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女性成功托举后，我被卷入美国裁员潮 | 人间

外婆在水里游，妈妈在地上跑，我才能在天上飞。

配图|《苦尽柑来遇见你》剧照

2024年11月，我离开了位于旧金山的公司。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不到两年，却还是在年末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裁员浪潮。

看着同事和朋友们发来的各种关心短信，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很久。眼前办公楼的轮廓在雨幕中变得模糊，我的思绪突然飘越了太平洋，回到了千里之外的东北小城。

我是整个家族的女性托举起来的孩子，一切还要从我的外婆讲起。

外婆在我年幼时就因病离世，因此我只能从几张泛黄的照片和家人们零散的回忆里一点点拼凑出她生命的轮廓。

1943年，外婆出生在辽宁省的一个小村庄。家中六个孩子她排行老大，从小便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外婆是个天生的左撇子。她上学时，发现别人都用右手写字，唯独她惯用左手。没过几天，老师就注意到了她这个异类，二话不说抄起教鞭就往她手背上抽，逼她改用右手写字。在老师严厉的呵斥声中外婆硬生生学会了用右手写字。可无论她怎么练，右手写出来的字总是歪歪扭扭，远不如左手写起来顺畅。

都说左撇子天生聪慧，这一点在外婆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时人们凭粮票去供销社买东西，外婆总喜欢静静地站在柜台边，盯着售货员拨弄算盘的手指。算盘珠还没归位，她早已在心里飞快算出了价钱，然后淡淡报出一个数字。售货员算完一愣，结果与外婆心算的数字分毫不差。起初大家只是感到惊讶，久而久之，屯子里渐渐传开了：“这女人脑子比算盘珠还快。”后来村民们卖水稻、分工钱都要喊上外婆去帮忙。秤砣刚落下，她便能张口报出总价。

童年时期外婆便认识了同村的外公。两人同年同月生，从小一起玩耍，是别人眼中的青梅竹马。外公家境贫寒，只有他和太姥爷相依为命。外公外婆在二十岁那年简简单单成了亲，一间土坯房，几亩薄田，就是全部的家当。

婚后不久外婆先后生下了舅舅、大姨和我的妈妈，几个孩子的到来让本就拮据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

舅舅的襁褓是太姥姥留下的一块打了补丁的旧布，用到百日时已经破得看不出原样。外婆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却从未好好坐过月子，连口鸡蛋都舍不得吃。

到了妈妈出生那年，外婆因长年劳累营养不良，产后三个月就几乎没了奶水。恰巧邻居家产妇难产住院，留下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家。

善良的外婆心一软，便将所剩无几的奶水分给了邻居家的婴儿。妈妈饿得一直哭，外婆就每天熬一小碗玉米粥，用勺子舀起浮在粥面上的那层白沫一口一口喂给女儿。

几年后，邻居的大棚又赔了钱，邻居家女主人蹲在外婆家门槛前哭诉“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外婆二话不说就把攒了一年的卖猪钱塞给了邻居。邻居感激不尽，认了她做姐姐。

即便后来妈妈搬去了县城，邻居奶奶也始终惦记着我们，总托往返农村和城里的客运车给我们捎新鲜的蔬菜和自家养的走地鸡。外婆当年的几次出手相助让这份情谊延续了几十年，一代代传了下去。

妈妈读初中时，外公患上严重的静脉曲张，丧失了劳动力，整个家庭的重担彻底压在了外婆一个人身上。

在生产队里，外婆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农活样样拿手，从不旷工。午休时，别人在树荫下歇息，外婆就钻进闷热的玉米地里割野草，晒干后再磨成饲料喂猪。靠着这股拼劲，家里每年都能至少卖出两头猪。

每年开春洗春播用的塑料布，队里平均一人洗一百米，外婆非要洗上两百米。夏天的烈日晒得人发晕，她就灌几口藿香正气水接着干活。胳膊因常年操劳肿得粗壮，夜里疼得无法入睡，只能将手臂垫在枕头下面来缓解疼痛。

外婆的针线活儿十分利落，家里人的衣裳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的。春天种亚麻，秋天收了捻成麻绳，再纳成鞋底给孩子们做棉鞋。就连家里摆饺子用的竹盖帘也是外婆上山砍高粱秆子劈成细条亲手编的，如今那盖帘仍在我家厨房里，成了实打实的老古董。

每年春节前，农村盛行做年糕，外婆从发酵到蒸熟的技术堪称一流。她总是起早贪黑地忙活，全屯人做年糕的技术也都经过她亲自指导，后来外婆因此事被选为村妇女队长，偶尔组织大家唱歌、扭秧歌，给沉闷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

