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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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里,肖劲光端起酒杯,笑着对坐在对面的郑洞国说:"老郑,来了北京,可别忘了把嫂夫人接上来。"
郑洞国只是低头抿了一口酒,苦笑着摇摇头:"她说北方冷,怕是不肯来的。"
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旁人却听出了几分无奈。
谁能想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黄埔一期生,在长城抗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抗日将领,会在婚姻这件事上栽了跟头。
1952年5月下旬,郑洞国从上海迁居北京,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
对一个曾经的将领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
可他的妻子陈碧莲却以不适应北方气候为由,不愿随他北上。
当郑洞国独自一人在北京安顿下来,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时,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会是一封从上海寄来的离婚协议书。
而那个当初嫌弃他工资低、执意要留在上海的娇妻,会在二十年后,站在北京的寒风里,哭着求他复婚。
可那时候,郑洞国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北京太冷,有些东西已经冻结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位抗日名将的一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情感波折?
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农家子弟,黄埔才俊
1903年1月13日,湖南省石门县磨市镇商溪河畔南岳寺村的一个农家院落里,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郑洞国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产房里,母亲陈英教正经历着生产的阵痛。
她已经43岁了,这是她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
在迷蒙中,她梦见一条身披鱼鳞的蛟龙穿过山涧,凌空而起。
少许,新生儿哇哇坠地,风停雨歇,鸡鸣声声。
父亲郑定琼看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幺儿,心中欢喜。
他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家中有祖房十余间,田地三十亩,在当地也算小康之家。
母亲因为产时梦蛟,便给这个新生儿取了个乳名"蛟儿"。
郑洞国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父母都唤他"幺儿"。
7岁起,他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
父亲虽是粗通文墨的农民,却极重视子女的教育,对这个幺儿更是寄予厚望。
1917年,14岁的郑洞国转入石门中学附属小学。
这所学校采用西式教学,对一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的郑洞国来说,一开始确实有些吃力。
可这个农家少年聪慧勤奋,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成绩名列前茅。
就在这一年冬天,一件对郑洞国来说意义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遵照父母之命,14岁的他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
覃腊娥比郑洞国大8岁,已经22岁了。
她没有读过书,还缠了小脚,是个典型的传统农家女子。
按照当时的习俗,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家往往选择早点订婚,而且认为妻子比丈夫年长,能给家庭带来福气。
虽说是包办婚姻,婚前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可郑洞国并没有像当时很多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那样抵触。
覃腊娥勤劳朴实,温柔体贴,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年幼的丈夫,两人相处得相当和睦。
婚后,覃腊娥为郑洞国生育了一女二子。
长女郑凤云出生于1921年,长子郑安飞出生于1923年,次子郑安腾出生稍晚。
覃腊娥在家里伺候公婆,抚养孩子,把家务操持得妥妥当当,让郑洞国没有后顾之忧。
根据郑洞国后来的自述,覃腊娥虽然没有文化,可她贤惠善良,夫妻二人琴瑟和鸣,婚后十余载,两人和睦相待,从未红过脸。
这在那个包办婚姻盛行的年代,实属难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虽然地处偏远山区,可新思想的浪潮还是波及到了石门。
16岁的郑洞国深受震撼,他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颗从军报国的种子在他心中悄悄萌芽。
1921年,郑洞国考入湖南讲武堂。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此,他踏上了从军之路,与妻儿聚少离多。
可覃腊娥从来没有抱怨过,她默默支持着丈夫的选择,独自撑起这个家。
