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引言：
1997年，香港回归的欢庆还未散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已如秃鹫般扑向东南亚，泰铢、林吉特接连崩盘，金融风暴直逼东方之珠。
港府面临两难：死守联系汇率，则股市楼市崩盘；放手救市，则外汇储备耗尽。国际炒家同时在汇市、股市、期市发动立体绞杀，恒指一路狂泻，市场信心濒临崩溃。
就在港币岌岌可危、炒家胜券在握之际，香港政府竟打破自由市场原则，联合内地资金悍然入市，以天量买盘硬接所有抛单，最终逆风翻盘，让不可一世的索罗斯首次尝到惨败滋味。
01
一九九七年的香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眩晕的兴奋。
七月一日，五星红旗与紫荆花旗在湾仔会展中心同时升起。
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不再是政治，而是财富。
中环交易广场的电子屏上，恒生指数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冲破16000点，创下历史新高。
地产经纪阿强站在湾仔一个新开的楼盘前，看着排队的人群蜿蜒至街角，他对着手机喊道：「陈生，再不落定，下午又要涨十万！」
那时的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银行家们手握雪茄，在中环“龙景轩”的午宴上谈笑风生；置地文华东方酒店的咖啡厅里，基金经理们一边品着香槟，一边敲定着数亿的交易；茶餐厅内，师奶们一边看马经，一边计算着今天股票账户又多了几个零。
人人都相信，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在这片喧闹与欢腾之下，暗流早已开始涌动。
这一切，都要从四年前说起。
1993年3月，第一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曼谷召开。
泰国总理站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
那时的泰国，确实有骄傲的资本——经济连续十年高速增长，人均GDP突破2500美元。
它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并称为“亚洲四小虎”，是继“四小龙”之后，在亚洲腾起的新一代经济奇迹，名号响彻国际。
但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危机。
泰国在1990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全面放开了资本市场。
国际热钱如潮水般涌入，推高了股市和房市。
1992年到1996年间，泰国SET股票指数从711点暴涨至1410点，房价更是翻了四倍。
然而在这光鲜的表象之下，是高达35.8%的不良资产率，总值接近1.78兆泰铢。
远在纽约的乔治·索罗斯，早已看穿了这一切。
这位经历过纳粹追杀的犹太人，对危机的嗅觉异常敏锐。
他在量子基金的办公室里，对着团队分析：「泰国就像一棵被白蚁蛀空的大树，只需要一阵风就会倒下。」
他的计划冷酷而精确：首先从泰国银行借入大量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疯狂抛售，换取美元。
当泰铢汇率崩盘后，再用少量美元换回泰铢偿还借款，赚取巨额差价。
这个计划的残酷之处在于：泰铢跌得越惨，他就赚得越多。
1996年初，索罗斯开始对泰国进行试探性进攻。
泰国央行迅速反击，动用120亿美元外汇储备拉回汇率，暂时稳住了局势。
但这一战暴露了泰国的底牌，也让索罗斯确信，这头“虎”已是瓮中之鳖。
真正的总攻在1997年6月展开。
索罗斯联合一众国际炒家，在短短几天内向市场倾泻了数百亿泰铢。
泰国央行行长在办公室里彻夜未眠，电话响个不停。
「我们只剩下300亿美元外汇了，」助手低声报告，「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6月30日，泰国政府做出了最后一个绝望的决定：动用全部外汇储备接盘。
那一天，曼谷的银行门口挤满了想要兑换美元的市民，股市单日暴跌10%。
到了7月2日，泰国政府终于撑不住了，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
泰铢在24小时内贬值60%，无数中产阶层的财富瞬间蒸发，昨日还在计划海外度假的家庭，今日已为生计发愁。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这一战中净赚40亿美元，而泰国却付出了惨痛代价：56家金融机构倒闭，失业率飙升，经济增长倒退了十几年。
得手后的索罗斯并未停歇，他将目光投向了其他东南亚国家。
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电视直播中怒斥索罗斯是“纵火犯”、“全球经济的罪犯”，但这也无法阻止林吉特在三个月内贬值40%，该国数十年的建设成果大幅缩水。
在印尼，印尼盾暴跌85%，引发大规模骚乱，导致执政32年的苏哈托政权倒台。
菲律宾比索也未能幸免，汇率体系几近崩溃。
“四小虎”接连倒下，整个东南亚哀鸿遍野，金融风暴的硝烟弥漫在整个亚洲上空。
而在香港中环的办公室里，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紧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曲线，对身边的助手说：「他们就要来了。收拾完'四小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
与此同时，在九龙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劏房里，的士司机陈国明正和妻子看着电视上的财经新闻。
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空”，也不关心索罗斯是谁。
