖头上，一只脚抬起来，伸出脚尖，四下碰碰点点，试探着周边的路况。
我学着她的样子踩了踩，两个人好像手舞足蹈地迎接夜晚。过往行人不时回头看看我们两个。
这不奇怪，因为姐姐的眼睛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乍一看，没法把她和“失明”联系起来。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人。
只有我们知道，她像是夜盲一般，稍外有点黑暗就看不清周遭情况。她的视力逐渐变得糟糕，视野变窄，有时候后方行人超过她，她会受惊一般跳起来。
更早之前，家人陪她出门，默契地有了一套话语体系。
我们说“走”，前面就是平路，可以一往无前。我们说“停”，就是遇到情况，需要稍微暂停。“下”的时候是下一级一级的台阶，“抬”则是要上台阶。除了这些基础款语言，我们偶尔还会说“跨”“蹦”“拐”等。
有时候，发出指令会遇到旁边有行人，大人还好，小孩总是好奇打量我们，好像姐姐是一个等待接收指令的机器人。
现在我姐离异独居。视力状况持续下降后，她不得不一个人解决安全出行的问题。
盲道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开始坚持穿长裤，理由很简单——两腿被碰出了不少淤青，实在不能见人。盲道虽然整体情况不错，但是依然避免不了被车子占用的情况。白天还好，有的时候天一暗，实习生就免不了到处碰壁。回家后一看，两腿五彩斑斓。
不是没想过用盲杖，但她担心自己白天看起来一切正常，天一暗下来就用盲杖，这份反差，“搞不好别人要骂我呢！”
她拒绝使用盲杖，靠着那份执拗，慢慢地学会了在几条熟悉的路上快速往来。我们放心不少。
这天家人团聚，饭后她要带我们散步，我妈下意识地要挽住她，她甩手拒绝了。好像在说：我是盲道优等生，不用搀扶。
等散步结束回家，爬楼梯时大家都在说有股奇怪味道，可是四下看看，并没有什么异样。
“该不会是谁家马桶坏了吧？”我爸皱着眉头。
等到了家门口，我妈一身惊叫，原来是盲道优等生在回来的路上踩了一块狗屎，此刻鞋帮上正粘着呢！
我姐忿忿不平，这的确是她想不到也不太好处理的难题。没有合适的处理办法，当下只有调亮了灯，凑过去刷干净鞋子。
“要不然下次不要天黑了出去？”我妈提议。
“不行！大不了穿个高帮的鞋子出去，即便踩到了也不会弄脏裤脚。”
盲道实习生骄傲地望着我们，她对自己想出的这个办法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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