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得新看A股公司治理痼疾：当实际控制人成为上市公司最大风险

前言

表面架构齐全的上市公司治理，在实控人绝对控制的阴影下，往往沦为一场“皇帝的新衣”。康得新财务造假案正是这种治理痼疾的集中爆发。

作为专注证券犯罪领域的律师，我见证过多起类似案例。在多年的执业经历中，我深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下实际控制人与董监高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与无奈。一面是追求企业决策效率、抢占市场先机的经营压力，另一面是日益严格的资本市场监管政策与合规红线的束缚。夹在其中的董监高，常常陷入“听命”与“守规”的两难境地，而实际控制人则可能因对规则的漠视或侥幸心理，将整个公司拖入法律与经营的双重深渊。康得新案绝非孤立事件，而是A股市场公司治理缺陷的缩影。实际控制人通过《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将122亿元资金“不翼而飞”，表面完善的内部控制形同虚设。

本文正是基于对上述治理困境的深刻观察，试图通过解构康得新这一典型案例，为面临类似治理结构风险、徘徊在合规边缘的上市公司及其决策层，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转型思路。

这一案例凸显了公司治理中“形备而实不至”的普遍现象。随着新《证券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深入实施，实际控制人责任与公司独立人格的冲突已成为上市公司面临的首要法律风险。

01公司治理的“形备实不至”：表面规范下的控制权滥用

康得新案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形式上完备的治理结构，完全可能被实际控制人架空。这一现象在A股市场，尤其是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颇具代表性。

从表面看，康得新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治理架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制度一应俱全，内部控制制度和财务审批流程规范严密。然而，实际控制人钟玉通过多重手段，将公司治理变成了“纸面文章”。

实际控制人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机制实现对公司绝对控制。交叉任职是常见手段——钟玉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集中。股权结构设计则通过金字塔式持股、一致行动人协议等方式，用较小资本撬动更大控制权。

最致命的是资金控制。2014年康得投资集团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签订的《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使得上市公司资金被实时、全额归集到控股股东账户。这一安排彻底架空了公司财务独立性，为后续资金占用埋下伏笔。

内部监督机制全面失效。董事会缺乏独立性，多名董事与实控人关系密切；监事会成员缺乏专业背景和独立资源；独立董事则面临信息不对称，难以深入了解公司真实运作。

这种“形备实不至”的治理模式，绝非康得新独有。在我的执业经历中，发现大量非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类似隐患。实际控制人将上市公司视为“私人领地”，公司治理沦为应付监管的形式主义，这是A股市场的一大痼疾。

02实际控制人权力的法律边界与责任困境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本身并不违法，问题在于权力滥用的法律边界模糊。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虽然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实践中面临认定难题。

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认定标准存在模糊性。根据现行法律，实际控制人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然而，在行政监管与司法实践中，控股股东往往被直接认定或披露为实际控制人。

这种概念上的混淆，为实际控制人责任追究带来困难。在康得新案中，如何证明钟玉作为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力，需要综合多方面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人格混同的证明是实际控制人责任认定的核心难点。在康得新案中，司法机关通过分析资金流向、合同签订、决策过程等证据，证明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在财产、业务、人员等方面高度混同。

特别是资金混同的证明，122亿元资金通过现金管理协议被归集至控股股东账户，成为证明人格混同的关键证据。这种“存贷双高”的异常现象，是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力的典型表现。

责任追究的行刑衔接机制不完善也加剧了实际控制人权力滥用。行政调查与刑事追责的标准不统一，在此之前，程序衔接也存在障碍，使得实际控制人可能逃避刑事制裁。

在康得新案中，行政调查发现的证据如何转化为刑事定案依据，涉及复杂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问题。这也凸显了在实际控制人责任案件中，行政、民事、刑事三位一体的追责体系尚未完全畅通。

03刑事合规视野下的公司治理重构

康得新案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必须从刑事合规的高度重构公司治理体系，实现从“形式合规”到“实质合规”的转变。

