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CMF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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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2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王一鸣、毛振华、李稻葵、张晓晶、沈建光、邹静娴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邹静娴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从“五个必须”看政策思路的变与不变

二、从“八项任务”看未来中国经济“大图景”

三、总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部分：一是“五个必须”，这是方法论的内容，告诉大家下一步“怎么做”，二是“八项任务”，是明确列出的任务清单，告诉大家“做什么”。

本报告将围绕“五个必须”，分析政策思路的变与不变，变的部分可总结为“五个更加”，然后提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五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1）“供强需弱”现象何以长时间存在？2）投资-消费如何步入正向循环？3）“投资于人”的现实操作难点？4）结构性改革，为了什么？能做什么？5）“大市场”是免费、自发形成的吗？

从“八项任务”出发，本报告试图理出下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天-固本-立地”三条主线，并给出“物价-就业-房地产”三组建议重点关注的指标。

一、从“五个必须”看政策思路的变与不变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五个必须”：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这是党中央基于过往经济实践经验总结出的规律性认识，也为下一步经济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对比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能感受到以下几点变化，可总结为“五个更加”：（1）对经济前景更加有信心，（2）更加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内生动力，（3）更加强调政策定力，（4）更加强调政策协同性，（5）更加强调协调发展。

（一）学习体会：会议反映出的“五个更加”

1、对经济前景更加有信心

在对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中，会议提到“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这一表述显示出高层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支撑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内外部压力下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且宏观治理效能正获得日益广泛的国际认同。从数据来看，2025年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速同比增长5.2%，四季度GDP增速大致在4.6%左右，全年5%增长目标的实现基本无虞，“十四五”即将圆满收官。同时，12月以来各国际机构纷纷调高对中国增长预测。例如，IMF预计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较10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12月预测也较6月份上调0.4个百分点。这些预测上调,既是一种判断，更是一个信号：反映出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日趋乐观，也表明中国经济的转型路径与宏观治理效能正获得日益广泛的世界认同。世界银行将2025年定为“就业之年”，指出就业是各国加强经济韧性、提升人民尊严的重要保障。世行给出了五大具有高就业潜力并能激发本土经济活力的行业：基础设施与能源、农业产业、医疗保健、旅游业和制造业。可以看到，这都是中国过去高度重视发展的行业，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的治理经验正得到世界认同。

第二，面对美国的经贸打压，中国出口实现逆势增长，彰显出中国供应链与出口企业的强大韧性和适应能力。对于外部环境的判断，去年会议所用措辞是“不利影响加深”，今年改为“影响加深”。措辞趋于中性，意味着后续应对贸易摩擦的相关工作将更趋常态化、长期化。此外，“防风险”任务今年放在“八大任务”最末，而前两年都在几大任务更靠前位置。这些判断变化背后具有坚实的现实支撑：其一，如果考察今年4月美国对多国发起“对等关税”后所有国家反应，中国当属全球唯一一个对美形成有效反制的国家。同时，部分之前从中国流出的企业现在又有回流迹象；其二，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至今，中国从上到下都已积累了相当的斗争经验、斗争智慧和斗争勇气。尽管今年来美国在贸易领域仍动作频频，但中国各界反应已日趋平缓，反映出在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上都更加成熟和从容。

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的发展步伐并未停滞。回顾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初衷，或者说，贸易战初期中国最为担忧的，就是自身前沿技术突破和长期增长路径被阻断，甚至陷入“失去的N十年”。然而，自2018年中美首轮贸易战开启至今，七年时间已经过去。面对美国持续的技术封锁，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道路不仅没有被阻断，反而在“卡脖子”的压力下，催生出了一批高新技术和国际领先企业。近年来，中国在AI大模型上与美国差距迅速收窄，芯片领域自给率快速提升，“三新经济”增加值占比持续攀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长时间高于工业整体水平（见下图）。资本市场上，AI大模型、自动驾驶、国产算力等相关企业股价表现活跃，仅算力领域四家领头企业[1]合计市值就突破了1.6万亿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也逐渐意识到，封锁不仅不能阻止中国前进，反而事实上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因此，美国近期开始逐步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图1、“三新经济”增加值占比（%）

