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亡国始于？

作者：徐吉军，新媒体：汉唐智库！

我们讨论明朝灭亡的话题，当然并不希望明朝灭亡丢掉汉室江山！只不过历史已经定型，探讨历史问题作为今天的镜鉴还是有意义的。

很多人说起大明朝的灭亡，大部分人会指责朱由检执政无能，17年换了50个阁臣19个首辅杀了一堆重臣，最终丢掉江山。

也有人认为，大明亡于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亡于天启年间阉党乱政，亡于辽东战败、财政破产、流民四起。

这些说法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们都不是明朝走向灭亡的起始而是终局危机。

在明朝中期，真正导致大明国运急转直下的，是嘉靖三年夏天，紫禁城左顺门前，十八名文官被当众廷杖致死的那一天。

从那一刻起，大明的政治秩序，被公开打断了脊梁。

嘉靖元年，世宗登基，围绕皇权合法性的冲突立刻爆发。

嘉靖坚持为亲生父亲兴献王上尊号，而在明代宗法体系中，皇帝继位必须承继宗庙，生父只能称本生父，不得进入太庙。这并非细枝末节，而是皇权合法性赖以成立的结构性原则。

因此，文官集团集体反对。从内阁首辅到台谏言官，一道又一道奏疏递交上去，措辞克制，理由传统，无非是祖制不可乱，名分不可移。

嘉靖的回应极其简单，极其粗暴。

嘉靖三年七月，他下令在左顺门外，对跪谏官员施以廷杖，而且不是象征性的惩戒，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往死里打。

廷杖落下时，有人当场毙命，有人被拖回去等死，有人甚至来不及收敛尸身。最终，十八名官员被活活打死在宫门之外。

这已经不是一次政治冲突，而是一场公开处决。

从这一刻起，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

礼制，不再是约束皇帝的规则；

礼制，只是皇帝用来控制臣子的工具。

一次杖毙18人，群臣不寒而栗从此俯首帖耳，嘉靖最终赢得了大礼议，但付出的代价，是大明两百年来赖以运行的政治平衡，被当场击碎。

大礼议之后，明朝官员群体迅速完成了一次深层次的心理转型。

他们不再优先考虑对不对，而是先判断安不安全。在此之前，做官的理想是帮助君王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而大礼议之后，明朝官僚群体的生存法则变成了不要触怒皇帝。

这种变化，并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制度运行方式的改变。

为了稳住朝政，嘉靖开始频繁更换首辅，张璁、夏言、严嵩、徐阶轮番登场，却始终没有一个稳定、持续运作的中枢权力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对皇帝个人情绪高度敏感的临时代理人。

这种局面的后果迅速显现，提拔谁当首辅，能力不再是决定因素，忠诚也不再可靠，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献媚。

从嘉靖时期，大明官场开始系统性批量产出谄媚型官员。

严嵩这位臭名昭著的奸臣并非例外，而是这一体系下最成功的产品。

在嘉靖沉迷于修道长生的闹剧中，发生了壬寅之变。

那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年，十六名宫女趁嘉靖熟睡，用麻绳勒住他的脖子，试图行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宫女的刺杀失败，因为绳结打成了死结，没能当场把这个昏君送走。

这是明代宫廷史上最诡异、也最残酷的一幕。

有人会问，这些原本俯首帖耳的宫女为何会铤而走险？原因并不复杂。嘉靖沉迷炼丹采补，长期强迫这些年轻宫女食桑叶、饮露水，甚至还用她们的月事炼药，宫女们昼夜服侍昏君修道，生存状态已经算不上正常人了。

刺杀失败后，嘉靖没有反思自身行为，而是选择搬出皇城，迁居西苑，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不上朝生涯。

自此，大明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皇帝仍在，却不露面；权力仍在，却不公开；制度仍在，却无法运转。

所有的官员只能通过奏章揣摩圣意，通过批红理解皇帝情绪，而这种运行方式，本身就是对国事最冷血的践踏。

嘉靖不理政务，却极度迷信道教，于是，青词成为新的晋升通道。

严嵩、徐阶是著名的“青词宰相”。嘉靖清词（嘉靖时期的青词）是一个专有概念，特指明代嘉靖皇帝时期，道教斋醮仪式中撰写给天帝的祝文，是当时的宫廷文体和政治资本，以其骈俪对仗、辞藻华丽的风格闻名，成为嘉靖朝政治与宗教深度结合的独特现象。

谁的祝文最合皇帝心意，谁就能步步高升。严嵩正是依靠青词进入权力核心。

严嵩不懂军事，不理财政，也无意民生，但他极其清楚嘉靖真正需要什么：祥瑞、长生，以及不被打扰。

围绕这一点，严嵩父子迅速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权力—金钱体系：官职可以明码标价，军饷被层层克扣，边境的战争沦为可以交易的筹码，对皇帝的忠诚变成了奸臣的勒索工具。

大明朝堂之上，不再有是非判断，只剩下站队逻辑；刑部大牢，成了严嵩父子清除异己的工具。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锦衣卫经历（小官）沈炼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任用奸佞，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杨继盛、沈炼之败，不是输给了严嵩父子，而是输给了秩序。

至此，大明政治彻底失去了纠错能力。

嘉靖朝的危机，看似来自外部。东南倭寇横行，北方俺答汗兵临北京，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外敌。

嘉靖实行的海禁政策，人为制造出官僚走私，走私催生出倭寇武装集团；边军军饷被层层截留，将帅无兵可用；地方官员优先考虑保住官位，而不是保护百姓。

戚继光虽然能打仗，却要自己筹集军饷；俞大猷虽然能练兵，却要先应付严党的倾轧。所谓倭寇大患，从来不是因为将领无能，而是嘉靖营造的这套统治模式，本身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当然，在纸面上看，嘉靖并非亡国之君。他去世时，大明看上去还挺强盛，疆域未失，皇权稳固。

然而，对一个帝国来说，真正致命的，从来不是表面强弱，而是制度是否具备自我修复能力。

从“大礼议”开始，任性的皇权突破礼法，官僚彻底沦为皇帝任意取舍的工具，统治制度失去了稳定结构。到了万历，又是一个任性妄为之君。短命的天启将亡国危机推向高峰，而崇祯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无法逆转的败局。

所以，大明的灭亡始于嘉靖。

本文写的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因果；不是骂名堆砌，而是历史逻辑。

这一点，嘉靖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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