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

目前先秦史学界及考古学界对夏文化的讨论很热烈，但有一个问题让人不得其解，就是对于大禹治水的事不怎么涉及。我们过去讲夏史，总是从大禹治水开始的，少了它，就很难把夏史讲清楚，现在讨论夏文化，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我以为也同样难于把夏文化弄清楚。大禹治水故事不仅牵涉到古代洪水事实的有无，而且牵涉到夏后氏渊源和夏文化分布、夏代物质文明和国家产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不可不花气力弄清楚。故不惮其繁，作如下考辨，以就教于研究夏代历史的学者。

一、论禹治洪水为信史并论洪水发生的地域

从前的文献讲洪水为《创世纪》所描述的那种充斥九州的洪水大泛滥，讲禹治洪水为在整个九州土地上的“导江”“导河”，讲长江、黄河的各处险要为禹开凿水道留下的遗迹（即所谓“禹迹”）。这类洪水故事属于神话是没有疑义的。过去疑古学派对这类神话进行分析，指出不能把它们当作实实在在的史实看待也是对的。但是即如顾颉刚先生那样的以怀疑旧史著称的学者，也相信洪水传说有其产生的背景，或某种现实的依据。他认为禹治洪水与南方土地卑湿所造成的积水泛滥有关（顾氏一度认为禹为南方民族神话中人物，见其《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古史辨》第一册），这与今日某些学者根本否认洪水故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认为，历史上，当夏代或夏代以前，我国中原大地上确实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洪水，殷墟甲骨文字便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明。我们发明文字的祖先把昔日的“昔”字写作

作会意结构，意谓洪水之日；又把水灾的“灾”字写作

像川水被壅为害。这些都说明商代以前是发生过洪水的，且深深地留在了当时人们的记忆中。

说夏代或夏代以前有过这样一场洪水，还有气候条件的变迁为佐证。据竺可桢考证，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较现在高约2℃左右。由气候的变暖导致雨量的增加，使得某些地区发生洪水是说得过去的。可以比较得出，这段温暖期适当夏朝及其前后。

关键是洪水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这样一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洪水必是发生在当时居民比较稠密，因而给人们带来较大威胁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就在中原一带。上言商人对此次洪水记忆犹新也体现出这个意思，因为商人的祖先也是生活在黄河下游一带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赞成有些学者把洪水发生的地域指为江南（如吴越、江汉、江淮一带）的说法，因为当时那一带除少数几个点外，大多是些蛮荒之地。然而中原一带也是有很大范围的，不可能到处都有洪水。我们认为古代洪水只是发生在河、济之间，即《禹贡》十三州的兖州及其附近地区。因为兖州以西，自今河南中部起，就入于豫西山地；西北，过太行山脉，便入于晋东南山地。这些地方都属于黄土高原，既不会有河水泛滥，也因其雨量的稀少，不致造成大的洪涝灾害。即令夏季山洪暴发，也不过使山谷局部地区受到威胁，与大片土地上持续的洪涝灾害不是一事。兖州以东，入于山东丘陵，也不会有洪涝灾害。至于兖州东北的黄河下游，自大陆泽以下，河分九派，一片泽国，已是无人居住的地区，更谈不上什么灾害问题。只有这兖州地区，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地势低洼，降雨量又较西部黄土高原丰富，最易受到水潦的袭击。加上这里大小河流纵横，首先有河、济二水成夹角围绕着流经兖州地区，河、济之间又有一条濮水（即《诗经》所谓“桑间濮上”之濮），此外还有灉、沮一类小的河流，一旦发起洪水来，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故而古代河患的记录几乎全是在这一地区。总之，论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唯有此处最是可能。

除以上地理形势的分析外，古代文献亦留下兖州与禹时洪水相关的记录。近代专门研究传说时代的徐旭生先生指出，在我国最早的地理专书《禹贡》中，唯有兖州条下的文字有两处专门讲到了洪水之事：一处说“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明是讲洪水平治之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民从高地下来，住到了平地上，非禹治洪水后的情形而何？另一处讲“作十有三载”，正与传说中的“禹湮洪水十三年”相呼应。因而他的结论是“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洪水发生的地域在今山西西南部的汾浍流域，理由是这一带靠近河水的地方存在有不少沮洳，它们应是古代洪水的遗留。另外，这里是传说中的“夏墟”，又有尧、舜、禹在此建都的传说，这正好与夏族祖先鲧、禹在此施工相互合拍（马宗申：《关于我国古代洪水和大禹治水的探讨》，《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我们认为，汾浍下游的沮洳是否与古代洪水有关，目前还难下断语；像临汾、运城等地的河谷盆地，是由远古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地势较窄，似乎难以造成汗漫无际的洪水景象。从文献记载看来，晋南一带并未发生过大的洪水，那里的降水量偏少，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把这个地方说成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这只是晚起的说法。对此，徐旭生先生也有过仔细的考察，他说：“后人多信尧、舜、禹均建都于今山西省的西南境，但西汉人尚无此说……说尧、舜、禹在这一带建都，大约最先是皇甫谧这样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41页）使读者最感困惑的是这个地方具有的“夏墟”的称呼，早在《左传》中就已是这样称呼唐叔受封的晋西南地区了。然而我们的考证表明，所谓“夏墟”并非夏后氏之墟，乃是世居晋南的西夏（或称大夏）族人的故墟，他们属于“戎人”，与居住在东方的夏后氏不是一事（夏后氏居住古河济之间考》，待刊）。如是，所谓禹施工在晋南的说法全属误会。