图2、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2、更加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内生动力

今年我国出口表现非常抢眼，但即便如此，内需仍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第一任务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自发文阐述《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

内需如此受到重视，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必要性，作为大国，中国经济稳定的根基不可能寄希望于他国政策，而必须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二是可行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这是许多国家“学不来、求不得”的宝贵资源，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一独特优势。举例来说，对一家科技初创企业而言，若需要500万用户才能跨越创业初期门槛，这在中国仅相当于不到0.5%的市场占有率，实现难度远低于人口千万规模的国家。这也使得众多满足“小而美”长尾需求的企业在中国能够找到生存发展空间。

在提振内需的具体思路上，今年表述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意味着政策重心进一步向“增收”这一根本性办法倾斜。同时，“计划”一词，表明这将是一套有部署、成体系的系统性安排，可能涉及收入分配、个税、社保、就业等多个领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此外，会议继续沿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四稳”表述——通过“稳企业”来“稳就业”，进而“稳收入”，体现出政策抓手更加精准。

3、更加强调政策定力

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1）政策定力会体现在下阶段存量政策-增量政策的关系上

政策定力的第一点，体现在对“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关系的把握上。我国经济中目前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老问题，对于问题症结研判和政策发力方向大多已有较强共识。结合财政资金约束，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把既有政策落实到位、提质增效。因此，预计今年财政赤字率仍维持在4%左右。

不必急于出“奇招、新招”，把既有政策落实到位就能有明显效果。以拖欠账款这一老问题为例，尽管中央多次开展专项行动，但在执行过程中，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仍顾虑“赢了官司，丢了业务”，导致在上级督查时也不敢反映实情，这反映出营商环境与法治环境仍需持续优化；再如，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即便中央出台了各类惠企政策，但到了地方，很多企业不知道怎么申请、自己有没有资格申请、找哪个部门申请以及需要哪些材料等，导致很多上面的好政策都堵在了落实这“最后一公里”。

在夯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增量政策也有一定空间。仅就消费领域而言，近年来政策多侧重于中低收入群体、县域经济、年轻人及学生等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然而，广大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虽然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但结合其高收入水平，其消费需求仍是相当可观。基于中国微观家庭数据的研究表明[2]，中国收入最低20%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0.6-0.9，而最高20%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0.2-0.4。两组边际消费倾向差距虽明显，但远小于相应收入水平差距。因此，在促消费上可更多关注高收入群体。目前，这部分群体在高端医疗、教育、定制化保险等服务领域的需求未能得到很好满足，导致这部分消费大量外流。除供给不足外，社会舆论压力也制约了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社会应当倡导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只要收入来源合法、消费内容正当，且消费水平与收入相匹配，就不应受到无端指责。必须认识到，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同样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高收入群体需求也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激活这部分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

（2）政策定力是我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重要保障

更想强调的是政策定力的第二个方面——它确保了国家政策的连贯性与可预期性，这构成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区别于许多国家的显著制度优势。中国已连续实施14个“五年规划”，正是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长期规划机制，保障了各项战略的平稳衔接与持续推进。

以出口为例。今年中国出口实现超预期增长，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是中国出口“为何能行”？相关讨论已较为充分，涉及企业积极开拓非美市场、量价调整、提前布局等因素，不再赘述。更值得问的是第二个问题：“为何是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日趋碎片化的今天，为何偏偏是中国接住了全球出口这“泼天的富贵”？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持续释放的“工程师红利”。从更长期的视角看，这更得益于中国长期的政策定力——始终坚持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没有盲目跟随美国转向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国内外诸多质疑声中坚定不移壮大制造业，坚持“市场+政府”协同培育产业的路径，才使中国成为今天全球制造业的效率高地和成本洼地。

