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乐怪话：童年生活碎片

图/小罗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家所在的胡同要拆迁。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邻居们大多选择拿着拆迁款，再小添一笔钱，住进回迁楼。我家房子可能是整条胡同最小的一间，拆迁款少得可怜，父母没有能力再加钱买回迁房，于是他们做出了带着我回到农村老家的决定。

我还记得妈妈到学校给我办转学时的场景。班主任是一位年轻、温柔的语文老师，她不断地向我妈妈确认，我零星听到“为了孩子”“可惜了”之类的片段。我扬起脸，观察他们说话，刚好对上老师的目光——很神奇，我能从她的眼睛里读出“怜悯”，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可怜我。我父母对搬回老家这件事显出热切的期待。“以后就能经常看见你姥了，高不高兴？”我妈问。她兴奋的情绪直接影响了我。全家上下，好像只有我爷爷在叹气。

离开学校之前，班里的同学们扑上来问我为什么要走，包括我一直偷偷喜欢的男孩子，他长得非常漂亮，有点像哈利·波特。我从来没受到过这么大的关注，像女明星答记者问一样，用害羞又故作成熟的语气告诉他们：“要搬家了，回呼兰。”

“呼兰是哪？”那个男孩问。我也不知道呼兰是哪，又抬头问我妈。“农村，就是农村。”她笑了两声，我也跟着笑了两声，然后就被我妈拉走了，我都没来得及看那个男孩最后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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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用拆迁款的一部分买了一辆面包车，这是属于他的第一辆车。我们全部的家当也塞不满这辆面包车的两排后座。爷爷奶奶没有跟着走，他们被留在市里的姑姑接去了，五口之家终于要变成三口之家——我猜测这也是妈妈感到兴奋的原因之一。出发那天，妈妈带我去肯德基买了一个全家桶，里面有很多块吮指原味鸡、劲爆鸡米花（最初版本，比现在卖的好吃多了），还有半截儿奶香味的玉米和一大桶百事可乐。那是我第一次被允许撒开膀子吃肯德基。

颠簸了将近一整天，我们终于抵达父母口中的呼兰镇。刚到那的一段时间，我的感觉非常好，我们住上了宽敞的平房，院里还有几棵海棠果树。我作为转校生进入呼兰中心小学——哦，当时还没有“转校生”这么时髦的词，在新老师和新同学的口中，我是“市里的”，他们都对我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我也顺理成章地与颇有“威信”的班长、学习委员成为朋友，她们的爷爷、爸爸都在这所小学当领导。

事情的转折点在一节数学课，老师单独提问我一道题。我记得自己的答案正确，但是算数的过程“错了”。究竟为什么错，我不太清楚，老师认定我是错的。她没说让我坐，转身在黑板上写出标准的过程与答案，又讲了一会儿，才像突然发现我似的，问我傻站着干嘛。班里爆发出一阵很大的笑声，我在这笑声里不知所措，望向老师，看到她也在笑。下午的阳光很烈，透过窗射在她的脸上，把眉心的青痣照得清清楚楚，我盯着看了一会儿，发现自己不喜欢她那样的笑。

我也不喜欢她接下来的一些评价。相比“市里教学水平也不咋地”，我更讨厌她说我是“大傻丫头”，这后来成了一段时间里我的外号。

然而，我惊奇地发现，当同学们学着数学老师的样子喊我“大傻丫头”时，我似乎才真正进入群体。一个明显的信号是有人叫我放学一起回家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放学可以不用直接回家。孩子们游荡在镇中心的街上，从东溜达到西，再从西溜达到东，反正就那么直愣愣一条街，不担心走丢，更没有人贩子，几乎家家都认识。

我逐渐感受到，班里的孩子们比我更“成熟”。有的人9岁才开始上学，有的人升了年级跟不上，又降回来重读，这些都很常见。但我想讲的是另一种成熟，心理层面的。大部分人的主要任务看起来不是学习，而是干活儿。在这里，“不帮忙烧炕、洗衣服”受到的舆论谴责要比“不写作业”严重得多。

班里有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男生，大家都叫他博哥。他很有哥哥的气概，是所有同学的老大，他甚至敢和初中生打架。老师对他的学业很头疼，也不允许他打架，说教别的没用，只有提到奶奶的时候，才能换来他的正经态度。

博哥经常私下和我们说，等“熬到毕业”，他就去工地找他爸。那时，在许多同学的观念里，小学毕业就是一场“成人礼”。我还记得临毕业前，写同学录的时候，一个女生拉着每个同学的手，真情实感地请大家过两年来参加她的婚礼。现在回想，我真诚地希望这只是她的“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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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里，我们班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也可能更少）升了初中，剩下的人各有出路。那个暑假，博哥消失了一阵子，听说是去找爸爸了——踩着假期的尾巴，他又回来，染了紫红色的头发，打了耳洞，穿着镇里轻工商场买不到的破洞牛仔裤，还买了白色的翻盖手机，铃声是那年夏天最火的、马天宇唱的《该死的温柔》。

博哥阔绰地请我们吃零食，甚至买了十几罐啤酒。我们躲到镇外的公路边，那里不知道为什么荒废着几段巨大的水泥管道，里面的空间刚好可以容纳几个人坐下，像个秘密基地。

他抽着烟，和我们说了在工地的见闻。他觉得那里前途光明，丝毫不提其中的辛苦，并表示这次回来只是看看我们，过几天就真的要走了。另一个女生，我已经忘了她的名字，哭得很突然，她猛灌了一大口啤酒，然后向博哥表白，亲了他的嘴巴。

我不知道为什么跟着脸红，其他人也不比我好到哪去。场面很安静，大家努力维持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镇定。博哥搂着她的肩膀，大概说了“一直把你当妹妹”“好好上学”之类的话，我记不清，只知道她哭得更厉害了。

那天，在场的所有人许下终生的约定：“当一辈子的兄弟姐妹”“永远无话不谈”“每个假期都得回来聚一次”。

三个约定没有一个实现。没过多久，我就跟着父母又返回市里住了——姑姑做生意赚了些钱，她决心帮扶一大家子。我被安排进一所公立初中，成为新同学口中“农村来的”。为了适应市里的新生活，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学习和人际交往上，渐渐地，也就淡忘了在呼兰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