一年夏天生产队组织翻新住宅，每家交四十元，可以先赊账，等秋后算完工分再扣。屯里除了五保户家家都翻了新，唯独外婆家还住着破旧的老土房。

生产队队长忍不住问外婆：“你家的钱不用来盖房子，留着干啥用？”

外婆的回答掷地有声：“我要给孩子们交学费，念书才是正经事。”当时村里不少孩子都早早辍学下来挣工分补贴家用，可外婆却始终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无论多穷都要让孩子们读书。为了这个信念，妈妈的求学之路格外艰辛。她每天天不亮就得出发，去十里地外的学校上学。春夏秋还能骑自行车，可到了严冬，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积雪没过脚踝，车轮根本蹬不动，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艰难跋涉。

外婆的三个孩子都随她，个个天资聪颖，脑子转得快。外婆支持着妈妈一路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她用粗糙的双手，将女儿托举到了一个她未曾见过的世界。

可命运对外婆并不宽容。她五十多岁时，突发脑出血倒下了。手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让她全身瘫痪，需要人寸步不离地照料。

大姨回到老家，承担了照顾外婆的大部分责任。为了能离外婆近一些，妈妈在毕业后选择回到老家附近的县城工作，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妈妈在公司负责市场营销，忙的时候连人影都见不到。销售部的业绩榜像一把冰冷的剑悬在每一位员工的头顶。每月工资和绩效挂钩，完不成任务要扣钱，超额完成有奖金。妈妈在组里的业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还被公司多次评为销售标兵。

妈妈努力工作，按部就班地结了婚，在千禧年迎来了我的降生。她接过外婆递来的人生接力棒，开始了属于她这一棒的奔跑。

我三岁那年，外婆终究没能扛住病魔的纠缠，与世长辞。外婆去世时，妈妈才三十岁。没过几年，外公也随她而去。失去双亲后的漫长岁月里，妈妈始终以一副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形象示人，一边在职场拼搏，一边用心经营着我们的小家。

妈妈似乎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坚强，勇敢，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了无人看见的角落。她平日生活节俭，花每一分钱都需要精打细算。她的口头禅是“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她没有珠宝首饰，不买化妆品，衣服能穿就不换，连理发店都不去，头发都是自己剪的。

我五岁那年的一个周末，妈妈带我去少年宫。我在走廊里漫无目的地跑着，忽然被一间教室传来的清脆声响吸引，一群孩子正在乒乓球台前挥着拍，白色的小球在网间来回飞梭，我扒在门边看得入神，跟妈妈说：“我也想玩！”

教练闻声走来递给我一个球拍让我颠颠球。

我下意识地用左手握住了球拍，像模像样地在空中挥了几下。

教练笑了：“这孩子还是左撇子呢。”

“对，随了她外婆。”妈妈见我兴致勃勃，想着正好能锻炼身体，便当场给我报了名。

没想到这一打就是十多年。每个周末爸妈都会抽时间轮流接送我去训练，在场边帮我捡球。乒乓球在我们省很普及，费用相对亲民，但多年积累的训练费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开支。

我读初中时，为了让我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妈妈一咬牙在全市最好的初中旁买了套七十平的学区房，并把户口迁了过去。或许是遗传了外婆和妈妈的聪慧，我在读书方面从未让父母操过心，成绩一直稳居前列，还被同学们选为班长。

小时候的我不能完全理解妈妈的消费观，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渴望即刻的快乐。每逢寒暑假我就抱怨妈妈不带我出去玩，在家哭喊着为什么别的孩子能出门旅游而我只能在家。妈妈的态度异常坚决，没有回旋的余地：“出门旅游是烧钱的事，现在不攒钱万一以后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们拿什么去应对？”

我闹了几次发现毫无作用也只好慢慢放弃了这个念头。但从那时起，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埋下：我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初中毕业后我如愿考进市里的重点高中。生活为我铺好了一条清晰的轨道，向着高考冲刺。

一切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的夏天。那年我读高一，一位远房表哥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一家三口与他约在一家餐馆见面。表哥在国内读完本科后，赴美攻读了硕士和博士，他的谈吐和见识，为我推开了一扇窥见外面世界的窗。席间，他自然而然问起了我对未来的规划。

我那时懵懂，只觉得沿着他的足迹走总不会错，便说：“我想跟你一样，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在小城市长大的我看来，这已是颇为大胆的设想。

没想到，表哥抛出了一个更超前的主张：“你既然想出国，为什么不直接去读本科呢？年纪越小语言适应得越快，也能更早融入那边的环境。”