十多年前，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存在一套客观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提升，第二产业占比将呈现“倒U型”变化，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因此，有人将服务业比重提高简单等同于产业升级，甚至视制造业为“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彼时，美国以金融与尖端科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令很多人羡慕，“中国八亿件衬衫换一架大飞机”曾是这一阶段的悲情写照。然而如今回望，若非当年对制造业的坚守，中国今天在面对美国技术封锁时就不可能有如此底气。

笔者的几项研究也可为制造业重要性提供跨国比较的证据。其一，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往往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过早，即在制造业基础尚未夯实之时便匆忙转向服务业，此时转向的大多是低技能、低附加值的生活性服务业，结果导致“服务业上不去，制造业也回不来”。一旦陷入低端服务业“锁定”，试图通过劳动力回流制造业以实现“再工业化”，鲜有成功案例；另一发现是，“人怕入错行”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初次就业于生活性服务业的人员，超过70%仍留在该领域；而初次就业于制造业的人员，留驻比例更是超过80%。这说明劳动力的跨行业/跨部门流动并非易事，一旦在产业变迁中落后，很难转向新兴产业。在技术快速变革的今天，这也凸显了“投资于人”、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必要性。

表：非农户籍就业人员的行业转换概率

中国政策定力的另一体现是对产业政策的长期坚持。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持续多年，中国也长期受到一些国际机构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诟病，光伏产业一度被视为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典型。然而今天来看，如果没有中国以十年为周期在产业政策上的持续投入，就难以形成如今“光伏 – 特高压 – 新能源”从“生产-传输-利用”的完整能源闭环[3]。正是当年在争议中坚持发展的光伏产业，才使今天中国新能源行业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降维打击”。

再如，如果我们回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会发现其中提到的“16个重大专项”[4]已前瞻性地纳入“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等如今涉及“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技术；《纲要》中“27项前沿技术”[5]中就包括今天发展最为迅猛的“虚拟现实”、“智能服务机器人”、“分布式供能”等技术。需知，这份《纲要》提出于2005年底，全称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是这种提前数十年前瞻布局，并久久为功的政策定力，才奠定了今天中国超强工业能力。当年屡屡批评中国的西方国家如今也想要借鉴中国的产业政策，但受限于体制差异，在政策连续性与定力上难与中国相比。

4、更加强调政策协同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求“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相比之下，去年提的是“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今年将“有效性”调整为“协同性”。政策协同至少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各部门出台的各类政策间协同。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同，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协同，都要围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这一要求，政策一致性评估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二是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间的协同。例如，不能一方面中央在出各类刺激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地方又大幅增加针对企业的各类非税收入。

三是地区间政策的协同。经济学里一套经典理论就是“GDP锦标赛”，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过去高增长的制度基础，但相应产生的弊端就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各地“断头路”等现象。现在就是更加强调“因地制宜”，各地都要找准自身发展定位，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更好服务于“全国一盘棋”。例如，此次会后各省负责人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时，北京谈到要“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山东学习通稿提到要“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青海省谈的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好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国家公园”，这都是各地走差异化路线的最新体现，不再是“唯GDP论”。

5、更加强调协调发展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中，“协调发展”理念在多处得到体现。对于大国而言，发展往往需要在多重目标间寻求平衡，做到“既要、又要”。事实上，这些目标之间常常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简单对立，包括：（1）供给-需求的统一辩证关系；（2）投资-消费正向促进的关系；（3）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关系；（4）刺激政策-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关系；（5）政府-市场间“放得活，管得好”的关系。

（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五个思考问题

在谈完对“五个必须”的学习体会基础上，还想以五个问题引出对中国经济的几点思考，分别是：（1）“供强-需弱”现象何以长时间存在？（2）投资-消费如何步入正向循环？（3）“投资于人”的现实操作难点？（4）结构性改革，为了什么？能做什么？（5）“大市场”是免费、自发形成的吗？