他只知道，自己用全部积蓄，加上从财务公司借来的二十万，全部投进了一只叫“百富勒”的股票里。
妻子笑着对他说：「我们香港不一样。明年，我们也许能换间大点的屋。」
陈国明点了点头，脸上笑着，心里却随着新闻画面里曼谷市民的哭丧脸而莫名地闪过一丝不安。
他打开窗，夜风灌进来，窗外是香港不灭的灯火，璀璨，却仿佛一触即碎。
暗流，已在海底深处积聚力量。
当“四小虎”的哀鸣渐息，风暴的目光，已牢牢锁定了东方之珠。
02
1997年10月，台风季本已过去，但香港的金融天空却骤然变色。
10月20日，星期一。
中环长江集团中心的办公室里，基金经理李明伟第一个发现异常。
他的屏幕上，新台币汇率在开盘一小时内断崖式下跌9%。
「台湾放弃了，」他喃喃自语，手中的咖啡杯微微颤抖，「他们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
这个消息像病毒一样在交易员之间传播。
与香港一样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台湾，在索罗斯等国际炒家发起攻击后，当局在短短三天内就宣布弃守新台币汇率。
这个决定让国际炒家轻易获利，却让普通台湾民众的财富瞬间缩水。
更致命的是，台湾的迅速“投降”，让国际炒家的火力得以全部转向香港。
「台湾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在紧急会议上说，「他们保住了外汇储备，却失去了市场信心。而我们，必须走另一条路。」
10月21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携横扫东南亚的余威，正式对香港发起总攻。
上午九点半，开市钟声刚落，抛售指令就如潮水般涌来。
100亿、200亿、500亿……港币抛单在系统中堆积如山。
任志刚站在交易大厅，看着汇率曲线像过山车一样俯冲而下。
「他们同时在汇市、股市、期市三个市场发动攻击，」助手的声音有些发紧，「这是立体式的绞杀。」
任志刚快步走向办公室，他的脚步依然稳健，但握紧的拳头暴露了内心的波澜。
窗外，维多利亚港依旧繁忙，但他知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打响。
与此同时，在九龙旺角的汇丰银行分行门口，排队的人龙已经绕过了两个街角。
的士司机陈国明摇下车窗，看着焦虑的人群，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回事？」他问路边的报摊老板。
「都在换美元啊！听说港币要像泰铢一样大跌了！」老板一边收钱一边喊，「你还不快去排队？」
陈国明犹豫了一下，摸了摸口袋里的存折。
那里有他攒了十年的积蓄，刚好够付一套400呎公寓的首付。
但想起昨晚电视上泰国人排队兑换美元的画面，他还是把车停在了路边。
银行里，冷气很足，但陈国明的额头却在冒汗。
他前面的老伯不停地看表，后面的年轻白领一直在打电话：「对，全部换成美元，现在就要！」
轮到陈国明时，柜员抬头看了他一眼：「先生，要换多少？」
「全部。」他听见自己说，声音干涩。
就在陈国明取出全部积蓄的同时，金管局会议室里正在上演一场激烈的争论。
「我们必须提高利率，」任志刚面对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和特首董建华，语气坚决，「这是唯一能提高炒家借贷成本的办法。」
「但利率飙升会扼杀股市和地产，」一位经济顾问反对，「这会要了香港经济的命。」
曾荫权沉默地转动着手中的钢笔。
他想起昨天路过中环时，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证券公司门口欢呼——那时恒指刚刚创下新高。
而现在，那个年轻人可能正面临破产。
「我们没有选择，」曾荫权终于开口，声音疲惫，「先保住汇率，这是香港金融体系的基石。」
10月23日，中午十二点整，金管局宣布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从9%大幅提高到300%。
消息传出，交易厅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更大的混乱。
电话铃声、叫喊声、敲击键盘的声音混作一团。
恒生指数像自由落体一样直线下跌，十分钟内暴跌1000点。
在旺角的一间证券行里，陈国明看着屏幕上的一片血红，双腿发软。
他不仅换掉了所有存款，还听信经纪的劝说，做空了恒指期货。
此刻，他既希望港币贬值让自己兑换美元获利，又害怕股市暴跌让他的做空仓位爆仓。
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在这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心里激烈交战。
当天下午四点收市时，恒指报收10426.3点，单日下跌10.4%。
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深夜十一点，特首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
董建华站在窗前，望着香港的夜景。
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北京的直接线路。
「中央已经了解情况，」电话那头的声音沉稳有力，「请转告香港市民，祖国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与此同时，在纽约的四季酒店套房里，索罗斯正在品尝一瓶1945年的木桐酒庄红酒。
他对身边的基金经理们说：「香港人守不住他们的汇率。没有人能违背市场规律。」
他的自信并非没有道理。
在之前的每一次战役中，那些国家的央行最终都屈服于市场的力量。
香港，在他看来，也不会例外。
但他忽略了一点：香港的背后，站着一个决心守护自己领土完整的中国。
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北京会见外宾时，特意对香港局势发表讲话：「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不惜一切代价”，这六个字通过电波传遍全球，也让索罗斯第一次皱起了眉头。