我愣住了，在思考这条路的可能性。四年的学费对于我们这样的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学理工科的话，以后工作不难找。几年都能把学费赚回来。既然有这个念头不如早点迈出这一步。”

回家的路上，车里异常安静，爸妈一左一右坐在我身旁仿佛两座沉默的大山。表哥的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脑海里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那一晚我们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鼓起勇气将盘旋了一路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去美国读本科。”

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场留学梦，我的父母要拿出二十年辛苦攒下的全部积蓄。

“只要你想去，我们供得起。”妈妈看着我，语气平静而坚定。“但你要答应我，本科以后如果还想继续深造，学费就要靠你自己了。家里只能支持你完成大学学业。”

从那天起，妈妈更努力地冲业绩赚奖金，而我也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奔跑。

高中三年我的作息雷打不动，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校，晚上九点半下晚自习。

虽然有出国留学的念头，但我不敢放弃高考，毕竟大洋彼岸的offer此时还虚无缥缈。我对留学申请的流程一无所知，也不舍得花动辄数万元的中介费，只能靠着网上的攻略一点点摸索学习。

下晚自习后，我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备战托福和美国高考。做阅读、练听力成了每个深夜的固定仪式。我每天学到凌晨三点，而六点闹钟又会准时响起，我穿上那身宽大的校服再度奔向教室。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我平均每天只睡三个多小时，只能利用白天课间的十分钟趴在桌子上补觉。

2016年，我去香港参加SAT考试（美国高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我提前在网上报了一个考试团，先独自飞到北京再与大家在首都机场汇合。带队老师清点人数时高喊：“有没有人的港澳通行证是团队签注？”（在当时，只有部分城市才有资格申请个人签）

几十个来自大城市的考生纷纷摇头，只有我举起了手。

“那你一会儿跟着老师走团体通道，其他同学先过海关。”就这样，我与一群陌生的同龄人坐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

十一月的香港与我的家乡恍若两个平行世界——东北早已银装素裹，这里却依然温暖潮湿。狭窄的街道两旁，摩天大楼密集得让人窒息，那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让我这个从小在开阔天地长大的孩子一时难以适应。

SAT考场设在亚洲国际博览馆，是个可以容纳上万人的巨大场馆。我走进考场，无数张整齐排列的课桌向着远方延伸，冷白的灯光从高高的穹顶倾泻而下，我瞬间觉得自己无比渺小。

幸运的是，我的SAT分数达到了预期。我来不及庆祝，立即投入到文书修改和材料递交中。为了省钱，所有的材料我都自己准备。漫长的申请季过后，我拿到了几封offer，最后选择了一所性价比高的公立大学。

跟大多数东北孩子一样，我的成人礼是一张离家的机票。只不过我的目的地更加遥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为了筹集学费，妈妈卖掉了我们住的学区房。学校只要求提供一年学费的资金证明，可要真正读完大学还需要很多钱。于是她又悄悄向亲戚们借了二十多万，加上这些年家里的积蓄才勉强凑齐我大学四年的费用。

临走前几天，妈妈陪着我一起打包行李。她翻箱倒柜，拿出结婚时买的那套崭新的睡衣和浴袍，又特意请了一位弹棉花的师傅给我现做了一床新被子。“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她的声音很轻，“得带点家里的东西。”

2017年夏天，我提着两个大行李箱与家人告别，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刚下飞机一股热浪猛地扑了上来，我整个人像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阳光暴烈，晃得人睁不开眼。前往学校的路上，视野里尽是一望无际的空旷，像电影里无人问津的郊区荒凉得让人发怵。

我紧紧贴着车窗，看着灰黄低矮的建筑和稀稀拉拉的树在眼前掠过，那一瞬间我才真切意识到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开学后繁重的课业迅速淹没了初来乍到的我，让我无暇沉浸在孤独之中。虽然托福成绩达标，可真正走进课堂才发现那只是最低门槛。第一学期的公共必修课我硬着头皮选了建筑史，教授语速飞快，我只能在一大段话中勉强捕捉到几个关键词。为了不在课堂上迷失我开始花大量的时间查资料背单词，定期约写作中心的老师帮我修改论文里的错误表达。一学期过后我拿到了全A的成绩，语言能力显著提高，也练就了独自生存的技能。

大一结束，我面临着专业选择。工学院的制度很简单，只要绩点达标，自动录取第一专业。我毫不犹豫地填了计算机科学。

那几年互联网行业蒸蒸日上，程序员几乎是供不应求的香饽饽。许多朋友半路出家靠着刷题和项目经验成功跻身业内，拿着十几万美元的包裹年年升职加薪。身边的学长学姐更是毕业前手里就攥着几个offer，能底气十足地和各大公司讨价还价。