构建实际控制人权力制衡机制是治理重构的核心。上市公司应建立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明确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引入实质独立的董事制度，确保董事会能够有效制衡实际控制人权力的滥用。

在我的法律服务实践中，建议上市公司设立由独立董事主导的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对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的交易进行实质性审查。重大资金往来、担保行为必须经过委员会独立评估，并强制披露。

强化财务独立性和资金安全是防范实际控制人滥用的关键防线。上市公司应与控股股东实现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五独立”，特别是银行账户的独立管理，严格杜绝资金共管、归集等安排。

针对资金管理，建议引入第三方存管模式，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对上市公司资金进行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同时建立资金异常预警机制，对大额资金往来实行实时监控。

完善内部举报与监督机制是发现实际控制人违规行为的重要途径。建立有效的举报人保护制度，对如实举报实际控制人违规行为的员工提供充分法律保护和经济激励。

04监管与司法的应对：从“追首恶”到“惩帮凶”

康得新案后，监管与司法层面呈现出“全链条打击”的新态势，强调“惩首恶”与“打帮凶”并重，这一趋势在我参与辩护的多起案件中有明显体现。

“追首恶”理念的落地是当前证券犯罪打击的重点。司法机关越来越注重追究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而非仅处罚上市公司本身。在康得新案中，实际控制人钟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体现了这一导向。

在办案实践中，我发现司法机关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对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追究：一是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查标准，穿透股权结构识别实际控制人；二是综合认定行为性质，不局限于单一罪名；三是责任连带的扩大适用，确保实际控制人为其操控行为承担全面责任。

“惩帮凶”机制的完善是全链条打击的重要环节。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实际控制人实施违规行为的“帮助者”，也成为重点追责对象。在康得新案中，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因现金管理业务中的角色受到调查。

在我的案件代理中，观察到监管机构对中介机构的问责明显加强。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等“看门人”如未勤勉尽责，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这种全链条追责机制，有助于消除实际控制人违规行为的“帮凶”。

行刑衔接机制的优化是提高执法效能的关键。证监会与公安机关的案件移送、证据转换、信息共享等机制不断健全，行政调查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更加顺畅。

我参与的多起案件显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效率明显提升，实际控制人难以再利用程序空隙逃避责任。这种“行刑协同”的打击模式，大大提高了证券违法犯罪的成本。

05律师在证券犯罪辩护与合规建设中的双重角色

作为兼具管理学与法学背景的律师，我始终倡导在证券犯罪领域采取“辩护与合规并重”的策略。律师不仅是违规之后的辩护者挽救者，更应是合规建设的推动者。

在刑事辩护中，精准识别实际控制人责任边界是有效辩护的关键。在我的执业实践中，注重从多个维度为当事人提供辩护：一是行为性质辩护，区分商业判断与故意违法；二是责任主体辩护，厘清实际控制人与管理层的责任边界；三是因果关系辩护，论证行为与结果的关联性。

例如，在一宗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中，我们通过证明实际控制人未参与具体造假行为，成功将实际控制人的责任与直接责任人员分离，避免了不当的责任连带。

合规体系建设服务是防范实际控制人风险的前置保障。我带领团队研发了《上市公司证券刑事风险体检》《证券犯罪行刑衔接证据指引》等实用工具，帮助企业建立实际控制人风险防控机制。

这些工具包括：实际控制人行为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性行为；关联交易审查流程，确保交易公平性；资金往来监控机制，防止资金占用；信息披露审核程序，保证披露真实准确。

全流程法律服务模式是应对实际控制人风险的有效路径。我团队创建了“行政调查→刑事辩护→合规重建”的全流程服务模式，覆盖风险防控、案件应对、事后修复各环节。

在这一模式中，律师不仅在违规发生后提供辩护，更在违规发生前协助企业构建防控体系，实现“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修复”的完整闭环。

对于徘徊在类似治理困境中的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人，当前唯一的出路是主动构筑刑事合规防火墙，从“幕后操控”走向“台前合规”。

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和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康得新案将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进化的里程碑。实际控制人责任与公司独立人格的平衡，将决定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未来。

王科栋律师/文