事实上，无论是尧、舜，还是鲧、禹，他们的居住范围都在河、济地区，或在其附近。尧、舜的居处和葬地，已有前人解说，不赘。此稍微详细地谈谈禹居阳城及鲧、禹族居地崇山的地望问题。

查“禹居阳城”的说法，最早见于《竹书纪年》，这个记载又与《孟子》“禹避商均阳城”的说法有些相近。但无论《孟子》，抑或《纪年》，对阳城的地望都无解说。在这稍后的《世本》乃云“禹居阳城，在大梁之南”，这可以说是有关阳城的最早的解说。据此，可知阳城在今河南开封以南，与日后夏杼的居地老丘正相邻近。但今天的学者对《世本》的这条记载多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句中的“在大梁之南”几个字为宋衷的注语。我们说，即令如此，也应是宋衷所引用的先秦古籍中的话语。因为大梁是秦以前的地名，汉以后就改名浚仪了。所以就连以后皇甫谧这样的学者对阳城在大梁以南的说法也是相信的，其《帝王世纪》中的“禹避商均浚仪”，无疑便是据《世本》而言的。查开封以南有古城名“启封”，始建于春秋之世，至今有城墙遗迹尚存，附近并有新石器时代遗物出土。启封者，启之封疆也，这座古城的得名，显然与禹居阳城有关。战国时期，启封作为魏都大梁南面的屏障，曾在军事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疑所谓“阳城”的名义，就是指大梁以南（在南曰阳）的意思。

至于崇山的地望，今人多据韦昭《国语注》指为河南中部的嵩高山，即今之嵩山，因为嵩山脚下有一座颍川阳城，似乎可以和嵩山相互印证夏后氏的居地。然而嵩高山的嵩字虽可与崇山的地名发生联系，但“嵩高”的得名却只始于汉武帝（见《汉书·郊祀志》等），先秦时代的嵩山称为太室山，或外方山，因而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论者忽略了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早已提到的作为尧之葬地的崇山，此崇山，《墨子·节葬下》称之为蛩山，《山海经·海外南经》称之为“狄山”，可见其得名甚早。它的地望乃在古瓠子河流经的汉济阴郡成阳县西北（今山东菏泽北），正在兖州刺史部管辖之内。其距大梁以南的阳城亦不算太远，显然就是作为有崇氏根据地的崇山。

有关禹都阳城和崇山的地望在古兖州的根据，还可以找到一些，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这项考证，与过去王国维提到的“夏自太康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殷周制度论》）的结论正前后相应，因此我们相信它是站得住脚的。如将我们考证的夏后氏居地与上面提到的洪水发生的地域相互合观，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也是互相吻合的。由此亦透示出禹治洪水故事的某些真实性。

二、论禹治水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

大禹因治水成功获得各氏族部落的拥护，不久以后，大家选他做了继尧、舜之后的虞、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再不久，当禹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启又因了禹的功烈，建立起夏后氏族的“家天下”，即后人所称的“夏王朝”。这是《尚书》和《史记》记叙的禹治水以后的历史，也是目前多数人们接受的史观。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史观的话，按照逻辑，自然要得出禹的治水对于中华文明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结论：大禹治水促进了我国第一个作为政治组织的王朝的建立，也就是促进了我国文明社会的产生，至少它作为一种象征或标志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

然而我们的论者一方面在那里讲述禹和他的儿子如何地建立了夏王朝，另一方面却对禹治洪水的事情不那么认真涉及。即令过去的教科书，对禹治水的意义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有必要也在这方面下功夫作些分析。这样做，也可以加深对洪水真象的认识。

首先，我们从对物质文明的影响来看这个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又得从洪水的性质和禹治水的方法说起。

