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话,如果不是有人问起“你打工这些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我可能都不会再主动提起她。
一位43岁的阿姨,一个城中村的小两室一厅,还有2019年那个闷热到让人心烦的深圳夏天。
那时候我刚到深圳,27岁,兜里只有两百块钱,站在龙华城中村的小巷口,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汗顺着后背往下流,鞋底沾着不知道谁家倒出来的洗菜水,黏糊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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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一个刚下火车的穷小子,不知道往哪儿去。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一栋握手楼的楼道口发呆,手机上不停蹦出来“单间 650”“城中村套房 850”,我怎么算都算不过来:工厂给的租房补贴只有两百块,一个月才四千来块工资,还没发到手,押一付一我压根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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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着墙,饿得胃都开始抽,甚至在想,要不今天就先找个网吧熬一夜,明天再说。
偏偏就在那个时候,她出现了。
她叫张岚,43岁,制衣厂的质检员。
她从楼道转角拎着一袋菜上来,穿着一身洗得有点褪色的碎花裙,脚上是一双快断底的凉拖,看到我在那杵着,就随口问了一句:“小伙子,你是找房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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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有点尴尬,张口结舌地“嗯”了一声,还怕被她看出我身上只有两百块。
她往我身后那扇铁门一点,说:“我这还有个空房,小次卧,房租一个月四百,不用押金,水电到时候咱俩平摊就行。你要是急,就先住进去,慢慢找也行。”
老实说,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女人不会是骗子吧,这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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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会儿,城中村一个像样一点的单间,最少也得六百起。她这小次卧,带窗户,房间不大但干净,四百块,听上去像白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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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我犹犹豫豫,笑了一下:“你身上钱不多吧?先住,等发了工资再给我也行。我在这住八年了,不差你这几天。”
就这句话,直接把我防备心击穿了。
我提着破箱子走进她家,客厅不大,沙发有点旧,茶几上放着一罐打开的花生米,还有一摞夹着各种传单的电费单、水费单。厨房里堆着刚洗好的菜,刀架上刀柄磨得发白,灶台边上整整齐齐贴着几张便利贴,写的都是像“记得关煤气”“下周给儿子打学费”这种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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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恍惚,觉得不像是来合租,更像是闯进了谁家的生活。
我们“同居”的方式,说出来可能有点让人失望。
没有暧昧,没有狗血,甚至没有多少话。
我睡小房间,她睡主卧。厨房、卫生间一起用。她早上比我早起,一般六点多锅就响了。我迷迷糊糊起床要去工厂,她已经在锅里熬好粥,白白的粥上面漂几颗花生米,还有一小碟咸菜,放在桌上,旁边有一张小纸条:“喝点,不然胃要坏。”
我第一次喝那碗粥的时候,有点不太适应,甚至有点别扭:这又不是我妈。
可就是那碗温乎粥,让我从“房客”的感觉,慢慢变成了“家里有个人”。
我也不是白吃白喝的人。吃完我会把碗洗了,晚上下班回来帮她拖地,顺手把阳台上的衣服收一下。她去菜市场买菜,我跟着去,帮她拎菜,看她跟摊主因为一块钱的豆角吵起来,吵完又笑呵呵聊两句。
她嘴里总挂着一句话:“省一点点,也是一点。”
她的生活很简单:早上七点多出门,晚上八九点回来。手机里最常打开的是微信和计算器,还有她儿子发来的成绩单截图。
是,她有儿子,在别的城市读重点大学。
学费、生活费,全靠她一个人扛。她每个月四千多,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厂里一出事第一个想到的肯定不是她这种“老员工”,而是怎么用新人顶上。
她自己说得云淡风轻:“我呢,就是干一天算一天,能多撑几年就多撑几年。等儿子毕业了,怎么说也轻松点。”
那时我还不太懂什么叫“轻松点”,对我来说,工资涨几百块就是天大的事;对她来说,能多给儿子汇点钱,就是值。
(04)
很多人会想多,说“那你们住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别的”。
说实话,我一开始压根没往那方面想。
在城中村里,像我们这样“拼房”的情况太多了。有人三个人挤一间,有人夫妻带着孩子住在十几平的小隔断里。张岚把空房租出去,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能继续住在这里,不至于自己扛所有房租。
大家都很忙,没人有空盯着你跟谁住,也没人八卦得那么细。
真正让我心态变了,是2020年那次生日。
那天我照常去工厂上班,一连跑了几条线,回到家已经累得脑袋嗡嗡的。推门进去,客厅灯是亮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蛋糕,旁边还有一袋橘子,一眼就能看出是从楼下水果摊拎上来的。
张岚从厨房出来,围裙还没解,手上沾着点面粉,笑着对我说:“生日快乐啊。”
我愣了:“你怎么知道今天我生日……”
她拿着我身份证晃了晃:“你身份证不是放鞋柜上吗,我顺手看了一眼。都27了。”
她把蛋糕点上蜡烛,光晃晃的,她叫我许个愿。我那会儿已经很久没过生日了,从出来打工以后,生日就变成“发工资前两天”这种节点。
吹完蜡烛,她突然塞了一个红包给我:“拿着。”
我下意识就要拒绝:“哎我不能要,你自己儿子都在上学呢……”
她拍了一下我胳膊,有点不耐烦:“叫你拿着就拿着,啰里啰嗦。你这小孩,真跟我儿子一个德行。拿去存起来,别乱花。”
我回房间打开一看,两千块。
那一晚我一句话都没说。等她睡了,我一个人躺在小房间那张硬邦邦的床上,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睡不着。
心里那股东西,说爱吧不太像,说亲情吧又不太敢。
更像是一个一直硬着头皮往前冲的年轻人,突然被人摸了一下头,轻飘飘一句“傻孩子”,一瞬间所有装出来的坚强全垮掉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意她。
她跟厂里同事在楼下聊天,我会偷偷在阳台瞄一眼,看她有没有笑;她加班回来晚了,我会装作不经意问:“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她哪天脸色不好,我整个人都跟着紧张。
那种感觉,说白了,像一个晚到的青春期,迟到了好几年。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她到底把我当什么?