1924年,一个改变郑洞国命运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先生要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
那时,郑洞国正在湖南长沙攻读商业专门学校。
听到这个消息,他心潮澎湃,辗转难眠。
虽然他并不知道这所军官学校就是日后彪炳中华现代史册的黄埔军校,也不能预料到这所军校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将星的摇篮,但他对孙中山仰慕不已,对已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心仪神往。
郑洞国急冲冲去找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的王尔琢商议。
王尔琢是他的同乡兼小学同窗,还有亲戚关系——王尔琢娶了郑洞国的堂妹。
可当他找到王家时,才知道王尔琢已经南下广州了。
郑洞国心里更急了。
他想方设法借了60元盘缠,邀上另外三位在长沙读书的同乡,辞别了妻儿,辗转武汉、上海,走海路赴广州。
4月初,当他们满怀希望在广州找到先期到达的王尔琢时,才知晓报考军校的日期已过。
郑洞国顿时急得团团转。
他借来的60元盘缠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没有钱在广州待下去了。
正当郑洞国一筹莫展时,住在湖南会馆的同乡黄鳌给他带来了希望。
黄鳌告诉郑洞国,自己报名时怕考不中,报了两次名,第一次就考中了,还剩余一次报名机会。
他建议郑洞国冒用自己的名字参加第二次考试。
郑洞国思量再三,决定放手一搏。
他冒用黄鳌之名参加了第二次考试,凭借扎实的功底和过人的才智,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入学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郑洞国和黄鳌都被编入学生二队,每次点名时,教官喊"黄鳌",真假黄鳌同时答"到",成了学校里的一景,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
郑洞国心里过意不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鼓起勇气找到老师,主动承认了冒名顶替的行为,诚恳地说明了自己的苦衷。
校方被郑洞国的诚实和勇气所感动,认可了他的才能与品格,破例允许他改回真名继续就读。
这个决定,为中国军事史留下了一位杰出的将领。
黄埔军校的大门上方嵌着"革命者来"的匾额,门两侧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
这副对联深深印在了郑洞国的心里,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在黄埔军校,郑洞国刻苦学习,勤奋训练。
他不仅专注于学习军事理论知识,还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不待他与同学们修完学业,反革命的枪声已经响起。
郑洞国立即与其他黄埔生一道,相继参加平息广州商团武装暴乱与陈炯明武装叛变的战斗。
1925年1月31日,已升任教导1团2营4连党代表的郑洞国随队东征,打到淡水城下。
淡水城虽不大,但城垣坚厚,城濠宽深,而城外地势多平坦开阔,易守难攻。
三千多守敌据城固守,等待外援解围。
东征军远道而来,必须赶在敌方援军来到之前攻克城池。
指挥部决定次日清早发起总攻,并限在当日破城。
为了完成任务,团部连夜进行战斗动员,组织攻城敢死队。
郑洞国身先士卒,带头报了名。
第二天拂晓,炮声轰鸣,攻城开始。
郑洞国率领敢死队员,冒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架起云梯,奋勇攀登。
激战一天,终于攻克淡水城,为东征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1926年,郑洞国参加北伐战争。
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他作为营长,英勇作战,指挥得当。
仅仅半日,就将孙传芳部队打得仓皇逃窜,收缴上千枪械。
战后,年仅23岁的郑洞国因战功卓著被提拔为团长,成为黄埔军校中的一颗新星。
可就在郑洞国意气风发,准备在军旅生涯中大展宏图的时候,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如同晴天霹雳,将他击倒在地。
【二】丧妻失父,抗日烽火
1930年,郑洞国正在参加中原大战。
他已经是一名团长了,前途一片光明。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妻子覃腊娥因感染伤寒,在医院不幸逝世。
郑洞国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个噩耗时,兄长的话犹如惊雷击顶,他眼前一黑,顿时晕厥在地。
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对于覃氏的死,他悲痛万分。
与她结婚十余载,两人和睦相待,从未红过脸。
郑洞国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把妻子接到身边享福,她就这么走了。
回想起婚后的十几年,自己大多在外打仗,鲜少关心家中妻儿老小。
覃腊娥不仅没有抱怨,还大力支持自己的事业,将家中老小照顾得无微不至,好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原以为战争很快就会过去,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没想到短短几年,就已经阴阳相隔,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郑洞国不禁追悔莫及,深深遗憾自己没有多陪伴、多关心妻子。
祸不单行。
第二年,长兄郑潼国和父亲护送覃腊娥的灵柩返回石门安葬,路途上竟遭遇土匪。
船主勾结匪徒,郑父惨遭杀害。
数月之间,先后两位至亲离世,这对郑洞国来说,是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