关于这场洪水的性质，古今也有许多不同说法。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文献，就可知这场洪水的起因不过是由于雨水的大量增加，导致这一地区大小河流水势的上涨；同时这里低洼的地势，又使连绵不断的淫雨造成的积水无法排泄出去，因而它是一场典型的洪涝灾害。文献如《墨子·三辩》引《夏书》曰：“禹七年水”，《荀子·富国》言“禹十年水”，《庄子·秋水》言“禹之时，十年九潦”，《淮南子·齐俗训》言“禹之时，天下大雨”，都是讲的这样一种性质的水潦。我们近年在河南、安徽看到的洪潦灾害实际上也和那时的情景差不多，只不过彼时水潦发生的更加频繁罢了。对于这种水潦的治理，大约涉及不到对大江大河施行大的手术，所以有人把禹治水解释为治理黄河，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今天多数学者都认为禹治洪水采取的是疏导，这是不错的。然而是怎样一种疏导？是疏导黄河，或者如孟子所谓的“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以当时使用木石工具的条件，显然不可能。这种“导江”“导河”的说法，正是当年疑古学派重点批驳的对象。愚意禹的疏导不过是疏导积水而已。对于像豫东那样广平而低下的平原地区发生的水潦灾害，疏导那里大片滞积的洪水，使之及早排出，实为治理工作的头等要务。这也是我们在近年洪潦灾害中所体会到的。而要疏导积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开挖沟洫，所以后来孔子论大禹的功绩，十分恰当地把他的治水说成是“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学者论我国最早产生的沟洫都是为着排水的目的，如此正与大禹开挖沟洫的目的合拍。想那时利用骨制的或石制的耜在黄土冲积平原上开挖这类沟洫并非不可为的事，因而我们相信孔子的说法。只是后人为了张扬禹的神力，才把开掘沟洫夸大成开掘诸条江河。

那么，禹在当时采取的那样一种治理水潦的方法又怎样和物质文明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呢？这还得再对我国农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作一番简单的追溯。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就培育出了世界最早的粟和水稻。但是，我国农业的发展，却经历着十分艰辛的道路，这是因为我国自然环境，包括地形与气候条件十分复杂。我们的国土上虽然也有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但它们并不像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那样很早就给人们带来灌溉之利，相反，却因为它们的喜怒无常，使得人们对它们常抱着戒惧心理。以黄河流域而论，虽然先民们为着取水的需要不得不找些靠近水源的地方住下，但对平原低地大河流经的地区，早先却是绝不敢问津的。他们多选择山麓和丘陵靠着大河支流的地方，如渭河、汾河、洛河、泾河等河流的台地上，此外也选择在太行山各处流泉出山口的冲积扇上作为定居地。像著名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及仰韶文化的绝大多数遗址，都属这种性质。学者们对我国原始居民从事的农业归类，称之为“山地农业”。

然而所谓“山地农业”受水害的危险虽可免除，其得河水灌溉之利却属不易，他们基本上就是靠老天降下的一点雨水维持作物生长的需要，可是上述黄土高原地带的降水量却偏偏少得可怜。加上先民们耕作技术的原始，收获量自然十分有限。这就促使山地农业向更加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平原多水地区转移。我们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迹分布图，即可看到那上面标志的年代较早的仰韶文化遗址基本不出今日京广线以西的山区，东部山东丘陵亦有年代较早的大汶口文化，而广大豫东平原分布的，则几乎唯有晚起的龙山文化遗址。这岂非表明，从事山地农业的人们对于豫东平原的开发，就始于龙山时代开始之际。

