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如何“触发”下一个文化创意浪潮？对话“世界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

每经记者：谢陶 每经编辑：唐元

1997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听从了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为首的三人专家组的建议后，在产业政策制定中将发展创意经济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当年，作为全球创意产业概念和理论最早的开创者之一，约翰·霍金斯协助布莱尔政府完成了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为伦敦等国际城市开启了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序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探索以创意经济为基础的全新发展模式。

时至2025年12月，成都“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和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

作为成都这座城市的“常客”，在“世界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眼里，“成都是一座开放、充满活力的城市，近年来诞生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全球市场影响力的企业与作品，拥有年轻人才、较低的市场成本以及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等优势，发展创意产业潜力巨大”。

2001年，约翰·霍金斯著作《创意经济》出版发行，成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他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创意经济之父”。如今，20余年过去，创意产业在英国已成为与金融服务业相媲美的支柱性产业，英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

作为见证者与推动者，约翰·霍金斯持续活跃在创意经济的台前与幕后，其足迹遍布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国内创意产业代表城市。

在约翰·霍金斯看来，“创意产业，虽起始于毫微之间（Most of the best ideas start small），却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愈来愈不可或缺的角色”。

那么，创意经济究竟有哪些最新发展趋势？其高速发展背后之于城市，又折射出怎样的底层逻辑？《每日经济新闻·天府文创云》记者特地邀请到这位“世界创意经济之父”分享他的最新洞见。

在约翰·霍金斯看来，“对一座有抱负的城市而言，唯有大力发展创意经济，才能逐渐摆脱以往‘重规模’的城市发展路径，实现城市发展理念的‘范式转换’”。

成都街头一处巨幅创意看板。 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创意经济是巨大的“触发器”

创意经济又称创意产业、创新经济，指通过个人创造力、技能及知识产权开发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经济活动，涵盖广告传媒、建筑设计、影视制作、艺术创作、体育、旅游等行业。

1998年，英国政府在《英国创意产业专题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一理念。

当年，作为托尼·布莱尔特别顾问团的重要成员，约翰·霍金斯与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等人深度参与到英国创意产业的“顶层设计”中。克里斯·史密斯还出任过英国文化媒体体育国务大臣，约翰·霍金斯则成为创意经济开宗立派的代表学者。

在约翰·霍金斯眼里，“一座拥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一定是具有创造力的城市。创意经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触发器’，贯穿了不同的发展周期，对社会、经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伦敦为例，创意产业已成为仅次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第三大产业。“创意经济”为这座城市贡献了超过110万个工作岗位，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500亿英镑。

2010年至2023年间，创意产业的增速甚至高于英国整体经济增速。以时尚、设计、电影和游戏为代表的创意产业，成为伦敦这座城市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黏合剂”与“助推剂”。

在《创意经济》中，约翰·霍金斯提出了创意产业的分类方式（Howkins Model），这成为后来许多国家产业分类的重要依据。

在约翰·霍金斯看来，创意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式，其基本条件在于个性、独创性和意义。他在书中明确了创意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并多次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只有持续提升创造力，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放大这种创造力，才能在如今新一轮的城市产业竞争中拔得头筹。”约翰·霍金斯表示。

《每日经济新闻·天府文创云》记者了解到，不同国家对创意产业的定义不尽相同，英国、澳大利亚等称“文化创意产业”，美国、加拿大称“版权产业”，但其核心特征都是文化附加值。

2024年，英国发布了创意产业愿景，提出目标——到2030年将创意产业规模增长500亿英镑，并增加100万个工作岗位。

“创意经济的发展早已超越了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尤其是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兴起，这一‘超越’趋势愈发明显。”约翰·霍金斯指出。

更加人本主义的“发展范式”

早在20年前，国外理论界就率先掀起了一股研究创意经济的热潮。

从研究“创意”（Creativity）本身，逐渐延伸到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和生产活动，即“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和“创意资本”（Creative Capital）；又拓展到以创意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即“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逐渐聚焦于具有创意的人力资本，即“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

一直以来，约翰·霍金斯对中国非常熟悉，并对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有着深入研究。约翰·霍金斯曾于1979年首次访问中国，并完成著作《中国大众传媒》（1982），用第一手材料记录、研究了中国电视、电影、出版和通信产业的发展。2006年，约翰·霍金斯受邀出席首届文博会，并在上海、北京、无锡等地，开启了他的创意中国之行。

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约翰·霍金斯多次应中国地方政府邀请，足迹遍布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杭州等城市，他带领团队为超过30个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提供有关创意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的咨询服务。

在约翰·霍金斯看来，“中国的创意经济，近年来在电竞、游戏、短视频、建筑设计、视觉艺术等领域表现出色。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接下来可进一步向全球输出自己的文化与产品”。

根据约翰·霍金斯的观察，当前的城市发展，正在告别追求更多人口、更大面积的线性增长模式，转向“人与环境共同进化”的模式。这种转换的背后其实正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创意经济无疑是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发展范式，是一种对于社会、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有益探索。”

“创意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和人的需求，以及人的创造力相关。城市决策者应深刻认识到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变化，针对创意人群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成长土壤，包括更优的人居环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基础设施保障。”约翰·霍金斯向《每日经济新闻·天府文创云》记者表示，“本质上，创意经济是一个更加综合、深层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是更加注重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

作为成都这座城市的“常客”，在约翰·霍金斯眼里，“成都是一座开放、充满活力的城市，近年来诞生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全球市场影响力的企业与作品，拥有年轻人才、较低的市场成本以及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等优势，发展创意产业潜力巨大”。

最后，约翰·霍金斯向记者分享道，“如同所有那些伟大的作品与诗人一样，创意产业的培养需要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