那段时间,郑洞国整个人都是麻木的。
战友们劝他续弦,他一概谢绝。
他把这段伤痛深深埋藏在心底,化为更坚定的报国信念,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仿佛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暂时忘记丧妻失父的痛苦。
这一守,就是整整三年。
1931年,郑洞国升任第二师独立旅旅长。
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
1933年,日军又大举进攻长城。
郑洞国率领部队参加了长城抗战。
在古北口战斗中,他率部死守阵地,与日军血战不退。
在南天门战斗中,郑洞国所部与日军激烈厮杀,重创敌军,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也打出了郑洞国的威名。
就在长城抗战期间,郑洞国接到过一道命令,要求部队后撤。
可他得知前线伤亡惨重,甚至有将士自杀明志,便毅然率部队连夜赶了回去。
他看着满山头都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毫不畏惧,把军装一脱,带着一个排的特务兵,看到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过去。
就是靠着这一股子拼劲儿,他们在那一战中打赢了日本人,也为增援的部队赢得了时间。
这一战,让郑洞国声名鹊起,成为公认的抗日英雄。
长城抗战后,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了《塘沽协定》。
第二师也退守北平,郑洞国奉命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部受训。
正是在南京受训期间,郑洞国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二个女人,一个让他魂牵梦萦一生的女人——陈碧莲。
【三】佳人倾心,患难与共
1933年秋天,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
郑洞国听说老乡肖忠贞生病住院了,便抽空去医院探望。
病房里,肖忠贞正躺在床上休息。
两人正说着话,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一袭淡绿色的旗袍,婀娜的身姿,精致的发髻。
郑洞国顺着裙摆往上看去,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姑娘羞涩地站在门口。
她细长的眉毛下,有一双闪灵灵的大眼睛,透着少女的好奇与灵动。
整个人如同一朵盛开的水仙花,清新脱俗,气质出众。
"对不起,我打扰到你们了吗?"姑娘绵言细语地说着。
郑洞国赶忙说"没有",还将人请进了屋里坐。
肖忠贞笑着介绍,这是他夫人的堂妹,名叫陈碧莲,今年17岁,特意来给他送饭的。
陈碧莲出生于1916年,是江西上犹人。
她的父亲陈鸿藻可不是一般人物——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犹县警察所长、县长,膺选省参议员、众议院参事,后任广州大理院推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
后来在南昌、赣州等地开办律师事务所,是国内著名的大律师。
这样的家庭背景,造就了陈碧莲不凡的气质。
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能写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是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大家闺秀。
郑洞国那时已经30岁,是个上校旅长,经历过战火洗礼,身上有着军人特有的刚毅和果敢。
可面对这个如花似玉的少女,这个铁血男儿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
陈碧莲也被郑洞国所吸引。
她见惯了父亲那些文人朋友,第一次遇到这样英姿勃发的军人,心中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他的英雄气概,他的爱国情怀,都让这个17岁的少女心生仰慕。
两人一见钟情。
此后,郑洞国常常找借口去看望肖忠贞,实际上是为了见陈碧莲。
两个人在医院的长廊里散步,在梧桐树下聊天,在月光下互诉衷肠。
可郑洞国心里也有顾虑。
一方面,他已经30岁了,发妻离去留下三个子女,自己算是二婚;而陈碧莲年仅17岁,正是青春貌美的时候,年龄上并不般配。
另一方面,他出身普通农家,世代务农,父亲靠种田和裁缝把他供了出来;而陈碧莲的父亲是有名的大律师,在民国颇受尊敬,家世悬殊。
陈碧莲却不在乎这些。
她爱的是郑洞国这个人,是他的忠诚勇敢,是他的铁骨柔情。
她主动向父母表明了心意。
陈鸿藻虽然有些犹豫,可看到女儿如此坚定,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1934年,30岁的郑洞国和17岁的陈碧莲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的日子,真叫一个甜蜜。
郑洞国对这个年轻的妻子宠爱有加,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她。
陈碧莲虽然娇生惯养,花钱大手大脚,可郑洞国从来不舍得说一句重话。
知道陈碧莲身体不好,一直没能生育,郑洞国也不埋怨,反而安慰她说:"咱们有安飞和安腾两个儿子,还有凤云,已经很好了。"
后来,陈碧莲的弟弟见姐姐如此,便将自己的女儿过继给了陈碧莲,让她也体验一下做母亲的感觉。
陈碧莲对郑洞国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视如己出,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郑安飞和郑安腾兄弟也把陈碧莲当作自己的母亲,一家人其乐融融。
婚后,郑洞国继续四处征战,而陈碧莲只要军队一有短暂驻扎时间,她便赶去与他团聚。
两人虽然聚少离多,可感情却越来越深厚。
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