大二这年我如愿进入了计算机系，同时申请到了校内tutor（一种课后辅导，帮助学生解答作业中的疑难问题。通常是由高年级学生选择几门自己上过的有把握的课程来进行辅导。）的职位，每天下课后抽出两小时的时间去图书馆辅导新生。时薪十美元，一周工作十小时足够我的伙食费。哪怕是一笔微薄的收入，也能减轻一点爸妈的负担。

本科时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多，大多有美高或国际学校的背景。我无比感谢父母倾其所有把我托举到一个广阔的平台，然而站在这片新天地里，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前方所有的路都需要我一个人去探索。我忽然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韩剧的台词：外婆在水里游，妈妈在地上跑，我才能在天上飞。

2019年12月，我忍不住开始盘算一个奢侈的念头，要不要任性一次飞回家过寒假。

来美国后我一直没买车，学校坐落在小镇边缘，周围没有便利的公共交通，我的活动范围便被局限在校园和宿舍之间。当最后一个室友也拖着行李箱笑着对我说“明年见”时，公寓便只剩我一人享受孤独。

我拨通家里电话，妈妈在那头温和地劝我：“寒假才一个月的时间，时差刚倒好就得飞回去了，别折腾了，等暑假再说吧。”

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留在了学校。

谁知仅仅一个月后，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冠疫情迅速席卷全球，彻底改写了所有人的生活轨迹。航班大面积熔断，学校一边收着高额的学费一边宣布无限期上网课。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我窝在狭小的公寓里，完成了大学最后两年的课程，直到毕业。

爸妈念叨了无数次的期盼，“等我们闺女毕业时一定要去美国，亲眼看看你穿学士服上台的样子”，那个被反复憧憬了无数遍的场景最终被永久地封存在疫情的尘埃里。

带着这份遗憾，我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我成功申请到了系里助教的职位，这份工作不仅为我免去了全部的学费，每月的工资更让我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经济独立。我遵守了和妈妈的约定，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不再需要家里的经济支持。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22年秋天，这是我读研的第二年，也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年。

然而，从这年年初开始，科技行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应对经济衰退与疫情期间的过度扩张，各大公司纷纷冻结招聘，随后掀起了残酷的裁员潮。谷歌宣布了最大规模的裁员，Meta、Amazon等大厂紧随其后，一轮又一轮地精简人力。

为了降本增效，大量的中低级岗位被外包至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整个科技行业一夜之间进入了“裁员常态化”与“末位淘汰”的凛冬。所有人都在说：科技行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作为当年的应届毕业生，我毫无防备地坠入了这场漫长的求职黑夜。身边的同学大多求职受阻，有人被迫延迟毕业，苦苦等待时机；许多留学生见留美无望，最终选择了回国发展。

我一边完成最后的课程，一边疯狂投递简历、准备面试，在希望与失望间反复颠簸。终于，在感恩节前夜，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旧金山湾区某中型公司的录取通知。

薪资虽无法与鼎盛时期的大厂相提并论，但在这样一个哀鸿遍野的市场环境下，能够成功上岸，已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况且，硅谷这片承载了无数代码与梦想的土地，依旧会让我这样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奔赴。

2023年夏天，我毕业后搬到了旧金山湾区，正式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我与许多刚毕业的人一样，带着一股热血和冲劲，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这是一个高速运转、永不停歇的地方：每天都有新的初创公司横空出世，也有公司在同一天宣布倒闭。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跌入谷底。有人做出研究的成果能改变世界，也有人一觉睡醒后发现自己被裁员。大家都全力奔跑着，奋斗着，没有人敢停下脚步。

这一年的国庆节，爸妈第一次从国内飞来看我。妈妈退休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爸爸也破天荒休了两周假。他们英文不好，我提前写好了一封信给海关，帮助他们顺利入境。

当我在旧金山机场看到他们推着行李车带着紧张和欣喜走出来的那一刻，我的眼眶忍不住发热，这是时隔四年，我们一家人的第一次团聚。

妈妈这几年备受更年期困扰掉了许多头发，新长出的几乎全是白发，体力也大不如前，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歇息。

第一次出国的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我带着他们逛遍了湾区，我们在金门大桥下合影，在渔人码头看海狮晒太阳，去纳帕酒庄品了葡萄酒，还圆了爸爸看一场NBA球赛的心愿。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能坐在我的小公寓里吃着家常菜，久违的烟火气在房间里弥漫，恍惚间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我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的某个平凡的夜晚，推开家门就是熟悉温暖的气息。