1、“供强-需弱”现象何以长时间存在？

就供给-需求关系来看，以往更多强调需求不足这一侧，而今年则是将需求不足置于我国“供强需弱”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表明更强调供给-需求的统一辩证关系。例如，何谓“产能过剩”——这是相对需求而言的，需求起来了，就不存在过剩了。同样，“需求不足”中的“不足”既涉及国际横向比较，也指向相对于自身经济增长目标而言的缺口，还包含与供给产能的相对不足。

那么，如何理解“供强需弱”现象的产生呢？若依据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很难理解为何在需求偏弱的情况下，供给仍在持续增加。教科书的预测应该是“需求走弱-价格下降-供给减少-市场出清”。但现实情况是，1）微观层面，地方政府对域内企业的补贴，企业进入易退出难，企业想拖垮对手以占领市场，以及机器一旦停产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等原因，都可能导致企业即便不挣钱也要继续生产；2）宏观层面，企业不挣钱也要增产，在宏观上的表现就是产能“易增难减”，叠加中国“高效率、低成本”的制造业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整体呈大幅上升态势[6]。2004年中国这一份额仅在8%左右，此后一路攀升，近几年都维持在30%左右。但与此同时，支撑需求面的人口增长却比制造品增长难得多。数据上看，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2004年的20.0%一直一路降至2024年的17.3%（见下图），这也是“供强需弱”的宏观背景。

图3、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及人口占世界相应比重（%）

注：中国人口数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人口数来自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年中人口数。

给定目前“供强需弱”背景，总体改进思路可遵循以下三大方向：第一，是始终强调的提振内需；第二，在供给端优化产能和供给质量，例如，对一些“内卷”严重的行业加强更高层面的产量统筹；第三，供强需弱也决定了我国强出口格局。对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持续优化出口结构并适当增加进口，另一方面，更需着眼长远，思考如何从“创造顺差”转变为“用好顺差”，如何将因当前巨额贸易顺差（今年前11个月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带来的“国际压力”有效转化为“国际能力”，包括：国际市场议价能力、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中国企业出海支撑力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影响力。

2、投资-消费如何步入正向循环？

今年年中，学界曾就中国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以及是否存在真正的“消费驱动”模式展开激烈争论。事实上，一个大国完全没有必要“自废武功”、自缚手脚，投资、消费都重要。一方面“投资于物”、“投资于人”均可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强劲的消费需求也会提振企业预期，进而鼓励其扩大投资。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协同并进、相互促进。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可能性”——消费、投资正向促进的可能性，但现在更紧迫的是，如何使经济步入这样一个正循环？现实数据看到的是：一方面，消费仍需政策花大力度维持，另一方面，以东部及投资大省为代表的省份投资下滑明显。就像我们说一个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间可以正向促进，这是一种“可能性”，但现在“真问题”是如何把一个人身心状态欠佳的人带入身心正向循环中？

经济的正向-负向循环这一问题十分关键，也影响到我们对当前“内卷”问题的理解。现在谈及“内卷”，很多人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有形之手”上。但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有为”，之前就可以是“经济增长放大器”，到今天就只是“内卷助推器”？——关键原因在于宏观环境的变化，当经济缺乏一个足够大的推力把它带入正向循环后，经济就只能进行“存量竞争”，而无法开拓“增量竞争”，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只会成为存量竞争里的“内卷”推手。

如何进入正循环？——内需很重要，内需中的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那如何提振收入呢？——以企业为抓手，企业要有利润——企业如何有利润呢？答案似乎又绕回消费了。这种循环论证本质是源于很多现在讨论的变量都是经济内生变量——是被系统同时决定的。那么，如何改变内生变量？有两个方向：

一是变函数，对应就是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比如，总收入不变，但是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优化，消费也能增加，这些效果大多是持久性的。但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就是“道阻且长”，阻力比较大，见效比较慢。