次年秋,郑洞国接任了第二师师长职务。
1936年10月22日,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郑洞国积极投身战场,先后参加了保定会战、徐州会战等战役。
1938年3月,郑洞国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
在这场著名的战役中,他与友军合力击溃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为台儿庄大捷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他又参加了武汉会战。
同年底,郑洞国升任第九十八军军长。
1939年,郑洞国调任新编第十一军(后改番号为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
他加强训练、严明纪律,使部队的战斗力得以大幅提升。
同年,军情加重,郑洞国必须前往云南镇守。
陈碧莲毅然决然跟随丈夫去了云南。
陈碧莲是江西上饶人,妥妥的水乡美人,初到云南的时候,她身体各方面都很不适应,可是爱情让她坚持了下去。
1939年12月,第五军开赴桂南参加昆仑关战役,担负主攻任务。
郑洞国亲临火线指挥,连续攻克罗塘、411高地、界首等重要据点,并两次攻入昆仑关,击毙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让郑洞国的名字响彻全国。
战后,郑洞国升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
部队与日军对战时伤亡惨重,抚慰阵亡将士家属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军队钱财告急,不得不号召众将士募捐。
陈碧莲非常支持募捐活动,主动劝说丈夫拿出自家的积蓄捐款。
她和黄维太太一起奔走募捐,被誉为"怒江之花"。
这件事,让郑洞国对妻子更加刮目相看,也更加珍惜这份患难与共的感情。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
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的,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伽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日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
陈碧莲和郑洞国的第一任妻子覃腊娥是不同的。
受过良好教育的她非常有主见,不愿意和丈夫分隔太远,不想在家独自承担寂寞相思之情。
丈夫抵达印度后不久,她也决定动身前往。
从中国到印度,要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
这条航线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气候恶劣,地形复杂,飞机失事是家常便饭。
很多飞行员把飞越驼峰航线叫作"飞越死亡之谷"。
家人都劝陈碧莲不要冒险,可她铁了心要去见丈夫。
她说:"我不怕,我要和他在一起。"
命运还算眷顾这对夫妻。
陈碧莲几次往返驼峰航线,都有惊无险,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丈夫面前。
每一次见面,郑洞国都会紧紧抱住妻子,眼眶湿润。
他心里既"恨"她,恨她不顾安危执意前来,恨她把自己看得比生命还重;又庆幸,庆幸有生之年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痴爱自己的女子。
不在一起的时候,陈碧莲就给丈夫写信,一封接一封,字里行间全是思念。
她在信里写道:"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
郑洞国每次读着妻子的信,这个铁血男儿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在给妻子的回信里说,你的来信,是我在异国他乡最大的慰藉。
1944年3月5日,在新38师的配合下,新22师攻克孟关。
后来两师合作攻下瓦鲁班。
1944年4月,中国驻印军与麦瑞尔突击队开始进攻密,经过三个月激战,攻克密。
支那
支那
8月,新一军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两个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新六军军长廖耀湘,郑洞国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成立副总指挥部。
10月16日,中国驻印军继续进攻,12月15日攻克八莫。
1945年1月15日,新一军攻克南坎,并继续前进,于1月27日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中国远征军会师。
此后,新一军继续攻占新维、腊戍、西保、南燕、皎麦等市镇。
中国驻印全体官兵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打通了中印缅国际交通线,抗日战争物资再度源源运入中国大陆,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日战争。
在整个缅北战役中,郑洞国展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大胆的作战风格,赢得了史迪威、陈诚等中外军事家的高度评价。
曾在缅北战场做过郑洞国随从参谋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后来评价他说:"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郑洞国被任命为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
9月9日,他参加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战后,郑洞国负责接管上海等地。
