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永城武装蜂起，因为他的出色工作，很多武装才走上抗日正途

会议传达了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8月政治局洛川会议精神，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政治形势，根据毛泽东关于“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的指示，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抗日力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日战争发展成为全民族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开办不同形式的训练班，为抗日救亡运动培训千千万万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

会后，刘屏江即返回永城，联络党员，着手恢复党的组织。

11月，在县城东关王卓然家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刘屏江在会上传达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黄口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成立中共永城县工作委员会，刘屏江被推举为工委书记，盛税堂、王更生为组织委员，王卓然、陈建平为宣传委员。

工委决定，在永城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重新登记，而后逐一审查批准。会议作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培训抗日救亡运动领导骨干；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关系，公开地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等决议。

会后，刘屏江赴徐州向苏鲁豫皖特委汇报，得到特委的批准。

11月29日，永城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委员会成立，抗日县长鲁雨亭任主任委员，中学校长丁振东任副主任委员，刘屏江等工委成员皆被选为委员。

1938年2月4日，中共永城县工委以县动委会的名义开办了永城县抗日青年集训班，参加的有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和社会进步青年等约500余人。集训10天即分配到各区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紧接着又以县城中学学生和集训班中的积极分子为基础，开办有180余人参加的抗日青年训练班。刘屏江、王卓然、陈建平均在青训班任教，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战时七项禁令》等。

军事教官由国民党永城县保安大队副郭鸣堂担任。此人系国民党CC派分子，思想反动，仍大讲“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内容。刘屏江、王卓然、陈建平等便在青训班中发动学员驱逐郭鸣堂，把“打倒破坏抗日分子郭鸣堂”、“驱逐郭鸣堂出永城”等标语贴到县政府和县大队门前。

刘屏江亲自找到县长鲁雨亭，坚决要求撤换郭鸣堂：“此人不去，青训班无法继续开办，永城抗日之局面亦难于打开。”鲁雨亭听从他的意见，以郭鸣堂“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为名，上报李宗仁将其撤职。

根据抗日救亡工作需要和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指示，刘屏江和王更生向县长鲁雨亭提出以青训班学员为基础，吸收社会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员，按照永城区划成立5个工作团，由动委会领导分赴各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让学员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锻炼的建议，得到了鲁雨亭的赞同。

工作团在乡下召集群众开会演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张贴标语，画漫画，演抗日剧《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抗日歌曲《抗日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和《五月的鲜花》等，组织抗日联庄会，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对派款贪污严重的联保主任和保长，发动群众清账斗争，揭发批判，改造或撤换。

工作团在乡下一个多月，全县约500名保长竟被撤换改选掉300多名。永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永城的抗日工作，引起了一些顽固分子的反对。国民党永城县党部书记长CC分子赵铁卿，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侯海若、蔡紫岩、王鸣岐、郭鸣堂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工作团在乡下宣传抗日是搞“赤化运动”；改选保长，打击恶霸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遂联合上告到国民党商丘第二督察专员公署和河南省党部。省党部责令鲁雨亭“克日解散工作团，解散动委会”。

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刘屏江和王卓然亲自到商丘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交涉，责问：“为什么取消抗日工作团？抗日何罪？反霸何罪？”要求保留抗日工作团。商丘专署未予应允。刘屏江非常气愤，指责这是“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公然违背蒋委员长的训令”的犯罪行为。

回到永城后，刘屏江等不但没有解散工作团，反而把工作团员全部召集到县城，决定利用李宗仁与河南省政府的矛盾，直接找李宗仁交涉。

在孔庙前的集会上，刘屏江动员说“国难当头，抗日无罪。我们要坚持抗战，决不做亡国奴，坚决反对破坏抗日的一切言行，决不解散工作团！”国民党省党部的决定激起了同学们的怒火，一致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决不解散工作团！”

随后，刘屏江、王卓然、王更生、陈建平等带领100多名学员，打着“永城县抗日救亡学生队请愿团”的大旗，徒步集体奔赴徐州第五战区总动委会请愿。

一到徐州，刘屏江、王更生等便找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兼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汇报了永城县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及地方顽固势力破坏抗日、抵制李宗仁司令长官的《战时七项禁令》等种种言行。

刘汉川代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和司令长官李宗仁对永城县动委会和抗日工作团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支持，并亲自接见了请愿队伍，转交了李宗仁给县长鲁雨亭的专函。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

工作团接管区乡政权后，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公开宣传共产党员的抗日主张；打击不法的土豪劣绅，反对任何破坏抗日的言行，调查人口，登记枪支，扩大抗日联防自卫队，组织区乡动委会和修筑国防公路等。

永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永城县工委的领导下，得到蓬勃发展，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5月12日，永城沦入日军之手。刘屏江等工委成员转移到乡下继续领导抗日救亡工作。

19日，日军攻陷徐州。国民党军队从徐州前线撤往后方，途经萧县、永城、宿西、夏东、砀南，沿途丢下大批枪支弹药，散兵游勇到处乱窜。加之日伪军在永城城乡烧杀抢掠奸淫，人民跑反，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永城一带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沦陷后的永城人民，纷纷自发抗击日本侵略者。很多人以沦陷前的抗日联防自卫队为基础，聚众招兵，扯旗抗日，打击日伪军。一时间，永城各地群众性的抗日武装蜂起，或曰抗日游击队，或曰抗日自卫队，或曰抗日人民军，名目繁多。

这些队伍兴起迅速，发展较快，且成份复杂，号令不一，纪律涣散。因之，群众称之为“杂八队”、“呼隆队”。他们虽然打着抗日旗号，但并没有得到正规的训练和引导，还有一些被反动势力所控制，各霸一方，各行其事，互相争斗，因而抗日不足，扰民有余。

为了引导这些群众抗日武装走抗日道路，刘屏江和盛税堂、王卓然、陈建平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奔走于各“杂八队”之间，宣传抗日救国、保家安民的道理，教育“杂八队”不做汉奸，不当亡国奴，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促使各部联合起来，一致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

同时，他们把原学生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武装——永城县抗日救亡武装学生队，派出部分队员到各“杂八队”中任职，教育、联合、引导“杂八队”抗日。

经过刘屏江、盛税堂、王卓然等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不少“杂八队”转变作风，严格纪律，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并开赴战场，伏击日军，铲除汉奸，镇压恶霸，并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战利品，使日伪军不敢轻举妄动。“杂八队”的抗日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伪军在永城的猖獗。

1938年秋，鲁雨亭在芒砀山区组织抗日武装游击队，刘屏江、王卓然、陈建平等参加，他们搜集枪支，动员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刘屏江和王卓然、陈建平给鲁雨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旧军人出身的刘子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促使鲁雨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游击队列入我党领导的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九大队，后编入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为第一总队。

1939年春，彭明治、吴法宪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到达永城县北的芒砀山地区。刘屏江首先与之取得联系，并积极为其介绍情况，当向导，送情报，协助开辟夏永砀抗日根据地。

他还经常来往于永北、夏东各“杂八队”之间，对薛湖地区大股“杂八队”聂开统、聂永熙部做艰苦细致而又耐心的政治工作，使他们丢掉狭隘的地方主义观点，只有与八路军、新四军联合，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不被敌人消灭，才有光明的前途。二聂受其鼓舞，表示一定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到底。不久，聂开统部归编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聂永熙部归编新四军游击支队。

1940年夏，刘屏江调到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不久，又调到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工作。

1941年春，国民党20万大军进犯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新四军第四师在3个月艰苦的反顽斗争失利后，奉命撤往津浦路东休整。刘屏江在随军东撒途中，不幸牺牲，时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