二是调节外生参数。一个经济体中真正的外生变量主要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这些是可以迅速调整的。因此，通稿中也提到“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接下来需落地的问题是，财政政策投向哪里？一是投资于物，如果投资于“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利弊得失，一句话概括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目前“AI泡沫”已经引起全球关注。如果投资于传统产业，这会对经济会产生两股力量：一方面，投资作为GDP一部分会直接带动国民收入增长，这个过程也会有就业创造和预期提振的效果，进而可能拉动内需。但另一方面，这部分投资可能转化为产能，进一步增加供给。两股力量角力，如果消费起来得更多，那投资就起到了“把经济带入正向循环”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供给端起来得更多，则可能加剧当前的低物价情形；除了投资于物，还可以投资于人（包括教育、健康、“一老一小”、生育补贴等）。此次会议也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相比于投资于物，投资于人可以较好作用于需求端，而对供给端刺激较小，但“投资于人”在现实操作中可能面临一些困难。

下表总结了下阶段可能将经济带入正循环的几种政策思路及其利弊得失。可以看到，每一选项都是有利有弊，这对政策方向和力度的把握均提出了很高要求。

3、“投资于人”的现实操作难点？

在操作层面，“投资于人”可能面临以下几方面困难：我国地方政府对投资于物的做法熟悉，抓手明确、对象集中、效果立竿见影——通常只需对接几家企业、上马几个项目。相比之下，投资于人则对象（广大群众）分散、抓手不明、效果不显且见效慢，同时没有一套可公式化的推进流程。

尽管不容易，我们仍应充分认识到，投资于人对支撑长期增长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4、结构性改革，为了什么？能做什么？

结构性改革千头万绪，但笔者以为根本目标就是两点：一是充分释放人的活力，二是解决好地方政府积极性问题。围绕释放人的活力，相关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土地流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保、养老等方面；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上，则应引导其更好地服务于“全国一盘棋”，鼓励各地走差异化发展道路。这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其一，保证地方有资源，这涉及财税体制改革与化债等长期课题；其二，保证地方有激励，要求建立激励相容的考核体系。例如，对走生态发展路线的地区应如何评价绩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的省份，又该如何科学核算其GDP？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与解决。

5、“大市场”是免费、自发形成的吗？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政府-市场关系的表述为“放得活，管得好”。我国一直遵循“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组合，而非照搬西方所谓“全盘市场化、去监管化”的自由放任模式。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上，需认识到“大市场”是我们国家得天独厚、很多国家“学不了、求不来”的优势，但是“大市场”绝不是免费、自发形成的。若仅凭人口规模就能自动实现“大市场”，那么印度理应在这方面表现最佳。事实上，“大市场”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公共品，其建立需要稳定的营商环境、一整套有软硬件支撑的信任体系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7]这背后都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支撑。在“大市场”中，“统一大市场”更是极为稀缺且不易得的，需要强有力的顶层统筹以打破地区间的“诸侯经济”和“保护藩篱”。

二、从“八项任务”看未来中国经济“大图景”

除了“五个必须”，会议还提出了“八项任务”：一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三是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四是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五是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六是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七是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八是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围绕经济发展的“八项任务”，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经济发展的“三条主线”以及相应需重点关注的“三组指标”。

（一）经济发展的“三条主线”

一是“顶天”部分——上限要突破，对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应任务二）；

二是“固本”部分——中坚要做实，立足“超大规模市场”，对应“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内需主导”两大理念，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对应任务一、三、四、五）；

三是“立地”部分——底线要筑牢，对应民生保障、（安全、防风险）底线思维（对应任务六、七、八）。

（二）重点关注“三组指标”

宏观指标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为提纲挈领，紧扣经济发展主线，宏观治理可重点关注以下三组关键指标：

一是物价水平：CPI目标设定在1%左右温和回升区间，PPI力争转正。物价是供需关系的集中体现，是宏观经济的“温度计”。提振物价关键在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展望明年，物价转正具有一定基础，包括“反内卷”政策效应、基数效应和大宗商品价格支撑等。

二是（青年）失业率：力争低于2025年的水平。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不仅事关居民收入、内需，还关乎社会稳定。下阶段，青年就业压力不容小觑。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坚持“投资于人”，加强校企联动，引导就业预期，提升青年就业能力；（2）对企业吸纳毕业生给予扩岗补助或税收优惠，稳定并扩大就业岗位；（3）完善青年就业服务平台与失业动态监测体系。