我们设想先民们刚下到这片处女地进行开发之时，气候尚相对地干燥，人们没有遇到很大麻烦，由是四方氏族纷纷迁往这温柔富贵之乡。但是，要使这里的文明保持并发扬下去，使这里的人们能够长期立足，总得从根本上消除这里的水患威胁，如果没有一套有效地防止洪水的措施，这柄悬在人们头上的利剑迟早是要降临到头上的。尧、舜、禹时期碰到的那场洪水，或许是前此所发生的洪水中最大且距文明时代最近的一次。由此来论禹治洪水的意义，自然要把解决低地农业的生存和发展放在首位。这个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成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从史实上看，自从禹治理好了这一带的洪水后，河、济之间乃至整个豫东平原就因文明的继续发展成了夏商周三代人口最繁庶，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夏商二代立国的基础，或者说他们的王畿，便主要在这一带。前言王国维已指出夏自太康迄于后桀凡数百年间与商人错居于河济之间。商朝建立后，虽“不常厥邑”，然其所都之亳、嚣、相、奄、邢、殷等，亦不出这片王畿，或在其周围。即如盘庚以后二百七十三年，虽固定都邑在太行山下的恒水之上，而其诸王往来行幸之地，率以东南地域为主。至于西周、春秋，我们看《诗经》所采的十二国风中，竟有近一半的土风来自这一地区。直至战国、秦、汉，兖州一带的富庶仍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孔子过卫，曾为之发出过“庶矣哉”的感叹。应当说，所有上述文明的表象，都是建立在禹以后这一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禹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并不止是表现在保障农田的不被水淹上，由于治水而兴建的一套排水系统又可兼作灌溉系统，因而在这个基础上，又很自然地发展起沟洫农业。学者间或以为后世文献记载的井田，便是禹发明的沟洫农业的遗制，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商代甲骨文中的田字写作田、田、田等形，无疑便是原野中经过疆理的有着沟洫或道路纵横其间的早期井田的形象。井田后来发展到全国很多地区，春秋时的文献称它作“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它是很肥沃的。可以认为，它反映了三代农业生产的最高水平。以此，人们把发明沟洫农业的大禹看作是三代农业文明的象征，也是顺理成章的。

谈到禹治水与夏后氏国家产生的关系，我们想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国家组织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夏王朝作为我国出现的第一个国家，它必然产生在我国文明发祥最为充分的地区。因而从为夏后氏国家奠定物质基础的角度讲，大禹治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

第二，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东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往往是由对公共事业的管理发育起来的。禹的治水，对于居住在河济之间的广大部族来说，无疑是一项公共事业。由于要组织各氏族部落的参与，同时也要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势必使原来松散而比较缺乏约束力的联盟机构过渡到凌驾于各部族之上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在禹时即已建立，所以才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等等传说，也才会有启以禹之子继承父位的事情。

第三，由禹治洪水的性质分析，当时形成的国家必不致于有如后世大一统帝国那样大的版图，也不会是像近日一些人们所倡议的是一种小型的城邦。那些不受洪水影响的东西方高地的氏族部落大约不致加入这个在治水联盟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估计初成立的“夏王朝”应是以河济之间的兖州为中心，包括邻近的冀鲁豫交界和豫鲁苏皖交界的一些地区，这个地区实际函盖了当时主要的著名氏族，如有虞氏、有扈氏、昆吾氏、有仍（戎）氏、豕韦氏、有莘氏、斟灌氏、斟寻氏、有鬲氏、有寒氏，及商人和秦人的祖先氏族，等等。

以上有关大禹治水对我国文明进程影响的分析，难免含有主观成分。但是，只要承认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就应当承认这种分析是基本合乎逻辑的，也只有按照这样一些分析来观察夏代历史，才会使夏代历史显得充实而较可信。

三、目前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上面两节，已经表现了我们对于夏代历史的许多问题具有和目前夏史（或曰夏文化）研究中一些流行观点的不同看法。其中有些问题是根本性的，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便集思广益，使夏史研究更加健康地发展。

一是关于夏后氏的渊源问题。我们这里不用“夏族”这个笼统的提法，理由见下文自明。目前学者多信从夏后氏起于豫西、晋南的说法，这与王国维指出的，而为我们进一步阐明的夏后氏居于河、济之间的结论截然相悖。从禹治洪水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豫西，还是晋南，都与洪水发生的地域不相关联，一个与洪水不相关联的氏族参与并领导治水，岂非咄咄怪事？即使辩解说领导治水的只是这个氏族的首领，那末他治水的经验从何而来？其它氏族首领凭什么推举他任治水的指挥？

长期以来，人们受“夷夏东西说”的影响，对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无暇顾及。实际上，夏后氏的渊源到底应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是应当重新考虑的。夏后氏并不同于以后自称为“华夏”的以周人为首的部落集团。《左传》中，周人把夏后氏的先王当作与自己不一个族类的异族看待（僖公三十一年），周人所作的青铜器铭文里，更称夏后氏的后裔杞为“夷”（《史密簋》），因而夏后氏到底属于“华夏”还是属于“夷”是应当重新考虑的。在先秦两汉的文献里，除了黄帝这位东西南北中各地的人们都把他奉为始祖的人物外，夏后氏的最近祖先是颛顼，无论是《国语》、《纪年》、《世本》、大戴和小戴的《礼记》、《史记》及《汉书》都这样说，看来是不能否认的。颛顼之墟号为“帝丘”，在今濮阳，这个地方正好与鲧、禹及夏后氏各王的居住地区相一致。颛顼的后裔为祝融，文献称祝融氏降于崇山而兴起夏（《国语·周语下》），而祝融氏所派生的氏族（所谓祝融八姓）在早也多居住在今豫鲁苏交界一带。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探讨夏后氏的渊源应从传说中的颛顼部族入手。

