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二军团政委，活到授衔时应该是大将

1931年5月那个晚上，雨下得那是真叫一个大，就像要把天给捅漏了似的。

在湖南岳阳一个叫贾家凉亭的荒郊野岭，几声枪响直接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改写了。

倒在烂泥塘里的这个人叫周逸群，才35岁。

如果那晚这颗子弹稍微偏个两寸，1955年的授衔名单上，最起码得是个大将头名，搞不好还真能多出一位元帅。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

他是贺龙这辈子最服气的人，是湘鄂西苏区的顶梁柱，结果就在革命最要紧的关头，死于一场到现在都解释不清楚的“意外”。

很多朋友读历史，只晓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那是一员猛将。

但猛将也得有人磨，周逸群就是把贺龙这把“绝世宝刀”真正磨开刃的那块石头。

说句大实话，没周逸群，贺龙撑死是个仗义的旧军阀，顶多算个梁山好汉；有了周逸群，他才成了后来威震天下的红军老总。

这两人啥关系？

比诸葛亮和刘备还得劲，那是真真正正的过命交情。

他们的缘分挺逗，得从几本书说起。

1924年那会儿，贺龙还在旧军队里当旅长，路过贵州铜仁，借住在周家大院。

当时的周逸群正在日本留学，家里那是当地的首富，有钱得很。

虽然两人面都没见着，但周逸群听说家里来了位“侠客”，特意从外头寄回来一堆进步刊物。

这时候的贺龙正迷茫呢，不知道路在何方，一翻开这些书，那是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简直像在黑屋子里看见了手电筒的光。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交。

两年后，北伐军打到武汉，贺龙终于见着活人了。

这场面特别有意思，贺龙是个带兵打仗的粗人，周逸群是个留过洋的黄埔二期高材生，按理说这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结果呢，贺龙一见面就拱手：“周科长，久仰大名，来我这一师当政治部主任吧！”

这一当，就彻底把贺龙的部队给改造了。

周逸群不搞虚头巴脑那一套，他直接在旧军队里建党支部，搞政治教育，把一支旧式军阀部队硬生生给捏成了铁军。

这里有个事儿特别能说明问题，听着都觉得提气。

1927年7月，老蒋急眼了，为了拉拢贺龙，开出的价码那是天价：江西省主席的位子，外加南京的一栋小洋楼，还有好几百万大洋。

但这钱烫手啊，老蒋有个阴损的附加条件——必须把周逸群做掉，或者是赶走。

一边是高官厚禄的金山银山，一边是随时掉脑袋的兄弟情义，贺龙这把注压得那是真硬气，连眼皮都没眨就回了俩字：不行。

几天后，贺龙在周逸群的引导下，把自己刚刚扩编的第20军，连人带枪全部交给了党，这就是后来南昌起义的主力家底。

可以说，要是没有周逸群一路护航，贺龙能不能站上南昌城头的那个指挥位，还真不好说。

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两人也惨，被冲散了。

周逸群单枪匹马去了鄂西。

大家可能看过电影《洪湖赤卫队》，那里面唱得响当当的“洪湖水浪打浪”，其实背后的操盘手就是周逸群。

他在洪湖搞武装斗争有一套绝活，总结出十六字战术：“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

懂行的朋友一听就能回过味来，这不就是那个谁的“敌进我退”吗？

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两个顶级聪明的大脑，竟然隔着千山万水，在不同的时空想一块去了，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周逸群拉起了红6军，后来跟贺龙的红4军会师，搞出了威震天下的红二军团。

贺龙是总指挥，周逸群是政委。

那阵子湘鄂西苏区多牛？

地跨58个县，正规军2万多人，地方武装5万多，是当时除了中央苏区、鄂豫皖之外的全国第三大根据地。

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周逸群的前途那是不可限量的。

可是啊，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真挺操蛋的。

英雄往往不是倒在冲锋的冲锋号里，而是莫名其妙绊倒在自己人的暗算下。

1931年，那个叫夏曦的人来了。

夏曦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左”倾路线执行者，一来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开始搞“肃反”，搞夺权。

像周逸群这种手里有兵、脑子好使、威望又高的“实权派”，自然就成了夏曦眼里的沙子，不揉出来不舒服。

夏曦先是撤了周逸群的职，把他降成巡视员，甚至还要把他调离他一手打下来的洪湖根据地。

1931年5月，周逸群在洞庭湖一带刚刚把局面打开，准备再造一个新苏区的时候，接到了夏曦那封催命般的调令——勒令他立马回江北汇报工作。

底下的弟兄们都不傻，一看就知道这是场“鸿门宴”，劝他千万别回去，甚至有人说干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周逸群这人党性太强，他说：“党员哪有不服从组织的道理？”

5月20日，周逸群带着一个警卫班，从磨盘洲渡江北上。

他在出发前还笑着跟战友挥手：“放心，我很快就回来的！”

谁也没想到，这一挥手，竟然就是永别。

那天的路程充满了诡异的味道。

船刚离岸没多久，后面就跟上来一艘装满彪形大汉的快船。

周逸群是老江湖了，一眼就看出不对劲，立马下令在岳阳王家港强行靠岸，改走陆路。

按理说，弃船登岸后，借着大晚上的夜色和熟悉的地形，甩掉尾巴应该不难。

但这伙敌人简直像开了“全图挂”一样，就在周逸群一行人走到贾家凉亭的时候，埋伏在四周的枪声响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遭遇战，这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围猎。

敌人的人数是警卫班的几十倍，火力压着打。

再加上天降大雨，路烂得没法走，周逸群一行人迷路撤进了一片死地——水田。

在激战中，周逸群身中好几枪，倒在了那片冰冷的泥水里。

周逸群死后，疑点简直多得数不过来。

那伙伏击的人到底是谁？

有人说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有人说是当地的地主团练。

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周逸群的行踪那是绝对机密，甚至临时改变了路线，敌人为什么还能在必经之路上设伏？

这究竟是单纯的情报漏了，还是内部有人为了配合夏曦的“清洗”，玩了一手借刀杀人？

这事儿没人敢深究，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一个月后，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

这位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仰天长叹：“痛煞我也！”

那一刻，他失去的不光是一个战友，更是失去了一半的灵魂。

周逸群这一走，整个湘鄂西苏区的天都塌了一半。

他死后，夏曦搞“肃反”再也没人拦得住了，红二军团元气大伤，一大批像段德昌这样能打仗的优秀将领被错杀。

要是周逸群还活着，以他的资历和手腕，哪怕制衡不了夏曦，至少也能保住不少火种，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或许就不会走得那么惨烈。

多年以后，哪怕贺龙已经是共和国的元帅了，提起周逸群，他依然会红着眼眶说：“逸群同志真乃我的良师益友。”

1931年那个冰冷的雨夜，带走的不光是一个35岁的年轻生命，还有一段本该更加辉煌的历史。

他从富家少爷到黄埔精英，从北伐名将到苏区缔造者，最后却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烂泥塘里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