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淫秽物品罪辩护：拆解牟利或传播主观目的认定的三大争议焦点

司法实践中，走私淫秽物品罪的认定常陷入“客观行为即定罪”的误区，办案机关往往以查获淫秽物品的客观事实直接推定行为人具备“牟利或传播”的主观目的，却忽视了主观要件的独立证明价值。事实上，我国《刑法》明确将“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若无充分证据证明这一主观心态，即便存在携带、运输淫秽物品入境的行为，也不应认定为犯罪。

一、“推定”的合理性边界

走私淫秽物品罪的侦查逻辑多以“查获物品”为起点：海关或侦查机关在出入境环节查获淫秽光盘、书籍、电子存储介质等物品后，往往先以行政强制措施控制行为人，再通过收集行为人身份信息、物品数量、运输方式等客观证据，反向推定其主观上具有“牟利或传播”目的。这种“客观推定主观”的模式虽符合司法效率需求，却存在天然的逻辑缺陷——客观行为与主观目的之间并非必然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忽视个体差异与具体情境的推定，极易导致主观要件的“被填充”，进而扩大刑事打击范围。

实务中，这种推定的不合理性集中体现在三类案件中：

（一）“个人收藏型”案件

部分行为人因个人兴趣，通过境外网站购买少量淫秽物品用于个人欣赏，运输入境时未采取伪装手段，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有出售、出租或向他人扩散的意图。辩护的关键在于，需打破“数量即目的”的机械逻辑——“个人使用”的范围本无明确标准，应结合行为人的生活习惯、收藏偏好、物品获取渠道等综合判断，而非以固定数量阈值作为推定依据。

（二）“误带误运型”案件

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对所运输物品的“淫秽属性”或“实际内容”存在认知错误，或因受他人委托运输而未核实物品性质。辩护时需指出，“审慎义务”的边界应与行为人职业身份相匹配——普通物流人员的核查义务限于“表面合规性”（如是否申报、是否有违禁品标识），而非对所有物品内容的逐一审查，若无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物品为淫秽物品，更无从谈起“牟利或传播”目的。

（三）“临时持有型”案件

行为人在境外临时获取淫秽物品（如他人赠予、偶然拾得），因未及时处理而携带入境，既无长期持有计划，也无利用物品牟利或传播的意图。辩护时需强调，“可能性”不等于“目的”——刑法惩罚的是“故意”犯罪，而非“可能发生的危害行为”，仅有持有行为而无明确的牟利或传播意图，不符合主观要件的认定标准。

从辩护角度看，应对此类不合理推定的核心策略，是切断客观行为与主观目的之间的“推定链条”：通过收集行为人无交易记录、无传播行为、无牟利动机的证据，证明客观行为与“牟利或传播”目的之间不存在关联性，进而否定主观要件的成立。

二、“牟利”与“传播”的界定模糊

即便办案机关认可需证明主观目的，实务中对“牟利”与“传播”的界定仍存在大量模糊地带，许多本属于“非犯罪意图”的行为被错误归入“牟利”或“传播”范畴，这也是辩护的关键突破口。

（一）“牟利”的认定：需排除“非商业性获利”的情形

刑法意义上的“牟利”，应指“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通过出售、出租、有偿提供等方式获取经济收益的意图”，其核心在于“商业性”与“有偿性”。但实务中，部分办案机关将“非商业性获利”甚至“无获利意图”的行为也认定为“牟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将“成本回收”等同于“牟利”。部分行为人因个人需求购买淫秽物品后，因不再需要而将物品转赠他人，仅要求对方承担购买时的成本费用，并无加价获利的意图。辩护时需指出，“牟利”的本质是“获取额外利益”，若仅为回收成本而无盈利目的，不符合“牟利”的核心特征——这种行为更接近于“有偿转让”，而非“商业牟利”，不应纳入刑法打击范围。