那时候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繁华得很。
郑洞国分配到了五原路191号的一栋别墅,他与妻子陈碧莲终于过上了短暂的安定生活。
那段时光,他们一家人在上海过得非常开心。
陈碧莲开始和那些高官太太们交往,打麻将、搞聚会、买名牌,花销日渐增多。
郑洞国虽然知道妻子花钱大手大脚,可他舍不得管,只要她高兴就好。
或许就是在这一段时光里,郑洞国突然有了一种想和妻子过安稳日子的念头。
他想,战争终于结束了,以后可以好好陪伴妻子,过平静的生活了。
可他没想到,命运很快又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战场。
更没想到的是,这个战场,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四】长春围困,调往北京
短暂的和平,随着内战的爆发迅速结束。
1947年10月以后,东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局势急转直下。
1947年7月13日,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
8月,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12月21日,他飞抵南京,请示机宜。
12月24日,又飞返沈阳。
1948年1月,郑洞国任新成立的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此时的他,对东北战局已经彻底失望。
恰好他的胃病又犯了,打算趁着长春尚未被解放军合围之际,去北平养病,一走了之。
可命运偏偏不让他如愿。
1948年3月,他被任命为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率军坚守长春。
郑洞国进驻长春不久,1948年5月,长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包围,长春围困战开始。
24日,解放军攻占长春大房身机场,切断了长春与沈阳的空中联系。
在长春被困期间,摆在郑洞国面前最大的难题,不是无情的炮火,而是比炮火更可怕的饥饿。
坚持了近半年的时间,眼看着军粮只够一个月的消耗,郑洞国联合几个军师长发电报,请求火速空投粮食。
进入10月后,长春守军彻底到了断粮的地步,整个城里一片死寂,毫无一点生气。
到了这个地步,摆在郑洞国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1948年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在长春宣布投诚,长春和平解放。
消息传出后,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军心,全面封锁了郑洞国投诚的消息,而是大张旗鼓地宣传他已经"壮烈成仁"。
1948年10月20日,中央社报道:"长春失守,郑洞国壮烈成仁,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所属官兵300人亦全体殉职。"
远在上海的陈碧莲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差点晕过去。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英姿勃发的丈夫,就这么没了。
她喊来郑安飞和郑安腾,让他们找来《益世报》《华北日报》等报纸,结果都纷纷说郑洞国已经成仁,他和三百余名官兵都牺牲在东北了。
陈碧莲万念俱灰,几乎要随夫而去,幸好被家人及时救下。
可她有所不知的是,就在中央社报道的前一天,《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消息却是《郑洞国率部投降 长春完全解放》。
辗转多时,陈碧莲终于得知丈夫还活着的消息。
她立刻动身赶往哈尔滨。
当她看到丈夫平安无事地站在面前时,两个人抱头痛哭。
那一刻,陈碧莲发誓,一定要好好陪着丈夫,再也不分开。
1950年8月,郑洞国从抚顺回上海家中治病。
途经北京时,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周恩来特地在家中设宴款待。
肖劲光、肖华两位将领也请他到全聚德吃烤鸭,一同叙旧。
席间,周恩来对郑洞国说:"洞国啊,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希望你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郑洞国听了这话,心里很感动。
8月下旬,他住进上海公济医院,接受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公费胃病治疗。
病愈后,在上海家中静养。
在上海静养期间,他慢慢了解了新的政策,思想上也发生了转变。
1951年冬,周恩来再次邀请郑洞国去京,并在政务院会见、宴请了他。
周总理对他的思想进步,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1952年5月下旬,在周总理的关心下,郑洞国由上海迁居北京,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
水利部参事,按后来的行政级别算,属于厅局级。
对一个曾经的将领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郑洞国接到任命后,满心欢喜,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为国家建设出一份力了。
他满怀期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陈碧莲,打算举家北上,一家人团团圆圆,在北京开始新的生活。
可当他兴冲冲地和妻子商量搬家去北京的事宜时,和他一起生活了近20年的陈碧莲,却做出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决定。
陈碧莲看着丈夫,缓缓地说:"要去你自己去,我留在上海,不打算跟你一起走..."
