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到贵州乡村插队落户当知青时，唯一的书店记忆

一

文人之间交往，除了交流各自的作品，也经常涉及书的话题。谈及书时，自然而然会讲到书店。讲到这一本好书是在哪家书店买的，哪一家书店的书丰富、品种多样。浦东新区开发初期，居住在浦东的我特别关注陆家嘴地区有没有在开发热潮中创办有品位的书店。当我看到布置得色彩协调、琳琅满目的书店店堂时，我由衷地感到这是名副其实的开发区的书店。

转眼之间，互联网进入生活，网上购书已成好些爱书人的习惯，而实体书店渐渐式微。可能是一辈子读书、选书、买书、写书的原因，愈是在这一阶段，我愈是会想起一生中自己和书店的联系。

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红领巾读书活动，就逐渐喜欢上了读书，并且开始不满足于学校图书馆提供给我们的青少年读物。我心里老在琢磨，什么地方可以找来更多的书呢？

弄堂里的中学生们对我说，想看书还不容易？到淮海路新华书店里去选啊，什么书都有！

那年头，我家住在文化广场附近的永嘉路上，走到淮海路还得二三十分钟。我选了一个星期天，约了一个想买辞典的同伴，一起去逛淮海路上的新华书店。走了半个多钟头，终于在思南路附近看到了足足三开间大门面的新华书店，它占了繁华淮海路的三个门牌号。我们走进书店，东张张西望望，发现书店里都是玻璃柜台，柜台里整齐地陈列着一本又一本新书，读者只能隔着玻璃柜台看一看书的封面。柜台后面站着营业员，除非你决定了买哪一本，告诉营业员，他才会从身后的书架上把书拿给你翻阅一下。也有人看了书，说声“抱歉”，表示不买，营业员就会不声不响地把书拿回书架上去。我们是小孩，身上又没多少钱，即使喜欢上哪本书的封面，也只是相互嘀咕几句，不敢开口提要求。

幸好同伴带了钱，我们大着胆子问营业员，才买到了学生辞典，最终满意地踏上了归途。

这以后，淮海路上的新华书店就成了我青少年时代光顾次数最多的地方。大多数时候，我并不是去买书，而只是去看看柜台里又增加了什么新书，一旦看到了，我就记下书名，回到家所在的那条弄堂里，找到高中生或初中生，请他们从学校图书馆把书借回来。大多数时候能如愿，但有时候，弄堂里比我大的伙伴会回来对我说：“哎呀，你讲的这本新书，我们学校图书馆还没采购呢！”

我每月的零花钱只有2元，妈妈分4次给我，一个星期只给5角。不是我喜欢、觉得非读不可的书，一般我不买。进入初中，我看到新华书店陈列出一本厚厚的《奥勃洛莫夫》，是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的代表作，我非常想要，因为我曾看到我着迷的另一个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过：“纵然到了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人的时候，他都会记得奥勃洛莫夫的。”

这么好的一本书，现在就在我的眼前。

我不能让它错过了。若不买下它，万一被其他人买去，柜台里没这本书了，岂不是太可惜了！我请营业员拿出这本书，细细地读了内容提要，再一看书价，1.95元。天哪，这本长篇小说好贵啊，我的衣袋里仅仅揣了2元，买了它就所剩无几了。

我在迟疑和犹豫，为掩饰我买与不买的思想斗争。我慢慢地翻动书页，读了书的开头，又翻到最后2页细看。读完了结尾，又翻到书的扉页，端详冈察洛夫的肖像。我心里说：这个外国老头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厚的一本书啊！

一定是我在柜台前耽搁得太久了，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营业员说话了：“你一个小孩子，看得懂这么厚的外国作品吗？书又贵，还给我吧，我把它放回书架上去。”

不知是他的话刺激了我，还是我小小的自尊心起了作用，我一边从衣兜里拿出2元钱放在柜台上，一边说：“这是冈察洛夫的作品，我要买。”

回到家，我开始认真阅读冈察洛夫描绘奥勃洛莫夫醒来遐想的情节以及他和仆人查哈尔的对话，妈妈几次叫我吃饭，我都没走到饭桌边，只顾埋头看书。

已经是工程师的哥哥回家了。一定是妈妈把我买了这么厚一本小说的事告诉了哥哥。哥哥淡淡一笑，对我说：“星期天，你跟我去书店，看中了什么书，我给你买。”他随后给了我2元钱，说：“这是给你的零花钱。”

二

噢，青少年时期逛书店的往事太多了。除了新华书店，我还发现了福州路上有家旧书店，店堂墙上写着：“让一本书发挥几本书的作用。”那以后，逛完新华书店，我还会去逛旧书店，在那里发现了更多好书，我很喜欢的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就是在那里花7角钱买到的。

由于中小学时期逛惯了书店，到偏远闭塞的贵州乡村插队落户当知青以后，除了缺吃少穿和天天出工劳动，我最郁闷的是找不着书店。老乡告诉我，县城里原先有过一家书店，后来便关门了。

寨子上赶场去买猪崽回来的一个中年汉子对我说：小叶，你不是总在叨叨书店嘛，我告诉你，从三岔口穿小路出去，走出修文县境，过开阳磷肥厂，有一个新寨，那是内迁厂矿的职工生活区，商业街上有一家书店。