三是房地产量价指标：推动销售面积与价格逐步止跌企稳。房地产被放在八大任务中的“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主要定位于“防风险”。当前房地产市场复苏动能疲软，根源在于供需两侧的关键制约均未见明显改善：从需求侧看，人口结构因素、居民收入预期不稳，加之风险偏好持续低迷，共同制约购房需求；从供给侧看，持房主体普遍面临房产出清-套现压力，催生“价格下行-加速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负向循环压力。下一步政策大方向是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

三、总结

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从“五个必须”中可以看到政策路线的变与不变，更可以看到下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所在，包括：供给面的强大供应链体系，需求面的统一大市场和潜力巨大的内需；政策层面，在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政策定力和顶层设计的政策魄力。

根据“八项任务”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沿着三条发展主线铺陈开来：一是“顶天”的新质生产力，二是“固本”的扩大内需+统一大市场建设，三是“立地”的民生保障+底线思维举措。三条主线共同塑造一番有高度（前沿技术）、有厚度（强内需、强供给、坚持开放）、有温度（民生、兜底）的中国经济新图景。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展开讨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指出，今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走势为“稳中有进，韧性增强”。所谓“稳”，即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外部复杂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以及国内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中国经济顶住了压力。前三季度实现5.2%的增长，尽管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但整体运行平稳，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期。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实现5%的目标，继续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40万亿元左右。所谓“韧性增强”，突出体现为外贸出口实现逆势增长。自美国于今年4月实施对等关税以来，各界普遍预判我国外贸将遭受严重冲击。但从实际情况看，尽管前三季度我国对美出口出现明显下滑，但对非美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却大幅增长，由此带动整体外贸出口实现逆势上升。

明年中央明确部署了八方面重点任务，可概括为：需求端聚焦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供给端着力科技创新、推进动能转换；通过深化改革破解供需失衡难题，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需求端扩大内需，需坚持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双轮驱动”、统筹协调推进。从供给端来看，本次会议着重强调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关于通过深化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次会议明确了多个改革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上述改革举措将有效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推动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带领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过去一年及“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在困难中实现量质双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亮眼，科技进步与外贸出口是两大亮点。但价格低迷这一老问题仍然存在，当前价格成为研究经济工作中的核心风向标，促进价格合理回升已成为重要目标，且治理通缩比治理通胀更具难度。支撑当前经济的核心亮点在于科技与出口。科技领域成果振奋，DeepSeek、宇树科技等企业表现突出，贸易战中展现的强劲竞争力促使美国放松部分出口管制；芯片等短板领域进步显著，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形成优势产业，还构建了科研、产业与资本的有机闭环。同时，需认识到科技企业发展离不开优秀带头人，需重视融合型科技人才培养，加大人才投入力度。

外贸出口方面，未来应推动发展更具韧性的国际关系，并加强国别研究、软实力培养及出海研究整合。鉴于国内需求扩张尚需时日，国际市场依赖度短期内难以降低，因此下阶段可借鉴日本经验，通过海外投资提升GNI，同时需警惕产业空心化、资本外逃等风险。对中国企业而言，下阶段出海是必然之路，企业出海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艰难的转型阶段，可借助香港及海外华人优势助力外贸与经济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指出，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六个坚持”的重要要求，其中第五点明确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一条重要经验贯穿始终——即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由此可见，政府的自身行为、职能定位及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当前，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仍存在路径依赖——仍在延续改革开放初期及中期的生产型政府定位。在此定位下，地方政府就难以落实中央提出的全面扩大内需的重要部署。要完成这一任务，需从短期与长期两个层面推进：短期需重点抓好地方债和房地产两项工作，长期则需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从短期来看，政府职能转变需聚焦两大重点。其一，着力破解地方政府活力不足的问题。当前，地方政府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行为出现扭曲，已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制约。中央政府需主动担当，通过增发国债，可借助多种方式置换地方债务，从而为地方政府松绑，进而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二，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需切实履行责任。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充实地方政府财力，建议中央政府可针对房地产领域发行特别国债。例如发行10万亿元特别国债并拨付地方政府，专项用于回购存量闲置未售房源，重点聚焦县城区域。长期来看，政府职能应从生产型、投资型政府转型为福利型政府。我国拥有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与制度建设空间，完全有能力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福利供给模式。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认为，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需从理论与人力资本财富积累层面深化对“投资于人”的认知。“投资于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扩大消费，更在于对中美科技竞争、应对无形资本崛起及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过去人们对财富的认知多局限于有形物质财富，相应的，现行国民账户体系（SNA）及相关资产负债表研究也侧重于有形资本。而近25年，无形资本快速崛起，标普500指数中企业价值的80%由其推动。此外，无形资本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而人力资本更是经济长期增长源头。世界银行推出的综合财富估算已将人力资本纳入在内，此举弥补了SNA体系因忽视人力资本统计而对长期增长和偿债能力作用估计的不足。