"为什么?"郑洞国愣住了,手里拿着的茶杯险些掉在地上。
"北京太冷了,我受不了那个气候。"陈碧莲别过脸去,语气很坚决。
郑洞国放下茶杯,走到妻子身边,试图劝说她:"碧莲,咱们一家人,怎么能分开呢?你去了北京,咱们还能在一起。北京虽然冷,可咱们可以多穿衣服,多烧暖气。"
"我不去。"陈碧莲的态度异常坚决,"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气候、这里的朋友、这里的一切。北京那么远,那么冷,我去了会水土不服的。"
郑洞国苦口婆心地劝了好几天。
他托母亲去劝,托弟弟去劝,可陈碧莲就是一句"我水土不服"堵回所有好话。
郑洞国有些生气了。
他说:"碧莲,当年你不顾危险,几次飞越驼峰航线来印度看我。现在只不过是从上海搬到北京,又不是要你去什么穷山恶水的地方,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
陈碧莲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洞国,你现在就是个水利部参事,工资能有多少?咱们在北京的日子,能比得上在上海吗?"
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郑洞国头上。
原来,妻子不愿意去北京,真正的原因不是什么水土不服,而是嫌他现在的职位低,工资少。
在上海,陈碧莲已经习惯了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习惯了和那些阔太太们打麻将、办聚会、买名牌。
可到了北京,凭郑洞国一个水利部参事的工资,怎么可能维持她现在的生活水准?
郑洞国看着眼前这个女人,突然觉得有些陌生。
这还是当年那个不顾生死飞越驼峰航线来看他的女人吗?
这还是当年那个和他患难与共、同甘共苦的妻子吗?
可他终究不愿意强迫妻子。
他叹了口气,说:"那好吧,你先留在上海。等我在北京安顿好了,你再过来。"
陈碧莲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1952年5月下旬,郑洞国独自一人北上。
临行前,他回头看了一眼上海的家,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妻子。
他心里想着,等过段时间,妻子想他了,自然就会过来。
火车缓缓启动,驶向北方。
郑洞国坐在车厢里,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到了北京,郑洞国住进了单位分配的房子,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白天去水利部上班,晚上回到空荡荡的房间。
偌大的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给陈碧莲写信,问她什么时候来北京。
陈碧莲回信说,等天气暖和一点再说。
等到天气暖和了,陈碧莲又说,等安排好上海的事情再说。
就这样,一拖再拖,一年过去了。
1953年春天,郑洞国收到了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
他满心欢喜,以为是妻子终于决定来北京了。
可打开信封,里面却是一份离婚协议书,加盖公章,干脆利落。
陈碧莲在信里说,两个人聚少离多,性格不合,已经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希望能和平离婚。
她的态度很坚决,字里行间看不出一丝犹豫。
郑洞国拿着那封信,坐在北京的出租屋里,整整一夜没睡。
窗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他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份离婚协议书,心里五味杂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