他意识到，这次的对手，可能不太一样。
然而，市场的恐慌已经形成。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恒生指数继续下探，最终在12月跌至8779.44点，较8月高点下跌超过40%。
圣诞节的香港，灯火依旧璀璨，但节日的喜悦掩盖不了空气中的焦虑。
陈国明开着出租车在中环兜客，经过一栋栋摩天大楼，看见许多窗户依然亮着灯——那是金融从业者在加班处理危机。
他在红绿灯口停下，旁边停着一辆崭新的奔驰，车里的男人正在痛哭。
陈国明认得那张脸——是经常在财经电视上出现的证券分析师，曾经预言恒指会冲上两万点。
那一刻，陈国明突然感到一种奇特的释然。
他想起自己那点全部换成了美元的积蓄，虽然也在贬值，但至少他还能开着出租车，一天一天地赚着现钱。
而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金融精英，他们押上的是整个职业生涯，甚至是一生的信誉。
在这场风暴中，没有人能够真正幸免，只是每个人失去的东西不同罢了。
而香港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决战，要在九个月后才会到来。
此刻的平静，只是暴风雨中的间歇。
在香港政府的顶层办公室里，一个大胆的计划正在酝酿——一个将打破所有市场经济规则的计划。
但这一切，普通的香港市民还一无所知。
他们只能在日渐冷清的商场里，在不断贬值的资产中，在日益沉重的生活压力下，等待着，期盼着，一个他们自己也无法预知的未来。
03
1998年8月，香港的夏天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
8月5日，立秋前三天，索罗斯的基金联合其他国际炒家，在伦敦、纽约、香港三地同时发难，一天内抛售了超过200亿港币。
这一次，他们改变了战术——不再单纯攻击汇市，而是将矛头直指股市和期市。
「他们这是在玩声东击西。」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在紧急会议上指出。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尽管空调开得很足，但在座每个人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
曾荫权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如果我们只守汇市，股市就会崩盘。但如果分兵救市，我们的外汇储备根本撑不住。」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守汇市，意味着要维持高利率，这将扼杀股市；救股市，就要降低利率，这会导致港币沦陷。
8月11日，恒生指数跌破7000点大关，创下五年来新低。
香港街头开始出现抗议人群，其中不乏因炒股破产的中年人。
在湾仔的一家证券行门口，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男人跪在地上痛哭——他刚刚得知自己的保证金账户被强制平仓，二十年积蓄化为乌有。
自1997年10月索罗斯首次试探以来，香港在近一年间都处于痛苦的被动防御状态。
金管局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成功守住了港币汇率，但高昂的代价是股市与楼市的‘失血’。
至1998年8月，恒生指数已从高点腰斩，市场信心濒临崩溃。
港府意识到，传统的防守策略已走到尽头。
8月13日，星期四。
特首董建华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窗外，维多利亚港上空乌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我们不能再这样被动防守了。」董建华停下脚步，对在场的曾荫权、任志刚等人说。
任志刚深吸一口气：「只有一个办法，但会违背我们一直坚持的自由市场原则。」
「你是说……政府直接入市？」曾荫权的声音有些颤抖。
「对。用外汇基金直接买入股票和期货。」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这个决定意味着香港政府将亲自下场，与国际炒家正面交锋。
如果失败，香港的金融体系将彻底崩溃。
第一回合
8月14日，星期五。
早上八点，香港金管局破例在交易时间前召开记者会。
曾荫权站在闪光灯下，声音坚定：「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香港的金融稳定。」
与此同时，在中环的一间秘密交易室里，三十名最优秀的交易员已经就位。
他们被告知，未来几天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期间不得与外界联系。
没有人知道，他们即将参与的是一场关乎香港命运的决战。
上午十点，开市钟声响起。
交易员小李紧盯着屏幕。
按照指令，他要在不引起市场注意的情况下，缓慢买入蓝筹股。
然而开盘不到十分钟，一笔巨额卖单突然出现，将汇丰控股的股价瞬间打压3%。
「他们发现了！」小李对着麦克风喊道。
「继续买入，不要停。」耳机里传来任志刚冷静的声音。
索罗斯站在纽约曼哈顿量子基金交易室内，看着刚刚开盘的数据，嘴角带着志在必得的微笑：「按这个速度，他们的外汇储备撑不过一周。香港，将是我们的收官之作。」
他自信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吃掉香港如同探囊取物。
然而，他话音未落，港府的资金便开始排山倒海地涌入市场。
这一天，香港政府动用了超过40亿港币，将恒生指数逆势推高了564点，收报7224点。
虽然首战告捷，索罗斯在当天的试探性交锋中便损失超过8000万美元。
但每个人都清楚，这仅仅是开始。
首战受挫，但索罗斯在收盘后依然镇定，对麾下基金经理们说：「这点损失，不过是喂给老虎的一块肉。下周，我要他们连本带利吐出来！」
而他不知道的是：周末，两名来自北京的央行副行长悄然抵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