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萎缩是美国安危机

文︱邱立本

美国在圣诞节钟声响起之际，经济景气表面上风光无限：股市屡创新高，华尔街资本家们狂欢不已。但隐藏在这些光鲜数据背后的，是中产阶级的悄然萎缩，失业率升至四年新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的隐患。

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器的角色，正因生活成本飙升、购买力下降而动摇。根据最新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有三分之一无法负担基本生活必需品，这一现象遍及全国各个角落，不仅导致社会分化加剧，还可能引发民粹主义浪潮，甚至迫使政府寻求外部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

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通常指收入介于全国中位数的百分之六十七至百分之二百之间的家庭。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从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六十一下降到二零二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一，这一趋势在二零二五年继续恶化。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成因包括长期结构性变化，如全球AI化、自动化，以及近期政策因素，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

特朗普上台后实施广泛关税措施，本意是保护国内产业，但实际上加剧了通货膨胀。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统计，二零二五年所有关税导致短期价格水平上涨百分之二点七，相当于每个家庭平均损失逾四千美元。这些关税涵盖进口商品，从钢铁到消费品，导致供应链成本上升，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二零一九年第一轮关税已使每个家庭年成本增加约八百三十一美元，这在二零二五年持续放大。食品价格是最直接受害者。尽管特朗普声称食品价格“正在迅速下降”，但官方数据显示，二零二五年八月的食品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涨百分之三点二。鸡蛋、面包等日常必需品价格持续攀升，导致“菜篮子工程”崩坏——中产家庭原本能轻松负担的超市购物，如今成为沉重负担。

住房市场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产阶级的困境。二零二五年，房屋价格达到历史新高，三十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虽略有缓和，但平均水平仍高企。哈佛大学联合住房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房屋销售量降至三十年低点，高房价和高利率让许多中产家庭望房兴叹。

华尔街资本通过房地产投资基金狂欢，房价飙升，而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全国低收入租户面临七百一十万套可负担住房短缺，这一问题也波及中产。自动化和全球化导致制造业就业流失，生产力提升，但收益多流向顶层，中产相对下降。一百六十个大都会中，至少百分之二十的中产收入者无法负担本地生活成本。这导致向下流动现象加剧：原本的中产家庭沦为下层，甚至因付不起租金而成为无家可归者。

研究显示，女性向下流动率高于男性，白人女性中百分之三十失去中产地位。“下流社会”一词源于日本，但在美国适用：服务业工人多数经历比父母更差的向下移动。贫困和向下移动的轨迹让许多人陷入持久困境。

新一代购房能力和生活品质远落后于父辈祖辈。一九七零至一九八零年代，中位数家庭收入约二点三至二点五万美元，平均房价仅四点七万美元，住房负担轻松。如今，工资增长滞后于通胀，负担能力成为民间关键词“Affordability”。民调显示，美国人为维持生计做出重大牺牲。人们越来越怀念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视为黄金年代。那时，中产生活包括购车、结婚、生子都是轻松愉快，而今这些成为人生的奢侈。

特朗普对此否认，称负担危机为“骗局”，并嘲笑民主党。他宣称经济是“十分满分十二分”，其实是夜郎自大，满嘴跑火车。数据显示，关税和财政扩张推高通胀，伤害中产。共和党政策如医保削减和关税，进一步恶化负担。

中产萎缩加剧不平等，引发民粹势力上升。二零二五年，经济焦虑和种族分裂推动民粹。不平等导致左右翼民粹兴起，威胁民主。民调显示，反移民观点与经济恐惧交织，百分之六十同意就业短缺时优先本地人。这导致政治极化，右翼和左翼的极端主义上升。

为化解内部危机，特朗普政府寻求“攘外安内”，制造外部矛盾来化解内部矛盾。白宫不顾国会与民意的质疑，对委内瑞拉施加军事压力：特朗普封锁油轮，轰炸声称可疑的毒船，目标是夺取委内瑞拉石油储备，压低美国油价，缓解国内能源负担。

但委内瑞拉准备了二十年的防御，美国若发动地面入侵，可能陷入另一场越战泥潭。委军抵抗力强，美国在拉美的军事存在已达历史高峰。委内瑞拉不是沉默羔羊，它的全民抵抗可能让美国深陷泥潭，重蹈越战覆辙，成为意想不到的国安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