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救命钱特朗普拖了九个月，美国的“斩杀线”，竟然蔓延到非洲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首日冻结对外援助后不久，我和同事布雷特·墨菲便开始收到来自政府专家的消息。我们获悉，尽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明确承诺，在政府审查对外援助期间，粮食和其他救生护理物资将继续供应，但实际情况却是项目纷纷关停，数百万人的生命岌岌可危。

在上周发布的调查报道中，我们记录了在这座容纳超过30.8万人的难民营里，口粮配额是如何被大幅削减的。我们亲眼目睹了特朗普政府扣留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肯尼亚的运营资金这一决定，如何导致儿童陷入饥饿，并迫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做出不可能的选择。而受这些削减政策打击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是孕妇。

在一个炎热干燥的日子里，我们与肯尼亚摄影师布赖恩·奥蒂埃诺抵达难民营，直奔由国际救援委员会运营的当地唯一一所医院。当时在病房工作的唯一医生凯法·奥蒂埃诺（与摄影师无亲属关系）带领我们进行了参观。

走进那间宽敞的黄色产科病房，大约45张病床上大部分都躺着病人。医生解释说，援助削减正在引发一场危及生命的妊娠并发症流行病。处于饥饿状态的妇女正在生下早产儿，即使是那些足月出生的婴儿，体重也往往严重不足。医院人手短缺，而难民营里的居民贫血状况非常普遍，以至于很难采集到足够的血液。奥蒂埃诺医生曾在手术中途两次亲自献血，只为挽救一名孕妇的生命。

产科病房的一侧是一个简陋的小房间，墙边放着一条长凳和两张金属轮式床。奥蒂埃诺医生称之为“袋鼠护理室”。里面住着母亲和那些因体型太小而无法安全回家的早产儿。由于医院没有可用的恒温箱，医护人员只能采用“袋鼠式母亲护理法”，让母亲将婴儿贴在皮肤上，利用体温帮助孩子保暖和生长。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莫妮卡和她的宝宝玛丽，以及宾蒂和她的儿子努鲁。这两位女性都经历了医护人员归因于营养不良的艰难孕期，也都早产生下了体重过轻的婴儿。当我们到访时，她们已经被困在这个房间里数周，绝望地试图让孩子增加体重。

21岁的莫妮卡风趣幽默，有着干练敏锐的智慧。她在教堂唱诗班唱歌时遇到了丈夫拉马扎尼。两人约会了几年，去年12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初为人父母的恐惧与兴奋交织，但怀孕的时机却糟透了：随着莫妮卡的肚子一天天变大，口粮配额却在一天天减少。

莫妮卡开始受到贫血和高血压的折磨。奥蒂埃诺医生告诉我，这些并发症的根源在于营养不足。

莫妮卡不记得分娩的过程。当时，拉马扎尼在难民营的公共淋浴室洗完澡回来，发现她晕倒在地板上。她全身抽搐，几个小时后才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紧急为她进行了剖宫产手术；当时她的情况非常危急，工作人员一度以为会同时失去莫妮卡和孩子。当我们三周后见面时，莫妮卡说话仍然有些困难，她的舌头因癫痫发作时长时间咬合而变得扭曲肿胀。

尽管如此，她还是向我讲述了她的怀孕经历。怀孕五个月左右时，她曾连续两天没吃东西。她不得不向附近的小贩赊了一个萨摩萨三角饺，承诺当天晚些时候还钱。随后她躲在家里好几天，当小贩来讨要那几分钱时，她就假装不在家。最终，是拉马扎尼还清了这笔钱。

28岁的宾蒂已经是第三次做母亲了。努鲁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前两次怀孕她都没有遇到并发症，但怀努鲁时，她的体重几乎没有增加。宾蒂于2016年逃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乱来到卡库马。她回忆说，刚到难民营时，食物总是充足的。

“我有过其他的压力，但从来没有因为食物发愁过，”一天下午，她坐在地板上缝制窗帘时说道。

但在这期间，食物成了她唯一思考的问题。由于严重贫血和饥饿，她甚至开始吃土——挖开表层土去吃下面更干净的泥土，有时也吃木炭。病历显示，她在整个孕期体重增加不到10磅（约4.5公斤）。她的孩子努鲁在33周时出生，体重仅约3.5磅（约1.6公斤）。

奥蒂埃诺医生希望婴儿体重达到4磅（约1.8公斤）后再出院，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抵抗感染。医院工作人员每两天给婴儿称一次体重。每次称重前，宾蒂都会给自己打气：“我能感觉到，今天就是我们回家的日子。”而莫妮卡则尽量不去想秤上的数字。她和玛丽在之前的几周里体重都有所下降。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失落后，她不敢抱有太高的期望。

虽然宾蒂和莫妮卡都迫切地想出院回家——宾蒂想见她的其他孩子，莫妮卡想见她的两个弟弟妹妹——但离开医院将付出代价。如果她们出院，就意味着再次断粮。

在医院里，工作人员每天提供三顿简单的饭菜，通常是扁豆配米饭或高粱粥。而在医院之外，她们几乎一无所有。

面对日益减少的物资，负责为难民营提供食物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在8月份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仅向约一半的难民营居民提供口粮。家庭被根据粗略的需求评估进行分组。尽管莫妮卡和宾蒂正是因为吃不饱才被困在医院，但宾蒂和拉马扎尼都被分到了无法获得食物的类别。莫妮卡和她的弟弟妹妹们，每人每天只能获得420卡路里的食物。

在此期间，宾蒂和莫妮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互相讲故事，在对方洗澡或上厕所时帮忙照看婴儿。她们轮流睡在长凳上，这样婴儿就能睡在床上。莫妮卡和拉马扎尼几乎每晚都在医院度过，他们确保在小玛丽的头边总是放着一本微型的《圣经》。

一个周六的早晨，奥蒂埃诺医生来给婴儿称重。宾蒂像拳击手准备上场一样兴奋地跳来跳去。努鲁的体重刚好不到4磅。宾蒂举起双臂欢呼胜利：她们可以回家了。

轮到小玛丽了。“这孩子就是不肯长肉，”奥蒂埃诺医生嘟囔着，试图稳住她乱动的小腿以获得准确的读数。玛丽重了10克，大约相当于三分之二汤匙水的重量。在经历了连日的体重下降后，这或许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这不足以让莫妮卡庆祝。她抱起玛丽，紧紧贴在胸口，坐回了长凳上。

我问莫妮卡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她说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和弟弟妹妹以及玛丽一起被重新安置到美国，这样他们都能上学，也能吃饱饭。“把这一条写满你的笔记本，”她说，“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9月底，即今年已过去九个月之时，特朗普政府终于向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肯尼亚项目提供了6600万美元，比美国在2024年提供的资金少了40%。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这笔资金足以维持难民营的食物供应至明年3月，但配额仍远低于人道主义标准认定的每日最低热量。

针对一系列质询，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告诉我们，美国每年仍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政府正在转向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及肯尼亚等关键盟友的投资项目。

这位官员还表示，拥有批准新对外援助资金最终权力的是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而非国务院。当我们向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询问延误原因时，该局通讯主任雷切尔·考利告诉我们：“这绝对是错误的。这一流程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但她并未通过细节澄清究竟什么是“错误的”。

Anna Maria Barry-Jester 是 ProPublica 的记者，主要报道全球健康议题。她于2022年从 KFF Health News 加入 ProPublica，此前主要报道公共卫生新闻。Brett Murphy 参与了本报道的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