我喜出望外！那时候我正和后来成为我夫人的她谈恋爱，于是我约她，在赶场天休息时去赶一次新寨。她欣然同意。

赶场天不下雨，我俩走了15里山路，找到了新寨职工生活区里的那一家书店。书店里竟然还有新书。书名很吸引人：《虹南作战史》，还是上海出版的。我请营业员把书拿给我们一看，是写上海郊县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书价1元几角。这对当知青的我俩来说不是一笔小钱，1元钱相当于我们出工劳动几天的工值哩！

我把书翻过来转过去地看，犹豫着要不要买。她说：“你喜欢就买下吧，毕竟走那么远的路找过来。”于是我买下了这本书。

几年之后，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回来改稿，认识了这本书的主要作者，还给他们讲起过当知青时去新寨书店的往事。这是那个年头，我唯一留下的书店记忆！

三

在我的记忆中，书店最热闹最受欢迎的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大量多年未印刷出版的中外名著得到再版，装帧愈来愈讲究和庄重，它们被陈列在书店的橱窗里、柜台上，被堆成别致的形式放置在店堂中央。进出书店的读者们络绎不绝，纷纷选购着自己心爱的作品。我也同样，把自己喜欢的中外名著悉数选购回来。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插队落户时我带到乡下的那本《红与黑》，是我用4本好书从一个书友手中换来的，还是1947年的版本，这一版只印了3000册，由于借阅的知青太多，还到我手里时，封面和开头几页、封底和最后几页都被撕毁不见了。

我趁着《红与黑》再版，在贵阳大十字书店又买了一本，一看印数，竟然是惊人的191万册。望着这个数字，我不由想起，1965年在上海旧书店门口张贴的布告上，毛笔字书写着十几本书店不予以收购的“封资修”代表性作品，排在第一的就是《红与黑》。

那些年里，我不仅常去北京的王府井书店和上海福州路上的书店，而且只要出差到全国各地，都会专程走进省会城市的大书店里选购，可以说是乐此不疲。至于贵阳的紫林庵书店、花溪书店等，更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甚至和书店经理成了朋友，书店有了热门书、好书、有争议的书，他们还会专门给我留着。

四

这些年，我年事渐高，逐渐发现书店也在演变，由仅仅出售图书变为经常性组织活动，吸引读者上门。20世纪90年代中期，签名售书这一形式进入生活。我的长篇小说《孽债》出版后不久就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上海电视台首播，引起社会热议。位于静安寺的新华书店借着这股势头，组织了一次签名售书活动。书店来人接我去那里时，活动时间还没有到，买书的读者已经从店堂里排队到了外面，还沿街面绕了两个圈子。陪同我的50多岁的书店经理说，这是她在书店工作一辈子从没见过的场面。那天的签售从下午1点半开始，直到5点多结束，把书店里备好的2000多册《孽债》全售完了。一位营业员对我说，连最后2本撕坏了封面的，也处理卖给了排在最后的读者。

3个多月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孽债》，徐州一批老知青联系了徐州卷烟厂拉赞助，邀请我去徐州市参加新华书店的签售活动。我入住卷烟厂的招待所，等待周日上午9点进行签售。没等到活动开始，书店经理额头冒汗赶到招待所，对我说：“叶老师，快去，快去！我市中心店面的橱窗玻璃已经挤碎了2块，公安局闻讯来维持秩序了，再不提前开始要出大事了！”

我跟着书店经理来到徐州市新华书店，只见三层楼的店堂里，等候签名的队伍从上面楼梯排到底层楼，又排出店外很长的一截。于是，签售活动提前到8点45分开始，我一直签到午后1点30分，把江苏文艺出版社专为这次活动调集的3200多册书全签完了。陪伴我参加这一活动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郭济访还为这次活动写了一篇现场纪实，文章刊登后送给我作为纪念。

活动影响大了，徐州的领导一定要邀请我多住两天。盛情难却，我为此又多当了几天徐州市新华书店的客人。

真是“花无百日红”啊！近些年来，我时不时听到实体书店搬迁和闭门谢客的消息，尤其是内地县城的一些书店，很多店堂改售眼镜和服饰鞋帽等，这使我也颇觉不自在。

今年夏天，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情在贵州山水间》，出版社联系贵州省图书馆，做了一场新书首发活动。新建的贵州省图书馆提供的北厅可供400人入座，结果当天涌来了500多位读者，连阶梯上也坐满了人。当天还来了很多领导干部，他们都对我说，是作为朋友来为读书活动助威造势的。出版社朱社长激动地说：“我敢讲，贵阳这座省城之前10年里没有这么热闹的新书发布会，之后的10年，也难见这么踊跃的读者聚会了。”

马上有领导说：“赞同你的前半句话，后半句应该改成：‘之后10年还应该不断地有这样的新书首发。’书店来的同志，你们说是不是啊？”

书店的经理笑着道：“我们愿意努力为读者和叶老师这样的作家们服务，一定努力。”

我在一边也笑着，没有说话。

原标题：《那是我到贵州乡村插队落户当知青时，唯一的书店记忆 | 叶辛》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来源：作者：叶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