2024年整整一年，公司没有再招任何新人。我依然是最后一位通过校招入职的员工。入职以来，我保持着全勤记录，从未请过一天假。

转眼到年末，我终于攒够了假期，迫不及待地订好十一月底回国的机票，计划回国探亲一个月。我早早向老板报备，他爽快地批准了申请。我激动地给妈妈打视频：“我给大家都准备了礼物！不过你先保密，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然而，就在出发前一周，一个寻常的工作日上午，晴天霹雳毫无征兆地落下。

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泡好咖啡，在工位坐下开始处理邮件。还不到十点，Zoom突然跳出一个会议通知——是老板发来的一对一邀请，十点整。我有些疑惑，转念一想：或许是他想在我回国前，匆匆做个年终绩效评估？

十点，我点进会议室。看到HR的头像也在，我的心猛地一沉。屏幕上，老板的语气简短：“很遗憾通知你，你被裁员了。”说完便匆匆退出会议室。

“今天是你在公司的最后一天。薪资将结算到今天，所有系统权限会在五分钟后关闭。请你现在收拾个人物品，五分钟后到一楼大厅上交工牌。”

几乎是话音刚落，电脑屏幕右上方，Slack（一款协作沟通软件，类似于国内的“飞书”“企业微信”）的图标最先暗了下去。紧接着，邮箱弹出登录失效的提示，一个接一个，像一场无声的处决。

我茫然地坐在工位上，收拾起抽屉里不多的私人物件，走到一楼大厅，将工牌递给了前台保安，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我转身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大门，初冬湿冷的风瞬间扑面而来。没有告别，没有结束语，一段旅程就这样仓促落幕。

我被迫取消了回国的行程，并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妈妈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是不是你最近工作表现不好？”

累积的委屈倾泻而出。“对，我当然不够好。”我从小就被教导凡事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我复盘了无数次，却找不到答案。

这个时代不等人，它要求你一出生就站在风口上。我曾以为年轻是最大的资本，可如今公司不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培养新人，更不愿为外籍员工承担额外的签证成本。我花费家庭二十年的积蓄学来的技能，市场却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不需要了。

对外国人来说，失业倒计时从被裁那一刻就开始了。我必须在有限时间内找到愿意提供签证支持的新雇主，否则将面临身份失效、被迫离境。

我迅速调整状态连夜修改简历，把领英改成“OpentoWork”，投递职位、刷题、面试，像掉进一个永不停息的漩涡。市场上待业者越来越多，职位却越来越少。公司不断提高门槛、加大面试难度、收紧外籍员工的招聘政策。我投出的大部分简历石沉大海，系统模板般的拒信我已读到麻木：“你的背景很优秀，但我们找到了更合适的人选。”

好不容易挤进几个面试，却迟迟拿不到offer。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我飞去圣地亚哥的一家公司参加终面。四轮面试下来，我心里久违地燃起一点希望的火苗。HR微笑着送我出去：“我们两天内给你结果。”

我回家守着邮箱等了两天，音讯全无。又煎熬了一周，最终收到的是一封拒信。

半年多过去，我投出几千份简历，依旧在失业的泥沼中艰难挣扎。身心俱疲，却又不敢停下。讽刺的是公司一边大肆裁员一边股价却屡创新高。

作为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我背后是巨大的沉没成本。爸妈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的积蓄为我交了学费，教育投资永远值得。我埋头苦读攒下了还算漂亮的履历，到头来却发现连一个稳定的打工机会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当公司从堆人力转向堆芯片，我才真切体会到“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身边不断有中国朋友被裁后回国的消息，然而来自小县城的我明白自己无法像北上广的朋友那样轻松转身重新开始。在国外的我们有着同样的乡愁和困境，可一旦回国那道隐形的鸿沟便会瞬间显现。他们有家庭资源、人脉关系以及大城市赋予的底气。

而我除了手中的文凭，所有的机会都要靠自己一点点争取。夜深人静时，我反复问自己：我是否辜负了这跨越三代人的托举？外婆和妈妈为了让孩子飞得更高辛苦奋斗了一生，而我拍打着翅膀却发现天空早已布满了乌云。

在这个学历贬值、内卷横行的时代，迷茫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常态。

我能走到今天，靠的从来不仅仅是个人努力，更是身后有人替我负重前行。也许这场托举从来不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是为了给我一个机会。这份力量如同暗夜里的微光，虽不足以照亮整片天空，却始终指引着我一路前行。

愿所有漂泊在外的年轻人早日穿越迷雾，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编辑丨三三实习丨欣雨

听夏

带着勇气踏浪，带着好奇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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