文献中提到有“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还有所谓“戎禹”（《潜夫论·五德志》）的称呼，学者或以之作为夏后氏起源于西方（西羌）的证据。其实，这“戎禹”的称呼不过表示禹与有戎氏（即有仍，属己姓，在今豫鲁之交）的姻亲关系；“禹兴于西羌”，亦不过《荀子·大略》等书中屡屡提到的“禹学于西王国”的讹传，“西王国”本是一个人名，并非“西方的王国”之谓。这些，我们在有关文章中已作了辨析，不再细谈。

二是关于夏代考古文化的问题。目前考古学界在地层与年代关系上，基本明确了在豫西、晋南地区存在着一种介乎河南龙山文化与商代二里岗文化之间的考古文化遗存，并将其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但是许多人径直将二里头文化称作“夏文化”，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下这个结论，必定要求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与分布地域同夏王朝时期夏后氏（及有关氏族）的活动年代与地域相一致，而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这两者都很难说得上一致了。二里头文化的时间跨度约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内（仇士华：《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而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按学术界通行的说法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前十七世纪。因此，学者之间展开了到底二里头文化的哪几期文化层属于夏文化的争论。其实，学者们忽略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传说中的夏后氏的主要活动地域，也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不相一致。我们这样说，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十年来考古界对于夏文化探讨的思想基础，然而科学研究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因此，对于目前考古界个别同志似乎急于按“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认识给夏文化讨论划上句号的作法，我们认为是不妥的。

回想当初徐旭生先生带领考古所的同志着手进行夏文化的考古调查时，一开始就选择了豫西、晋南两个地区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因为徐先生认为，在他从《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里收辑到的“仅只不到三十条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中，就只有这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徐先生的选择确立了三十年来夏代考古调查的方向，然而徐先生的这个选择是否准确，却是值得商榷的。在他写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个认识与他相信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是有关的。到底夏后氏的都邑是否只集中在豫西和晋南，本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例如王国维同样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其它经典的记载，得出夏后氏都邑率在河、济之间的结论。我们认为，在未对有关夏代都邑的不同说法展开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就忙着确定考察重点，并将其固定下来，显然是不妥的。

从本文的论证看，要求得夏代都邑的真正所在，不仅要靠后人对这些都邑本身的诠释，还应当参照一些其它方面的记载，如有关夏后氏族的渊源、夏后氏同姓与姻亲部落的活动及其地望，以及像禹治洪水这类传说故事等，并且还要对这诸种记载加以综合分析，尽量作到在它们之间的融汇贯通。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只有将夏后氏都邑定在河、济之间较为合适。除了上面已经对夏后氏渊源、禹治洪水的地域作出的考证外，我们还可以谈到，夏的同姓，如《史记·夏本纪》所谈到的夏“分封”的姒姓氏族有扈氏、有莘氏、杞氏、缯氏、斟灌、斟寻氏，以及其它姒姓氏族，如寒氏、鲍氏等，多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西部一带；夏的婚姻和与国，如有虞、有仍、有鬲、昆吾、豕韦，以及尝为夏车正的薛国，亦几乎全在东土；就是传说中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和皋陶的氏族当时也是居于东部的犬丘的。如是等等，皆可以与夏后氏居于河济之间的结论相互印证。

如果相信这个结论的话，那末，探讨夏文化的重点也应放在以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这里是上述许多著名氏族的发祥地，包括以后商人、楚人、秦人的祖先也都曾在这里生息繁衍过。他们在当时都可能参与了虞夏部落联盟，而后又曾作为夏后氏国家的成员，从而在这一带留下很丰富的文化遗存。所谓夏文化应是以上各部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虽然这一地区由于日后屡遭洪水淹没，使许多古遗址和古文化遗迹被埋在地下深处，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既然文献表明夏文化的中心只在此处，那就应当靠克服困难去开展这项工作。我们注意到，考古界已有同志将濮阳地区划为先商文化分布区，所谓的“先商文化”，实际就应是包括先商在内的以夏后氏为首的诸部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也就是夏文化。王国维在他的《殷周制度论》中说：“虞夏商皆居东土，故夏商文化略同”，即是我们这项认识的依据。

总之，夏史研究需要认真商榷的问题尚多，本文就大禹治水传说引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自知肤浅，不过作引玉之砖，还望在这个研究领域出现更新的气象。（节选自沈长云：《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原文刊于《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