二是将“间接利益”等同于“牟利”。部分案件中，行为人将淫秽物品作为“社交工具”，通过向他人提供淫秽物品获取人情、便利等间接利益，办案机关据此认定其具有“牟利”目的。但需明确，刑法中的“牟利”应限于“经济利益”，而非“非经济利益”——若将“人情”“便利”等间接利益纳入“牟利”范畴，将导致主观要件的无限扩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辩护时，针对“牟利”的认定争议，需紧扣“商业性”与“经济利益”两个核心要素：通过证明行为人无加价出售、出租的行为，无长期盈利的计划，无因提供物品而获取经济收益的记录，否定“牟利”目的的成立。

（二）“传播”的认定：需排除“个人化、有限性分享”的情形

“传播”的认定是走私淫秽物品罪主观要件中的另一难点。实务中，办案机关常将“任何形式的分享”均认定为“传播”，却忽视了“传播”应具备的“广泛性”“公开性”或“持续性”特征——若仅为个人之间的有限分享，且无扩大传播范围的意图，不应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传播”。

这种界定模糊主要体现在“私人社交圈分享”案件中，辩护时需区分“私人分享”与“公共传播”的差异：

首先，“传播”的本质是“使淫秽物品向不特定或多数人扩散”，而私人社交圈中的分享对象是“特定、少数人”，未超出个人交往范围，不符合“传播”的扩散性特征；

其次，行为人无“扩大传播范围”的意图，仅为满足特定好友的个人需求而分享，主观上不具备“传播”的故意；

最后，从社会危害性来看，私人分享的影响范围有限，未对社会风尚造成实质性危害，与“传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在明显差异。

此外，“传播”的认定还需排除“偶然分享”的情形。行为人主观上无“传播”的预谋，仅为临时应他人要求而提供，不符合“以传播为目的”的主观要件——“目的”是行为人在实施行为前形成的稳定意图，而非临时产生的偶然想法。

针对“传播”的辩护，核心是证明分享行为的“有限性”“特定性”与“非预谋性”：通过收集分享对象的特定性证据、行为人无扩大传播意图的证据，否定“传播”目的的成立。

三、主观目的的证明责任分配

除了对推定合理性与目的界定的争议，走私淫秽物品罪主观目的认定的另一核心问题，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失衡——部分办案机关将“证明无牟利或传播目的”的责任转移给被告人，要求被告人自证清白，若被告人无法提供充分证据，即推定主观目的成立。这种做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无罪推定”原则与“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基本要求，也是辩护中需重点挑战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中，公诉机关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包括证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对于走私淫秽物品罪，公诉机关不仅需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走私淫秽物品的客观行为，还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牟利或传播”目的，二者缺一不可。若公诉机关仅能证明客观行为，而无法证明主观目的，应依据“疑罪从无”原则，认定被告人无罪。

但实务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常出现偏差。此时辩护的关键，是明确指出证明责任的归属：

首先，被告人无“自证无罪”的义务。被告人仅需对公诉机关的证据提出合理质疑，无需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主观目的——若公诉机关的证据无法排除“被告人无主观目的”的合理怀疑，即应认定主观要件不成立。

其次，主观目的的证明需“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结合”。公诉机关不能仅依赖客观行为进行推定，还需收集直接或间接证明主观目的的证据。若公诉机关仅以客观行为推定主观目的，而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证明体系存在明显缺陷，辩护时可据此主张证据不足。

最后，对“辩解的合理性”应优先采信。若被告人提出的“无主观目的”辩解具有合理性，且公诉机关无法反驳，应认定辩解成立。

从辩护实践来看，挑战证明责任分配失衡的策略，是主动要求公诉机关出示证明主观目的的证据，并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进行质证，若公诉机关无法提供有效证据，或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应及时提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推动法院依据“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

北京胡瑞律师，北京市知名律所刑事辩护律师，长期深耕刑事辩护与代理、民刑交叉等领域，全国办案。尤其擅长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案件的办理。曾成功办理河北某市人大常委、企业家涉案数十亿涉黑案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胡瑞律师善于把握案件核心要点，制定针对性辩护方案，通过证据梳理与调取、法律研究论证、积极沟通协调等全流程工作，化解复杂案件中的核心争议，在多起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不起诉或轻判等有利结果。始终秉持“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执业信念，以高度的责任心、精湛的专业能力，深受委托人认可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