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骗子赵锡永，假冒国务院高官，不骗财不骗色只为做贡献？

如果翻看传统的行骗案例，要么是贪图钱财，要么是谋取美色，但在中国诈骗界的历史长河里，赵锡永这个名字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颠覆认知的存在。

他不但不从受害者身上捞钱，反而自掏腰包不仅通过了“政审”，还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眼里的座上宾，愣是凭借一己之力，通过造假的身份完成了实业兴邦。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位赵先生又是如何玩出这场荒诞的史诗级骗局的？

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得先把我们脑子里关于“骗子”的刻板印象扔进垃圾桶，赵锡永不缺钱，他在走向“仕途”之前，本身就是一位在商海里摸爬滚打过的成功人士。

1955年生于辽宁沈阳的他，早年接班进了工厂，甚至在90年代就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一汽金杯旗下沈阳弹簧厂的负责人，手里管着数千万的资产。

在那段国企改革的艰难岁月里，他是真正的实干派，靠技术和管理不仅盘活了濒临倒闭的工厂，还成了深受工人信赖的好领导。

这种底色决定了他后来即使是“演戏”，演的也是那种懂行、务实的“技术官僚”，但真正开启这扇魔幻大门的是一颗躁动不安的“官瘾”之心。

在他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商做得再大，不如官做一任，他在49岁“高龄”时甚至还去冲击过公务员考试，结果因为种种原因败北。

奈何命运偏偏是幽默的，正规渠道对他关上了门，却在2009年沈阳的一次行业会议上，因为主办方的一个笔误给他开了一扇窗。

那张印错了的席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就像是一枚核按钮，按下去的瞬间，赵锡永发现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变了。

原本冷落他的官员开始主动攀附，原本傲慢的企业家开始毕恭毕敬，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顿悟，在这个圈子里实力固然重要，但只要顶着那顶红帽子，你就是真理。

既然正门走不通，那就自己给自己“编制”一个身份，从2010年开始，赵锡永开始了他在全国各地的“微服私访”，他极其聪明，懂得如何拿捏地方官员的心态。

他不仅给自己安上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的名头，甚至后来在云南调研时，还发明了一个体制内根本不存在的职级“副部长级巡视员”。

要知道，现实中巡视员顶天了也就是正厅级，但在那个唯权是从的氛围里，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官员去核实这个明显的常识漏洞，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作案手法，别的骗子是想方设法让受害者掏钱，赵锡永却是不仅自带干粮，还倒贴钱，他在各地巡视期间，住酒店、买机票常常是自掏腰包。

就连吃饭也是极其简单，从不胡吃海喝，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患有糖尿病，另一方面，这种“清廉”的作风恰恰符合地方对于一位“微服私访”的高级京官的完美想象。

在地方官员眼里，这样一位不抽烟、不喝酒、不要特权、只谈工作的“老首长”，简直就是上面派下来的活菩萨，而且这位“赵司长”并非草包，他是真有两把刷子。

凭借着早年在汽车行业积累的人脉和经验，他在冒充官员期间干出的实绩，甚至比某些真官员还要亮眼，最经典的案例发生在湖南娄底。

当时当地政府急于发展工业，却苦无门路，赵锡永一到，不讲虚头巴脑的大道理，直接切中汽车产业的痛点，他不仅从宏观政策上给出了专业建议，还动用私人关系。

硬是把北京宏基万国公司拉到了娄底，促成了一个特种汽车及底盘生产项目，这个由“骗子”一手主导的项目，并没有因为他后来的落网而烂尾，反而在之后十几年里成了当地经济的支柱。

就在2024年12月，娄底还在举行相关的汽车零部件重大项目竣工活动，到了2025年7月，媒体报道显示当地的涟钢福然德项目正在向着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基地迈进。

当看着满载特种车辆的生产线在轰鸣时，你很难界定赵锡永到底是在行骗，还是在借着谎言的壳子去实现他的实业抱负，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昆明。

他受聘为云内动力的顾问后，这家企业的营收在一年内提升了15%，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让他在身份败露前一直享受着“能人”的待遇。

为了把这场戏演好，赵锡永私下里下的功夫也是惊人的，警方后来从他那里搜出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从各种官方报纸上剪下来的政策解读和领导讲话。

他把这些官话套话背得滚瓜烂熟，再结合自己的企业管理经验，糅合成了一套既有高度又接地气的话术体系，在各种论坛和会议上，他总是能引经据典。

那种“给领导当过秀才”的神秘感被他营造得淋漓尽致，以至于不少地方官员不仅深信不疑，甚至以此为荣，甚至动用警车为他开道。

但谎言终究是泡沫，戳破这一光环的，正是他在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位“真正的同事”。

2013年3月，随着媒体对“赵司长”云南调研活动的高调报道，这事儿终于传回了北京，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一查，发现查无此人，立即向云南省政府发去了特急函。

从发现端倪到赵锡永在辽宁营口落网，仅仅用了14天，那个时候，他还在策划着下一个调研项目，笔记本里还记着下一站的行程。

案件的审理过程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也让司法机关陷入了两难，辩护律师的辩护词非常有力度：当事人虽然身份造假，但他没有谋取一分钱的非法利益。

所有的差旅费都是自付，而且确实为地方经济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连“受骗重灾区”的娄底政府都专门出具了一份说明，证实他对项目的引进有功，且没有经济问题。

一边是雷打不动的公序良俗和法律尊严，一边是不可否认的实干业绩和并没有受损的公共利益，最终法院作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判决，以招摇撞骗罪判处缓刑。

这既是对破坏制度者的惩戒，也是对并未造成实质危害后果的一种体谅，赵锡永最后消失在了公众视野里，但他留下的这道思考题至今没有过时。

一个身家殷实、懂技术懂管理的实干家，为什么一定要披上一件假的“官袍”才能获得做事的资格？在这个荒诞剧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被异化的人才评价体系。

在地方发展中，当“身份滤镜”和“京官光环”依然能够凌驾于实际能力之上时，尊重就容易变成盲从，赵锡永利用了这个漏洞，狠狠地戏耍了那一套只看帽子不看脑子的评价机制。

如果社会能给实干者更多凭借真才实学就能站上舞台的机会，也许那位才华横溢的“赵厂长”，根本就不需要去扮演那个虽然风光但终究虚妄的“赵司长”。

这起事件留给后人的，不应仅仅是一个关于行骗的谈资，更是一次关于如何在制度中安放实干者灵魂的深刻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