儿子?房客?还是说,一种“填补空缺”的存在。
她从来没说过“我把你当儿子”。她也没说过喜欢我。她只是每天重复着一样的生活节奏:上班、做饭、打电话给儿子、算钱、睡觉。
我有一次忍不住问她:“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想了想,说:“也没多好啊,不就是顺带嘛。你总得吃饭吧,你吃我吃不是一样的?”
我追问:“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她笑了,笑里有点说不上来的东西:“这地方啊,大家忙着活命,谁有空管你?再说了,我看着你,就老想起我儿子。人嘛,干点事,心里踏实。”
她说自己不是“母爱泛滥”,只是不习惯什么都不做。她说:“你让我一个人下了班回家,对着四面墙,那才叫受不了。”
她需要一个人,让她的饭菜不只是一人的量,让那张旧桌子前,不总是孤零零一双筷子。
我也一样。
我们谁都没有明说,但我们都很清楚:各自缺什么,就这么互相补一补。
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我从刚来时的四千块工资,慢慢涨到了六千多,又跳去别的厂,环境好了一点,收入稳定了一点,人也没那么慌了。
那时候,手机上推送的房源开始变成“单间带独卫”“近地铁,拎包入住”。同事跟我说,别老挤在城中村,外面有合租公寓,一人一间,有保洁有前台,比现在舒服多了。
我一开始摇头:“太贵了。”
后来我掰着指头算了很久,突然发现,好像我真的付得起了。甚至还能每个月往老家打点钱。
至于离开她,是哪一天,是哪一句话开始的,其实我到现在也说不清。
有可能,是我第一次去看那间新房子,站在更宽的阳台上,突然有一点“哦,我也可以住这种地方”的兴奋。
也有可能,是她某天回家,听楼里人闲聊,说起“现在的小伙子,都不愿意租给大龄女人合住,怕被说闲话”,她笑笑没接话,但那天睡得特别早。
还有一种可能,就真的是一句“那房子你去看看挺好的,年轻人嘛,有条件就换好一点的地方住”,说出口时很轻,很自然,但后面那句“你也该走了”,她没说。
搬走那天,我们两个人都挺平静。
我把铺了三年的床单卷起来,扔进蛇皮袋,旧枕头也一起塞进去。她在客厅帮我把杂物分出来,瓶瓶罐罐装了好几袋。冰箱里还剩下半袋饺子,她说:“拿走吧,那是你爱吃的韭菜馅。”
我拎着行李箱站在门口,她靠在门框那,手里拿着一块抹布,轻飘飘一句:“到了新地方,注意安全,别老加那么晚的班。”
我憋了半天,挤出一句:“你也照顾好自己。”
话说完,就有点哽。
没有拥抱,没有煽情,没人说“再见”这两个字。像很多在城中村发生又结束的关系一样,来时悄无声息,走时也不会留什么标记。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以后我回来,桌上不会再有那碗温粥了。
现在有人问我:“你后来还有联系她吗?她现在怎么样了?”
很遗憾,我说不上来。
我换了号码,换了城市,她可能也早就搬离了那个住了八年的小小两室一厅。她儿子大概已经毕业,可能在某座我不认识的城市开始打工,可能也在为房租和未来发愁。
他们母子俩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因为那些年省出来的钱多一点安全感,暂时都没有公开的信息。我不知道,我也没法打听。
很多人不太能接受这种“没结果”的故事,总想问一句:“那你们之间,到底算什么?”
如果必须给个说法,我大概会这样讲:
她是我在最落魄那几年里,遇到的一个亲人,但不沾血缘。她不是我的爱人,但她给过我很多亲密关系都给不了的稳定感。
我不是她的儿子,可她把最稀缺的时间和精力,分了我一部分。她用比市场价低两百的房租,用一碗碗粥、一张张小纸条、一声“傻孩子”,在那座陌生城市里,临时给了我一个家。
而我呢,不过是在她漫长而辛苦的人生里,短暂路过的一个年轻人。
我们像两条本来不会有交集的线,在一个很拥挤、很潮湿、很吵闹的路口,靠近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轨道上。
没有戏剧化的告别,没有轰轰烈烈的翻脸,更没有什么“遗憾一生”的煽情。生活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开始,又平平淡淡地结束。
但你要说没留下什么吗?
也不见得。
至少到现在,每次我路过别人家门口,闻到熬粥的味道,或者听见楼上传来锅碗瓢盆轻轻碰撞的声音,我都会突然想到她,当年的城中村,当年的那句“看你挺不容易的,先住进去再说”。
你说,这算不算一种很小很小,但足够撑起一个打工仔几年的温暖?
你觉得呢?
要是你在那种时候,兜里只有两百块,又刚好遇上一个像张岚这样的人,你会不会也跟当年的我一样,心里悄悄记一辈子?可以在评论里说说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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