国际视野下看，全球财富结构中人力资本占比六成左右。中美人力资本总量居全球前两位，但我国人均人力资本财富仅为美国的1/5-1/7，存在明显短板。下一步，“投资于人”需兼顾供需两端，其关键在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数据上看，我国中央政府净财富总量较大，2022年达291万亿。其中，国有股权占比50%，且流动性强，意味着中央还有能力发力。此外，“投资于人”具有公共品属性，通过中央政府发力可解决地方政府的外部性问题。具体政策建议包括：通过织牢社会安全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盘活存量资产等方式，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与消费扩大，助力我国迈入高收入经济体。

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八大政策信号展开，具体包括：第一，经济工作思路更加注重释放潜力和激发活力，而非简单维持规模增长；第二，宏观政策更加注重提质增效，而不是进一步加大刺激力度；第三，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存量政策优化，而不是简单的增量政策加码；第四，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融合；第五，“反内卷”更加注重长期化和制度化，而不是简单行政性去产能；第六，对外贸易更加注重贸易多元化和自主性，而不是被动应对中美脱钩；第七，房地产市场风险化解更加倾向于长期释放，而不是短期出清；第八，平台政策更加注重协同发展、共同富裕，而不是简单规范平台企业经营。

展望明年，出口韧性、“十五五”开局基建发力、制造业投资提质回升是经济三大支撑因素。但消费持续下行风险、地产低迷、产能过剩是三大挑战。因此，需着力遏制商品零售下行、稳定房地产市场并化解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全球经济方面，美国面临稳就业、防通胀、稳股市压力；欧洲方面，受俄乌战争等影响，德国经济停滞不前，整体PMI低于50；日本虽走出通缩，但加息背景下日元贬值引发担忧。中国若能稳住房地产与消费，将为“十五五”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1]包括：寒武纪、海光信息、摩尔线程、沐曦。

[2]甘犁，赵乃宝，孙永智（2018），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经济研究》。

[3]“碳中和”背后的中国能源大三角，远川研究所，2021.03.

[4]具体包括：（1）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专项（2）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专项（3）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专项（4）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专项（5）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专项（6）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专项（7）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专项（8）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专项（9）重大新药创制专项（10）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11）大型飞机专项（12）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专项（13）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专项（14）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专项（15）航空航天发动机及燃气轮机（16）深海空间站。

[5]具体包括：靶标发现技术，动植物品种与药物分子设计技术，基因操作和蛋白质工程技术，基于干细胞的人体组织工程技术，新一代工业生物技术，智能感知技术，自组织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材料与结构技术，高温超导技术，高效能源材料技术，极端制造技术，智能服务机器人，重大产品和重大设施寿命预测技术，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分布式供能技术，快中子堆技术，磁约束核聚变，海洋环境立体监测技术，大洋海底多参数快速探测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深海作业技术，激光技术，空天技术。

[6]李迅雷，如何让物价合理回升：难点在哪里，2025.12.

[7]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